“我们一共生了五个小孩，有两个小孩没养活。那时候条件也差，养活一个小孩不容易。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家总是有吵架、打架的事。我这个人很善，可我和我归里人就是合不来。那时候要干的活也多，累了心情都不好。二十多年前，我想过和他离婚，可又舍不得三个孩子。至于那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件事，我是觉得他太不把我当人，所以……我只是想气气他的。人活一口气。有年落雪，天啊天，我们吵了一架，我当时就走了，想去我老妹家。谁知道他追了两里路，把我衣服都撕了将我拖回了屋场，把我冻得要死。我女儿知道后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这些事都过去了，他发蛮的时候很蛮。当然也不总是这样，我当年没有和他离婚，还因为他好的时候对我也非常好，总是喊我的名字，一遍遍地喊，喊得心里暖暖和和的。我平时能忍就忍，不管谁欺负我，都不做声。至于后来，有人冤枉我和某某人有事情，那真是冤枉，人不知天知。有些人就是那么坏，喜欢在背后嚼舌头。现在老了，离土也不远了。哎，人生在世，就这么回事。有些事情不是你能把握的。我今年养了一窝鸡，本想能下几个鸡蛋吃的，结果几个鸡母子都死了，只剩几只公鸡，想吃鸡蛋都没有，天天还被吵得要死。
“我归里人也不容易，现在六十多岁还经常在外面打工，四处跑。前几年在南昌打工，被车撞倒了当时都没有人知道，过了好久才被送到医院，提起这件事我都伤心。在屋场没什么事做，有一阵子我也喜欢打麻将，别人一吆喝我就忍不住，结果输了些钱。我归里人回家后便问我他打工的钱去哪了，吓得我半死。不过现在上年纪了，他不动手了，只是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通，说你怎么不找药喝呢，怎么不找棵树吊死呢，哈哈，当时我真是很难过，输了钱难过，被骂更难过，两头受气。有一次打麻将，我差不多一天都没怎么和牌，结果输了一百多，我家细佬（当地土语，指最小的孩子）气得死，几天都没喊我妈，说别人不想要咱的钱，咱也不想要别人的钱，要是这一百多元不输掉，能吃几天好的。”
关于兰阿姨家的细佬，村里有个传闻是，有一次兰阿姨打农药没有看说明书——因为不识字，结果把地里的庄稼给打坏了，这位细佬一时火起，竟扬言要将兰阿姨如何如何，遗人笑柄。
那天，兰阿姨非常平静地和我叙述着自己生活中的点滴，时而发出爽朗的笑声。在我印象中，兰阿姨并不爱打麻将。从前返乡的时候，我也会陪着村民们打上几圈麻将，兰阿姨经常坐在我边上看我打牌，没多久她便打起瞌睡来。到大家快散时，她才睁开蒙眬的睡眼，问正要散去的各位“是输了还是赢了”。
兰阿姨与我说起的生活中最苦中作乐的一件事发生在1983年夏天。由于鄱阳湖地区发水灾，村里漫进了大水，许多人都撤到高处避水，兰阿姨和小女儿继续在自家床上睡觉。当时她家的水也已经没过了脚踝。谁知睡到半夜时，床突然塌了，母女俩咕咚都掉进了水里。
“哈哈哈，当时把我吓得要死。怪只怪那些该死的白蚁，平时把床脚都给蛀空了，等水一浸，床就倒掉了，害得我们半夜找了两条凳子，将床板搭在上面睡了一夜。”
兰阿姨说，农民好可怜啊，日子过得太苦，一年忙到头，一亩地的纯收入也就两百元左右。全家水田旱田加起来不过十多亩，如果只靠务农，全年收入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年纪大了，她会考虑重新出去打工。
“一年少说也能赚一万五六千，村里有些人在外打衣服，赚得不少。在外重要的是不要受人骗，不要被人骗去搞传销。”
几年前，兰阿姨曾经去女儿在浙江打工的地方做了一年工，“比在归里（家里）作田好赚钱多了。”不过和从前相比，由于采用抛秧技术，而且租机器收割，现在种地倒并不十分辛苦。在过去，就说种植一季水稻，从耕田、耙田、播种、扯秧到栽禾、耘禾、施肥、打药、割禾、打谷、晒谷，再到最后守到粮站卖粮食，一年到头忙个不停，真是苦死累死。兰阿姨说，平时打农药辛苦不说，最危险的是有一年耙田，摔倒了，她被耙齿挂破了腿肚子，骨头都清晰可见，很快田里染满了鲜血。
