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十少年作家的什么？r
看完这本书，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什么也没留下。r
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面对这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少年作家，面对他们惊人的创举和无法想象创作潜力，我们还能批判他们什么？r
难道十少年作家那么多创下发行记录的作品真的是一文不值？真的是不堪一击？或者说，都是出版社和媒体的作用？r
“说心里话，我不相信人们能在短时间内改变批评的糟糕现状。商业情境中的互利原则对超功利的文学精神具有极大的瓦解性，对抗并最终克服市场伦理对文学的消解与异化，还需要那些忠诚地为文学负责的人们付出艰苦的努力甚至巨大的代价。事实上，文学批评必须面对的困难不仅来自“市场伦理”，而且来自批评自身。本质上讲，批评乃是一种在冲突情境中发生并展开的精神交流活动。它是围绕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认知和评价展开的心灵与心灵的角斗。正是通过这种特殊形式的角斗，批评家和作家的精神变得更加强大有力，也才有可能使我们获得对作家和作品的可靠的评价。”（李建军《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r
而《十少年作家批判书》又有什么样的精神？是怀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做着锈花碎片一样的违心的评论？r
在题为《文学小太监》的对郭敬明的批判文章中，作者说：“文学小太监的表现常常就是：写作血性不足，内容骨质疏松，缺乏健壮的骨架，表现出过分的阴柔；自动地放弃个性和表达自我的愿望，并把这种放弃视为理所当然；同时，太监是一种最容易流于谗媚的动物。”r
首先把郭敬明定义为文学小太监，太监是什么？是封建社会时行走于皇宫内的被阉割过的人，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要用这么难听的字眼来形容阳光般的男孩郭敬明，说严重点，这就是人格侮辱，污蔑，诽谤，完全可以给作者定罪了。作者好像比我们国家的学者和专家都权威，张口就来，什么“写作血性不足，内容骨质疏松”，看似有“三分明理”在其中，其实是毫无价值的评论。作者一定没有仔细地看过郭敬明的书，才说出这些只流于形式评论的空话来。最后又不忘记辱骂郭敬明，再补上一脚，说什么太监是一种最容易流于谗媚的动物，他的意思是郭敬明是太监而不是人，只是个动物。该书的作者们好像对十作家的生活了如指掌，开口就是“在和时代长期拉锯般的生活里”，然后不免再侮辱一下别人：“韩寒由一个愣头儿青的文学青年，彻底蜕化成一个心怀叵测的老谋深算者。”，“愣头儿青”、“老谋深算”这样的词欲加在韩寒身上不免让人觉得有点戏剧性，其实我们都不相信韩寒是个“愣头儿青”，也看不出他“老谋深算”在哪里。而且作者们还坚定地说“他没有做过一件实际的事”。“希望通过写作换得的名声去北大复旦念书；当得知去北大复旦无望时，才不得不坚定信念，口气渐渐硬朗，立志做一个应试教育的反叛者。”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妄加指责者的行径，作者自己恐怕是这样想的，才以为韩寒和他想一样。自以为他是韩寒肚子里的蛔虫，韩寒想什么要做什么都逃不过他的所料。这种敢于“解剖”自己内心世界的人可谓勇气可嘉，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有点令人厌恶和反感了。r
更可笑的是该书的作者批判孙睿“经常把如虚无、软弱、彷徨等等无聊情绪无限放大强加给读者”，如果孙睿真的有这样的能力“进而魔鬼般地破坏掉脆弱读者的原有生活经验和信心，并引诱他走出现有生活的轨迹掉进往复循环的无限的难受之中。”的话，那孙睿真的就不该被批判了，不知道这是夸还是损，只是觉得作者危言耸听的话语让人会想起戏台上吹牛皮不脸红的小丑。r
该书其中的《张悦然：无谓的忧伤是一种病》一文的作者这样发表他对小说的认识：写作最本质的东西其实是来源于作者自己在智慧层面上的自娱自乐。表达自我是日记该干的事，而小说则是故事、冲突、人物三者在节奏和语感层面上的联机PK。小说是没有优劣的，只有技术层面上的欠缺。至于某人的某某作品的走红则完全是一种商业运作。对于大众，我们要欺骗，要用包装和商业轰炸他们，引导他们。他们愚昧，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是这样，大概只要会认字的会讲故事的人都成小说家了，“小说是没有优劣的，只有技术层面上的欠缺”是一派胡言，几时见过我们现在惯于玩弄“技术层面”的所谓小说家写出过《红楼梦》？对于欺骗大众，用包装和商业轰炸出来的文学作品除了供人消遣之外，又能引导他们什么呢？他们愚昧，愚昧的没有把这类东西当作人生教材。r
张悦然的小说甚至被评价为“是日记而不是小说”。在3篇批判张悦然的文章中，作者恭小兵批评张悦然的作品“几乎成了千篇一律的雷同：繁琐、麻木、颓废、丧失激情甚至有点儿未老先衰。”而恰恰相反，张悦然浪漫的文字书写着青春的情感历程，每个人都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就对生活有不同的认识，不能霸道地要求别人做事非要按照你制定的标准，你不喜欢的文章不一定大家都不喜欢，赢得了读者就是赢得了自己，好的作品自然会有读者去关注。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弗利德里希施莱格尔，他在《文学批判》中这样说到：“浪漫的就是以想象的方式描写情感。”写作没有一定定律，不是某一个人能为其竖规立距的。r
