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有关图书馆的一些想法，借着网络和报纸的力量传播出去后，有不少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表示对我说的这个模式很感兴趣，希望也能在自己的老家建这样一个图书馆。这一点小小的建设，让我对中国现实又多一些体悟：无论乡村，还是城市，只要你愿意身体力行，总还是能做些事情。记得图书馆开馆那天，我刚从香港大学回到县里，脑子里还装着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的样子。那既是读书者的殿堂，又是让人心安的所在。而现在，因为有这样一个小图书馆，我的故乡仿佛与香港对接交融了。当然，我是说在精神气质上它给了我这种感受。
从出乡村到回乡村，对我而言也是一个轮回。而且我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一段还乡梦。早在开始这个系列写作之前，我就提到了农学家董时进“回到本乡本土”去调查的观点。中国虽然没有像美国一样发育出一种可以为民主奠基的乡镇精神，但我相信，中国人对本乡本土建设的热情，从来没有因为目前的“半盘西化”和以推土机为图腾的现代化而被彻底磨灭。
值得一提的是，出于对乡镇精神的推崇，在我需要捐赠的书单里，特别要加上的正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这是多年来我受益最深的书之一。当然，在此我最关心的并非民主本身，而是民主产生的条件。托克维尔认为，决定美国民主的有三个因素，它们分别是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而论及重要性，是自然环境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而好书对于民情的培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但另一方面，建设图书馆的目的并不全在于此。甚至，这也不是最重要的目的。若干年前我在托克维尔的故乡——法国的乡村旅行，最触动我的恰恰是在一些村庄能看到小型图书馆，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一部分。既然人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那么乡村图书馆首先就不是为民主而生的，也不是为改变民情而生的，它首先意味着一种民权与民生，是为改善人们的生活而存在。它不是简单的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较量，而是寻找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共有的生活。或者说，其所体现的，首先是一种关乎生活的态度，是一种对幸福、自由的领悟与赞美。托克维尔本人说过：“生活不是苦难，也不是享乐，而是我们应当为之奋斗并坚持到底的事业。”
（本文发表于《新京报》，限于篇幅部分内容有删节。）
附录二
没有土地，就没有灵魂——熊培云专访
（几年间，本书作者陆续接受了《新京报》、《南方都市报》、《钱江晚报》、《湖南经济文化》、阳光卫视等媒体的采访，就本书的写作及其他若干问题做了简要的回答。为避免与书中内容重复，整理时略有删节和改写。）
农村问题在农村之外
问：最近您在思想国网站上开始就农村问题写了一系列“乡村纪事”，并在《南方都市报》同步连载。避开都市热闹的奥运，回到故乡“幽僻荒远的村庄”， 您谈到“谁人故乡不沦陷”，为什么会有这种沦陷感？
答：人们常说此心安处是吾乡，但故乡绝不是可有可无、能够轻易割舍的。当你站在童年时的村口，发现老屋不再，古木不再，河流荒芜，第一个感觉肯定是故乡在衰败与沉沦。这样的时候，你的心是很难安的。而我之所以回到家乡，并且想着带回一些文字性的东西，一方面自然是为了尽一个时代观察者的责任，这些年来这种责任一直在烧灼我。另一方面，我也很想对那些在许多人看来近乎卑微的生命作一番见证，中国历史里的宏大场面太多，帝王将相的历史太多，甚至在我发表“放牛班的夏天”一节时，有读者还在问我怎么不多写写朱元璋小时放牛的故事。那不是我愿意做的。我更愿意关注平常人鲜为人知的历史，关注惊涛骇浪背后的细节与命运。正因为此，在奥运与命运之间，我将视线投向命运。
此外，我也想做一点尝试。这些年来，虽然写了许许多多的文章，但是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写作还没有真正开始。我希望能够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书写方式，能同时给自己的心灵与理性一个宽阔的出口。还是那句话，对于我来说，找到一种适合我的表达方式是比拓展我的言论自由更严肃的事情。
问：看得出来，您愿意将视线投向“卑微的生命”，既体现了您长久以来秉持的价值观，也体现了您做事的风格，即一点一滴促进这个社会的改良。
答：准确说，我关注的是平凡的生命，而不是卑微的生命。没有谁的生命是卑微的。我更愿意关注具体的人与具体的历史。即使是针对意识形态的解构与批评，也是力求做到就事论事。
问：谈到“农民问题”，前几年有学者提出中国存在着“四农”问题，即在“三农”外再加上“农民工问题”。你赞同这个说法吗？
答：对于这些“标签游戏”我是颇不以为然的。“农字头问题”越多，可能离中心议题越远。最想说的是中国“农民没问题”，“农民工也没问题”。所谓“农民问题”、“农民工问题”等更多是“政策问题”，是“城市问题”，农村问题在农村之外。
有人说农民安土重迁、思想封闭。然而这是农民的问题么？众所周知，近六十年来“城乡分治”，中国城市城门竖起，在某种意义上说，农民不仅被剥夺了用脚投票的权利，而且被隔绝于现代文明之外。这样的时候，你说农民素质低还不如说国家政策的素质低。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说政府首先要着手解决的是城市自我封闭的问题、社会不公正的问题，而非农民没进取心或不开放的问题。事实上，面对城乡隔离，农民不但“没有问题”，而且为冲破城市封闭提供了实践和方法。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之所以有了大发展，首先得益于无数不请自到的闯入者，尤其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民工潮席卷天下，农村再次成为大后方。正是那些抛弃了户籍观念、四处漂泊的农民，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波澜壮阔，将壁垒森严的户籍制度变成一扇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铁门。