“要不是自己皮肤好，现在腿上会有一条很长的疤。”兰阿姨一半庆幸一半后怕地说。
“苦是苦，好在我到咱屋场四十多年，一直没有得过什么病。农民不怕生活苦，就怕发病。这些年，我被我归里人和细佬逼得要死。以前我归里人得肾炎、得黄疸肝炎，瘦得皮包骨头。上厕所时跌坐在窖板上，爬都爬不起来，差点掉到茅坑里去了。那时候只花了一千多元治好了。要搁现在，怎么也得花个几万元。前几年我细佬得了一身病，胃病、尿结石……花了几万元。好在现在合作医疗能报一些。当时我家细佬疼得连被子都撕破了，我和他爸看到也是心疼得不得了，直出眼泪，说就是卖屋也要把细佬的病给治好。”
最让兰阿姨操心的是孩子的婚事。虽然她一直以“细佬”来称呼自己唯一的儿子，但这个儿子如今实际上已经三十多岁。由于沉默寡言，家里条件又不是太好，一直未娶到媳妇。眼瞅着村里同龄人的孩子都上了中学，兰阿姨日益焦虑起来。而现在当地娶媳妇，男方先得给女方家里八万块钱，这对于兰阿姨一家来说，同样也是个不小的负担。
接下来，兰阿姨与我重新谈起了她的大家庭：
“我二哥过来的时候，已经在老家结了婚，并且生了一个儿子。到江西后就在咱隔壁屋场定居下来，先后又生了三个孩子，两男两女。大女儿有次发烧，没能及时退烧，给烧死了。我二哥是个可怜的人，有一次追别屋场来禁山上偷柴的人，追出好几里路，结果被人家一群人围住打得吐血，我猜可能是被点穴的人给摸坏了，从此一直卧病在床，又没有钱治，大概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死了。
“后来我大哥就从老家赶了过来，把我二嫂和三个孩子接回了海安老家。我大哥一直没结婚，就按我爸的意思和我二嫂结了婚，不过他没再要孩子，说侄子和崽是一样的。三个孩子也一直管他叫爸。不幸的是，小儿子老四掉水里淹死了。我嫂子这个人太马虎了。四个孩子现在只剩老大老三，两男两女变成了一男一女。
“前几年我大哥过世了，只活到68岁。说是说得肝癌死的，不过他病倒的真心原因是帮屋场的妇女打农药。老家田里虫子多，谷子黄了以后还得打一次农药，否则照样会被虫子吃掉。
“不知道怎么回事，在我老家有好多人在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就得癌症死掉了，而且死的多是男人。我哥帮忙给别人家里打农药，也是因为那些人家男人死掉了。说来也真是悲惨，我那个屋场共有七八十人，到我哥几年前过世下葬的时候，通屋场只能找到两个能帮忙的男人。我爸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我也奇怪为什么那里有那么多的人得癌症，不知道是不是和近些年的环境污染有关系。两个儿子先后都死了，几年前，我爸跪在我大哥的床边，哭得好伤心。我们几个子女一直没在老家，只有我大哥在他身边。老人家过得也是好可怜。”
谈起二哥的时候，兰阿姨给我印象最深的话是——“那时候实在是太穷了，家里吃都不够，要是搁现在，就是拼命我也帮着我二哥把病治好。村里××得了病，我也捐了点钱，虽然没救过来，但我总还是尽了一份力。”
兰阿姨说，几十年来回江苏老家次数虽然不算多，但是那边现在的日子过得的确要比江西这边好了。大哥过世的时候，她回去了一趟，看到许多人家都盖起了几层小楼。只是人太少了，过年也没有几个人，只有老人和女人在家。
“我路过扬州，现在真是富得不得了，走在那里你都分不清哪是城市，哪是农村。记得我逃荒的时候，路上到处是茅屋。”
至于兰阿姨的妹妹，年少时她曾经在小堡村里住过几年，待长大成人，嫁到了垦殖场几十里外的另一个分场。逢年过节，她时常会带着一双儿女到村子里来玩。两个孩子穿得时髦，而且说一口普通话，村里的孩子只当他们是城里孩子。事实上兰阿姨的妹妹并没有嫁到城里，而是嫁给了一个农民。不同的是，在七十年代，那片村子转为全民单位，可以吃商品粮、拿工资，属于有国家撑腰的农民。后来不愿种地了，他们也有机会进工厂上班。小堡村在七十年代本有机会转为全民单位，但是当时主事的大队干部拒绝了相关转制。因为这一决策，八十年代以后，这位干部饱受责备。有人批评他目光短浅，不知道为农民多考虑一点，否则现在每家每月都可以拿到两千多元的退休工资。有人批评他太自私，表面上是为了“农业学大寨”，闯出集体经济的新路子，实际上是因为害怕转“全民”后自己做不了“土皇帝”，担心自己权力上交，而在当时，生产大队有汽车、有窑厂，什么都是他这集体的一把手说了算。