“回顾张悦然的创作历史，从一开始的《毁》到后来的《痣爱》。她注重的一直都不是情节的叙述。但由于重复出现的那些‘忧伤的词汇’，它们是难得一见的、唯美的。这里我们必须认可张悦然在词汇运用方面的特色。我承认她在词汇组合领域内是天才独具的，而且这种语言组合的天才能力和安妮宝贝同出一辙。这种特色，发展到后来的《这些那些》、《竖琴，白骨精》以及《1980》等，就几乎成了千篇一律的雷同：烦琐，麻木，颓废，丧失激情甚至有点儿未老先衰。”据说这段评论的话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我也认为，虽然上述话有些偏激，但至少也算是文学评论，算得上是一家之言，总比那些对事对人针锋相对又夹带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的评论要好许多。翻完整本《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也只有恭小兵“批判”张悦然的这篇还尚可登堂入室，算得上较有思想的评论。r
再看看其他评论，“张悦然笔下的爱情是很有问题的。那是一种靠打打电话，发发e-mail的现代爱情格式。尽管主人公的内心有爱，但总是无法得到结果和肯定。因为他们很可能连自己也不相信。说这种爱情类似于精神上的柏拉图的话，显然有些滑稽。说这种爱情偏向于虚构出来的诗意和空灵，倒很是贴切。只是，所有刻意雕琢出来的东西，自然难成气候。张悦然的文字其实正是网络文学的典范，而且文字非常个人化，很多《萌芽》的写手也具备同样的素质去成为一个又一个张悦然。他们之所以很少出现在媒体上，只能怪市场的不良运作，一个人的冒尖除了靠媒体托起外，很难在第一时间得到大众的承认。所以那些自命不凡的少年写手说穿了就是媒体或某个领域的传话筒，省略了“工具”以免打击一大片。仔细审阅她的小说，我们便会发现除了华丽的语句外，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小说语言整体上带有一种凄婉动人的风格，多以短句子见长，句子之间时间和空间的转换移动往往具有跳跃性，给人以极强的画面感。”“似乎只有用这些技巧来填补内容的匮乏了，可以说她离真正的文学还差很远。”r
有句话不得不让人深思，真的不知道这十少年作家应该怎样才能让他们满意。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怎么样才不算和“真正的文学”有差距？我想这是值得研究，不过不是靠一两个评论家能才能得出答案的，迄今为止也没有标准的答应，因为学海无涯，我们都在不段的学习和进步中。也不是一篇信口开河的妄加评论所能开释的。评论家邵燕君说，真正的文学是以血泣书的，而不是用唾沫涂抹的，不管是不是“名家”的唾沫。这句话值得深思，真正的批评有自己的坐标和航向，任何一种见风使舵都会使之沦为附庸。“到处说好话的批评是‘捧场’的批评”，而《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中让我验证了“故意说坏话的批评很可能是急于寻求‘入场’的批评”的事实，“两种批评貌似殊途，实则同归”，“因为，它们在乎的都是利益。”，“真正的批评在乎的是是非，并且能一板一眼地论证是非曲直”，可是《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中的批评在乎的是什么？他们的论证大多数都是个人化的想象和异想，自以为是的武断，他们的无理显得文字更加苍白无力，在他们的评论里看有理有节，看不到宽容厚道，看到的只是嫉妒和恶意的人身攻击，不但在原则问题面前虚与尾蛇，神情暧昧。而且充溢着太多的唾沫，它们在各种“好话”和“坏话”中飞扬，淹没了赤子之心和真知灼见。“无论是真正的文学还是真正的批评，它们首先是一种态度，同时是一种能力。”r
而我从该书中看到的是作者不负责任的态度，同时也看到了他们在名利奴役下反映出的“胡说八道”、“信口开河”和“颠三倒四”的能力。r
批判十少年作家的什么？这些少年作家写出了连一些大作家看都为之汗颜的文字，这已经是不简单的事，还要要求他们达到什么样的水准才不会遭到这么针对性的批评和恶意的攻击？要求这些孩子写出什么样成熟的作品才算是真正的成功？他们也在成长，生活的阅历会越来越丰富，作品也会逐渐走向成熟，当有一天他们走进不惑之年，他们的文字又是什么样一种境界？评论家是帮助作家和作品不段地长大和成熟的，而不是一棍子就敲死，看不到一点一毫的优点，如果真如《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中说的那样，韩寒是“破旧的钥匙”，“郭敬明是文学太监”，春树是“没脑袋”，李傻傻“有问题”……等等等等，我们看来是永远看不到他们的希望了。r
瓦尔特·本雅明在他卓越的研究中发现了诗人波德莱尔笔下的“拾垃圾者”的形象。“拾垃圾者”这个形象几乎是必然地与商品生活的繁盛及都市文明的贫困、空洞联系在一起。本雅明十分敏锐地指出：“当新的工业进程拒绝了某种既定的价值，拾垃圾的便在大城市里大量出现。现在我在《十少年作家批判书》发现了这一帮“80后”评论圈里的“拾垃圾者”，不知道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