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左看齐：心向毛主席。
齐步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遍）
跑步走：紧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
稍息：提高警惕。（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解散：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永远“形势一片大好”
尽管已经是和平年代，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却是革命话语与斗争话语。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小堡村所在的永修县因暗含“永远修正主义”而一度易名为“永红”。同时，为了配合“文化大革命”以及“抓革命，促生产”，转年3月24日，“永红县”还出了一份名为“第一线”的简报，编印方为“永红县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
前面讨论“农村是前方还是后方”，其实在这样一个全民皆兵的时代，一个人人都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时代，从生产到生活，整个国家更像是一座兵营，每位公民都被收编成为国家的战士，是无所谓前方与后方的。人们永远生活在第一线，工作在前线，而且只能是这样。透过《第一线》这份刊物，你会看到那个时代迸射出怎样的刀光剑影，以及种种无孔不入、无事不沾的革命大话。在当时，甚至包括春种秋收、施肥除草这样的寻常农家事，通常也都要当作一场战役来加以修饰。
比如，1967年4月3日出版的《第一线》第四期，头版文章即为“高度集中劳力，坚决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4月14日的第八期树典型谈某大队“破私立公，大闹春耕”，“人听党的话，地听人的话。这个大队的党员通过整风，明确了方向，提高了思想觉悟，挺身而出，杀上了春耕生产第一线”。
现在的人们常常抱怨各级政府官员“报喜不报忧”，过去却是报忧也报喜，而且是大忧大喜。大忧是，阶级敌人永远活动猖獗，他们放火、投毒、散布流言蜚语、骗农民参与赌博、请客吃饭，亡我之心不死，甚至可能像影片《艳阳天》里的坏蛋一样为了破坏生产而掐死无辜的孩子；大喜是，无论环境多么险恶，形势永远“一片大好”。
所以，你在《第一线》这样的简报上会看到这样的话：“××公社广大革命群众，同全国各地一样，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在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猛烈，向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展开猛烈攻击的同时，猛促生产、猛促春耕，‘抓革命，促生产’形势大好。”（《第一线》，第10期，1967年4月19日）转天，简报又刊登了声讨***的文章——《全县广大贫下中农愤怒声讨中国的赫鲁晓夫》。然而声讨归声讨，到文章结尾依旧务必高歌一曲——“目前，一个以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正在全县农村中进一步深入发展，革命生产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第一线》，第11期，1967年4月20日）在批判会上，一位老农说：“今天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翻了身，谁要再搞什么资本主义复辟，我就要用这条老命给他拼了。”连“老命”都要“拼了”，还是“形势一片大好”。李敖嘲笑今日中国是“形势大好，人心大坏”，回想过去那个时代，人人奉献牺牲，事业一塌糊涂，不啻为“人心大好，形势大坏”。
插秧歼灭战
还在乡下读书时，我没少陪父母一起扯秧、插秧、耘禾、收割稻谷。扯秧通常是在早晨。最享受的是，在回家吃早饭前，担两筐秧到自家的水稻田边，然后逐个拎起一捆捆新绑的秧苗，看它们被抛向水田时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然后直挺挺地落立在水中央……当然，劳累也是难免的。插秧之时，虽然经常会受到蚂蟥与牛蟥等吸血鬼的叮咬，但我很难将插秧这平常的劳动与战争或者阶级敌人的破坏联系起来。然而在战天斗地的当年，有些读书、写字的人却可以完成这种荒诞的联想。
1967年5月3日第十七期的《第一线》，头条是“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遵照毛主席打‘人民战争’的思想，打好插秧歼灭战”。文章开篇是这样写的：
全县广大贫下中农、民兵、红卫兵小将、造反派同志们、革命干部同志们：目前一场紧张而繁忙的早稻插秧战斗，已面临短兵相触的紧要关头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春耕生产有强烈的季节性，因此县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要求全县广大贫下中农、民兵和革命干部以及各行各业的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紧急行动起来，遵照毛主席“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的教育，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集中全力，猛打早稻插秧的歼灭战，打响春耕生产的第一炮。