同样，中国改革也是得益于农民的尝试。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以斯大林模式为样板建立经济体制。苏联当年刚起步时，由于资金不足，对大规模工业化有心无力，于是采用了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让农民无条件地为工业化支付巨额成本。但像托夫勒说的一样，轻农重工的结果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农业搞得一团糟。”苏为中用、城乡分治，五十年代后期中国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将苏联体制推行到极端。随之而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贫困与混乱使中国政治与社会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直到1978年，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分田包干，中国改革才终于浮出水面。这不是说小岗村有多伟大，它只是一种象征。时代到了，一棵小草也能掀翻一块石头。
问：2008年的这场“金融风暴”使全球企业纷纷压缩开支、降低成本以应对难关。沿海江浙一带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为了应对危机，似乎纷纷裁员，以降低企业运作成本。农民工群体因此成为最大利益受损者。对此，您怎么看？
答：中国农民受损，并非始于金融风暴。现在的问题只不过是许多人原来可以做廉价劳动力，现在连廉价劳动力都做不了了。
在中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政府将视线投向农村。我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同样夹带着某些不公平，至少在思路上有问题。比如有人论证说，为了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所以要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我承认，农民需要社保，说服政府多为农民做些事情也没有错，问题在于，将农民纳入社保不能成为扩大内需、增进消费的手段，而应该成为政府执政的目的。否则有心人会问，等经济好转了，作为手段的社保是不是又可以被取消或者打折了呢？
我尤其想说的是，政府不要等到有了危机才想到农民，想到农村。现在国家有那么多钱，为什么不及早加大农村建设的投入？中国连通往月球的路都已经修好了，怎么乡村公路还修不到我们村？偏偏差那“最后一公里”。不过，有时候我也在想，如果修路只是方便掠夺资源，把村里的树给卖了，我宁可守着那“最后一公里”不修，只当那是战壕了。
没有土地，农民就没有灵魂
问：土地流转改革被称为自实行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以来乡村财产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对农村经济、乡村治理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土地可被农民换成“看得见”的资产，这算是不小的进步吧？
答：有了土地流转，农民可以互换土地、出租、入股，对土地的使用灵活了，这些无疑是有进步的，但进步得还不够。现在农民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保护不了自己的土地。这个时代迫切需要回答的是，当人们群起呼吁“必须保卫土地”时，究竟谁最有资格奋起保卫具体哪片土地？对于每位公民来说，只有他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才谈得上要誓死保卫什么。从这方面说，确定农民的这种转让权，是对农民有益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能够真正保卫自己的土地，因为这些土地实际上并不真正属于农民。
中国现行土地批租制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借鉴于香港，它从客观上解决了土地不能流转的问题和城市改造建设的资金匮乏问题。但是，1993年底分税制改革将土地出让金完全划归地方政府后，这些土地收益顺理成章地沦落为地方政府的“金库”与“提款机”。当地方政府把土地当成生财之道，“守土有责”因此变成了“靠地吃地”。许多农民正是在此背景下“被上楼”与被驱逐。
《大地雄心》（Far and Away）这部影片你也许看过，讲的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主人公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爱尔兰的一位农民，他的“爱尔兰梦”就是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他的父亲在临终前留给他的唯一遗产是一句充满温情与希望的话：“一个人只有拥有土地才有价值，才有灵魂”。
没有土地，农民就没有灵魂。说得多好！凡事都有个根本。就像我们常讲的，如果一个国家不尊重宪法，这个国家就少了灵魂；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责任与关爱，这个社会也少了灵魂。中国现在的房地产虽然发展得很快，可是由于土地并不属于业主，可以说这个产业其实也是没有灵魂的，所以我在过去的文章里说“铁打的房子也在风雨飘摇”。将土地还给农民本是件很有希望的事情，私有产权不仅可以抵挡权力的入侵，而且提高农民的议价权。这些年大家之所以赞美物权法，正是因为受保护的物权不仅保障了民众根本利益，同时构成了针对权力的防御与分权。如果产权能够得到真正的保护，一个人失去权力也不是一件令人绝望的事情，因为他其他方面的权利是有保障的。坐在自己的房屋里，他可以像王子一样不受侵犯。
有些人总是莫名其妙地担心，认为土地一旦放开，许多城里人就会到农村去买地，然后呢，农民会不顾一切，为了换酒喝或者给孩子交学费把自己的土地卖掉，最后的结果是农民无家可归了。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且不说没几个人会因为买酒喝而卖土地，如果一个国家逼到孩子连学费都交不起，应该反思的不是为什么农民要卖土地，而是为什么农民会穷到要卖土地。上述担心与推理同时有悖于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即个体才是自己利益的最终判断者。
那些担心城里富人蜂拥到农村买地的人，为什么偏偏想不到城里人都到乡下买地会导致地价上涨，使农民受益？我不怀疑这些人关心农民的诚意，不过我忍不住要说的是，如果你真以为农民是不会代表自己利益的人，你就去乡下和他们打几圈麻将，看看究竟谁输的钱多，看看农民是不是一见到城里人就想着给他点一炮。
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农民
问：逢年过节，许多企事业单位都会给员工发放“过节费”、奖金，相较而言，农民从事最艰苦的工作，可辛辛苦苦一年到头，连最基本的福利都没有，这也是不公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