这些年，我常听到村里的农民们感慨，如果当时那位一把手能够想得远一点，转了“全民”，几个生产队上了年纪的农民就可以“托国家的福”，现在不用种地，天天坐家里打麻将都可以了。当然，政策也实在难以预料，如果这些所谓的集体土地能真正属于农民，而且可以因此获得收益，恐怕这些农民又会赞扬当年那位一把手有先见之明。不过这也只是合理想象。这位一把手晚景并不好，一来暗地里总是被人责骂，二来由于既未转成国家干部，又没有转为全民，他自己每月只有两三百元的补贴，而其他大队当年同意转为全民单位的普通职工退休后一个月差不多能拿千元左右的退休金。
两姐妹在当地嫁的都是农民，命运却大为不同。妹妹一家早些年便已经在九江城里买了房子，不仅有医保，老了还有退休金，可谓住在城里“享清福”，过着相对体面的生活，妹夫为人也极尽温良，对妹妹呵护有加。而做姐姐的嫁的是集体单位，属于没有国家撑腰的人，至今仍站在太阳底下，背着一个大药水桶给庄稼打农药。
虽然偶尔也会感叹命运不公，说起妹妹，她总是满面笑容：
“我老妹对我很好，上次从九江回来，送我上车前还给塞了六十块钱，说姐你这路费该我帮你出。平时偶尔也给我点零花钱，最多一次给过一百。前几年九江发地震，我老妹立即给我打了电话，说姐啊，晚上不能住屋里啊，我们都搬在外面住了。”
如今回想起来，2008年我与兰阿姨的数次长聊是我搜集小堡村口述历史时最愉快的经历。她对我的信任与坦诚，超越苦难生活的豁达，让我难以忘怀。此时此刻，当我根据当时的录音资料整理出一些有关她的故事的时候，更发觉她几乎是从头笑到了尾，话里话外没有一点对自己人生悲凉的感叹。是的，都过去了，轻松得仿佛在谈论一部她刚刚看过的喜剧片。
由于几次聊天的时候都背着个药水桶，兰阿姨的这个形象一直烙刻在我的记忆里。一个饱受家族苦难的逃荒者，一个清瘦而不失风韵的普通农妇，一个日日辛劳而生活过得并不如意的乡间劳动者。还记得兰阿姨向我抱怨自家的那个药水桶不行，打起来很费劲，总压不出药水来，“有的人几百元买的药水桶，非常好用”。
幸福让人望穿秋水，不如意的事情总是不期而至。现实是，越来越多的虫子开始啮咬她并不美妙的生活。三年后的春节，就在各位游子与留守村里的“386199部队”会师，忙着切磋各式赌具时，我却发现兰阿姨神情落寞地坐在自家门前，终日无言无语。一问村民才知道头一年她生了一场大病，在南昌的医院里抢救了几天，此后又在精神上出了点问题，“到处乱跑，说胡话”。至于原因，村里人的解释多是生活压力大，一是生病花掉了很多钱，二是孩子的婚事至今没有着落。
我走过去找兰阿姨聊天，她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当我陪着她坐一会儿，准备给她留点钱时，她竟然惊恐地叫了起来，说我还记得你的名字，谢谢你的好意，不过钱绝对不能收。据说前段时间有个亲戚想给她塞点钱，她也没敢接。兰阿姨说：“我不能拿别人的东西。”而她的归里人，与她患难一生的丈夫，早在几年前信了观音菩萨，屋里时常会播放一点佛乐。据他说，兰阿姨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不识字”而误喝了东西。
我知道兰阿姨一生命运多舛，但是那么惊恐无助的眼神，却是我第一次见着。世事真是难料，就在2008年的那个夏天，她还神采奕奕地与我谈她的家族往事，谈一生的挣扎与挫折，甚至庆幸自己从来没有得过大病，而这次生病，差不多将她的生活彻底摧毁。
写这篇文章时，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母亲说，兰阿姨现在的身体有所恢复，比以前好多了。她的细佬身体也好了，养得很壮实，现在也在外头打工，一个月能赚两三千块钱，“只是很辛苦，一天站到晚，不知能做多久”。
无论苦难与欢笑，一息尚存，生活仍要继续。故乡，远在千里之外。我只希望下次回家时，能重见兰阿姨健康的身影，能听到兰阿姨爽朗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