全县各人民公社，垦殖场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在抓革命、促生产运动中，大力开展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用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和生产，有力地促使我县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春耕生产高潮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奔腾前进……为此，各地必须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教导，动员千千万万的劳动大军，挖掘一切可以挖掘的劳动潜力，充分发挥人的积极因素，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全力投入突击早稻插秧战斗。……我们要求各级革命生产临时委员会（领导小组）在大打早稻插秧的“人民战争”中，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更新更大的高潮。做到越忙越要学，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贫下中农的头脑，指导插秧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不少地方的插秧工作确有军队参加：
在大打早稻插秧歼灭战的“人民战争”中，县直各机关和当地驻军，抽调了近300名指战员和机关干部，组成若干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奔赴插秧前线，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帮助广大社员群众和社队干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动插秧工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同志，必须……坚持和广大贫下中农实行“六同”，即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同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学习领袖的话语，就像是给社员贫瘠的大脑施肥。5月7日的《第一线》介绍了滩溪公社在插秧过程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如何威力无穷的：“甘棠大队六生产队，在春耕大忙期间，五头耕牛被狂犬咬死了两头，有的社员产生了悲观情绪，这个队的生产领导班子，再一次组织大家学习了《为人民服务》这篇光辉著作，当学到‘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的教导时，贫农社员赵福行说：‘牛死了，人还在，我们不能等牛买来再干。’于是他和另一位贫穷社员杨春武挺身而出，拉了一亩多田的插耙。”为了给插秧战役擂鼓助威，有的公社甚至还油印了《插秧战报》。
待秧苗终于插完了，接下来5月12日的报道就完全是一幅“提前丰收”的景象：
林彪同志说：“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今年早稻插秧之所以快，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贫下中农更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到一个新阶段……（《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最聪明最勇敢》）
5月16日的另一篇报道则说：
四月六日，这个公社的早稻插秧战开始打响了。在插秧期间，他们为了更好的按最高批示办事，用毛泽东思想去指导战斗，去激发每个民兵的斗志，各生产队以民兵组织为单位，都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以“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为主要学习内容，坚持开工前学，记工前学，饭后学，田间休息时学，碰到困难学，关键时刻学；作（做）到下田劳动带红旗，田头插毛主席语录牌，达到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推动一切。……许多女民兵学习最高指示后，思想提高了，干劲鼓足了，积极要求参加插秧的越来越多了。红桥大队楼花生产队吴传香，身怀八个月身孕，插秧仗打响后，她天天坚持参加扯秧；女民兵吴传英（女队长）说：“毛主席对我们妇女这样重视，这样关怀，我们妇女就应该为毛主席争气。”因此，她在插秧战役中，天天都是晚上三点钟起床，下田扯了100多个秧天才亮……
然而，上述“先进生产力”毕竟只是写在纸上。1967年年底，“永红县”并没有实现想象中的大丰收。根据《永红（修）县1967年地方财政预算收支执行情况说明》：“1967年地方财政收入完成2553213元，占全年任务的69.21％，按可比口径，比去年下降33.27％。”
为何最终没有实现“人听党的话，地听人的话”？主要原因包括：“工业原材料供应不上；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走资派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大搞物资刺激及挑动武斗，以致人员打伤，大批人员脱离生产，严重地影响生产，造成费用增加。”痛定思痛，当时的总结是：“千条、万条，归根结底，还是工作不努力，没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够，以致没有完成财政收支任务。”
战斗无处不在。我在《永修县志》上读到一则“文革”史料。据记载，1967年年初，“停产闹革命”使县政府瘫痪。几个月后，分化为两派的造反派发生大规模冲突，“七月四日，‘井冈山’聚集贮木场，‘大联合’调集民兵三面包围。凌晨二时，双方开枪射击，互有伤亡。十一时，‘大联合’用六○炮轰击贮木场。武斗中，双方共死亡10人”。
2010年年底，我在天津认识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乡，他曾经在“文革”时参加过武斗。回想起上面的事情，老人置之一笑。我尤其想通过老人了解的是，这两派在主张上有什么区别。老人说，当时打得天昏地暗，一派是“保卫毛主席”，一派是“捍卫毛主席”武斗刚开始时，两派还派人入户询问你站队愿站哪一边，有点像现在搞人口普查，有的一家分出好几派。不过到了后来，由于厌倦了暴力与混乱，越来越多的人做起了“逍遥派”。
当我在微博里谈起这件事时，有位山东的网友给我留言，说起他们家的故事：“我父母是保皇派的，阴差阳错地逃过一场恶斗，造反派胜利了，伤员很多，还同住一个病房，标志是胜利者病床上插红旗。失败者插白旗。像小孩子玩过家家。”世间事，想起来也真是让人觉得有趣——此地当年，不是各党各派竞争谁更忠于人民，而是人民各自为战，比拼谁更忠诚于唯一之政府与领袖。
关于“永红县”为什么会发生财政赤字，今天的中国人早已心知肚明：当年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只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混乱，并没有带来先进生产力。
6.识特务者为俊杰
最近这些年，互联网上突然开始流行起“蛋疼”这个词，为了男女平等、争夺话语权，女生们还很配合地发明了“乳酸”。如果能够多了解一点上个世纪的花边新闻，就知道在那个谣言满天飞的年代，“蛋疼”、“乳酸”却是真实存在的。比如1950年7月间在北京周边地区，便爆发过令人两股战战的“割蛋”谣言。
谣言说，为了造原子弹，苏联需要大量的睾丸、子宫、女人的乳房和小孩的肠子做原料。毛泽东答应了，于是就派出便衣部队到全国各地割这些东西送给苏联。“割蛋”的人化装成和尚、道士、商人、农夫，他们都经过专门训练，能飞檐走壁，白天侦查，晚上动手。割一个女人的子宫，拿到苏联能换三块现大洋。有的地方还传说：割一个人的肠子，“以肠作证”，给12匹洋布。就这么一条在今天看来荒诞透顶的谣言，在当时竟然真的有很多人相信。一个400余户村民的村庄，为此购买手电筒1000个，门户紧闭，彻夜亮灯，每晚消耗点灯煤油25斤。
全民皆兵，草木皆兵
前文写到插秧与劳动竞赛，这不禁让我想起曾经在网上搜集到的两幅旧年的宣传画。它们有着相同的名字，都叫《你追我赶》。一幅印制于1965年，画面中央是一位健壮的农村妇女，卷着裤腿，脚穿草鞋，担着满满的一担绿秧，走过细细的田埂，两边波平如镜的水稻田，映照着她满面红光。紧随其后的，则是一队同她一样生龙活虎、肩挑碧绿秧苗的男女社员。
与此相比，另一幅《你追我赶》则要有名得多。作为1964年轰动全国的“政治黑画”，其命运自然也更曲折。
1964年，《中国青年》杂志第24期刊发了辽宁青年画家李泽浩的这幅油画作品。按说这是一幅非常“主旋律”的作品，表现的是一群挑着担子疾行在芦苇丛中的“社会主义青年人”如何朝气蓬勃、满怀希望。当时，李泽浩刚从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并留校任教。作品发表后李泽浩还用这笔稿费交了党费，以“感谢党的培养、学校的栽培、老师的教育”。
然而，在那个既全民皆兵同时又草木皆兵的年代，就是面对这样一个“又红又专”的年轻人，许多独具鹰眼的读者还是在李泽浩的《你追我赶》中发现了大量“反动标语”与“反动暗示”。很快，《中国青年》陆续收到了几麻袋的读者揭发信：有人看到芦苇丛中藏有“蒋介石万岁”；有人对着阳光、灯光从背面发现了“反共”和“以血还血”；有人就芦苇倒向画面左侧认定这是“西风压倒东风”，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这可是名副其实的“捕风捉影”；还有人指出，画面中心有五个人物，四个人挑着稻谷挡着裤子，只有一个人是显出裤子的全身，其用意显然是“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和赫鲁晓夫攻击中国一唱一和……除此之外，更有人别出心裁，指出作者的名字同样反动透顶，李是“离”，泽是“毛泽东”，浩是“好”，连起来就是“离开毛泽东好”，这难道不是要背叛毛泽东思想？
各路人马兴师动众，抓特务，抓反动派，抓阶级敌人，细抠油画里的每一个细节，指鹿为马，无中生有，甚至恨不得将其磨成粉以分析里面的物理成分，其精细程度难免让人想起曾经闹得风生水起的“周老虎”事件。不同只在于，今天人们拿显微镜看周老虎，是为了质疑和限制权力；而当年以照妖镜的方式看《你追我赶》，则是自欺欺人并在实质上抹杀社会共有的权利。正因为此，当有些人将“全民打虎”的起因归咎于政府的“诚信危机”时，我却更愿意看到社会变迁的另一面，并将此归功于中国公民探寻真相的能力的崛起，而这种能力，既受益于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的崛起，同样受益于互联网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应该说，在那个“你追我赶”的时代，阶级斗争等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也是一张无形的互联网，它能将每个人充分调动起来，互相怀疑与杀戮，以便将隐藏在各地与各行各业的“纸老虎”捉拿归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斩草又除根”。
冯骥才先生在其反思“文化大革命”的作品《一百个人的十年》里谈到一位从事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当年如何死里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