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的一天，盐池县苏步井乡硝池子村的几个农民结伴在窨子梁挖甘草，无意间竟然撞开了一扇尘封千年的历史大门。那一天，像往常一样，他们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挥洒着汗水和力量，无意中突然挖出了一座古墓。看着一个黑洞洞的大深坑，直吓得几个人浑身往外猛抽冷汗。惊魂稍定之后，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立刻向政府报告。经过区、县博物馆考古人员的进一步核实、发掘，确定了这座古墓就是人们苦苦寻找的古鲁州所在地。鲁州是唐代六胡州之一。
这个消息传出后，外省区许多史学专家也纷纷赶来，在蒙、宁、陕三省区交界处的盐池和鄂托克前旗部分地区考察论证，确定了六座唐代古城址，并找到了这六座古城与六胡州（鲁、丽、塞、含、依、契州）的一一对应关系，其中的鲁州，就在盐池苏步井窨子梁一带。
苏步井窨子梁发掘出土的珍贵文物，不管六号墓门上的“胡旋舞”雕刻，还是三号墓的“墓志”以及“六胡州”“昭武九姓”，都与一个古老的民族有关，这个民族就是古粟特人。
粟特人的故乡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撒马尔罕地区。古粟特人善于经商，从西域把体积小、价值高的珍宝运到东途大唐朝贩卖，再从中原购买一些丝绸、棉布、瓷器等用品运回故乡。这样年年岁岁，往返于丝绸古道之上。随着他们对东部地区的不断熟悉和了解，许多粟特人渐渐留住到祁连山南的昭武城一带（今甘肃临泽县鸭暖乡）生息繁衍，后被突厥所破，遂建立了康、安、米、曹、石、何、史、火寻、戊地九个支庶国，但都以“昭武”为姓，即“昭武九姓”，以示纪念，不忘他们的故乡。九国中康国最大，势力也较强。粟特人同生活习性大体相宜的突厥人慢慢融合在了一起。突厥人生性好战，他们随同粟特人一起向东扩张，并进行战争。从南北朝时期直至隋唐，与汉人交战不休，双方的征战在输输赢赢中延续了几百年。
隋朝末年，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其间突厥对中原的袭扰事件有记录的共有67起。
唐朝于武德元年（618年）建立。在之前和最初的几年中，李（为解除后顾之忧，集中精力对付中原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军，对突厥称臣，对东突厥始毕可汗说：“如果你我和好，不侵扰我们的百姓，我征伐所得来的好女子好绫罗绸缎，都有你可汗的一份。”
尽管如此，突厥仍不断入侵，特别是武德三年九月突厥入侵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劫掠人口好几千人，标志着唐朝与东突厥战争的开始。武德九年（626年），唐朝发生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死当时太子李建成并称帝。八月，东突厥伺机入侵，攻至距首都长安仅四十里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此时唐朝政局不稳，唐太宗李世民被迫设疑兵之计，亲自率领高立廉、房玄龄等6骑在渭水隔河与颉利可汗对话，又赠给金帛财物，并与他结盟，突厥兵于是退去，这就是“渭水之盟”。唐朝对突厥的战事暂时搁置，但此事也坚定了李世民反击突厥的决心。
此后不久，东突厥内部出现分裂，同时又遇到大雪气候，牲畜大多被冻死饿死，突厥势力渐弱。相反，此时的唐朝政局却相对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唐太宗也积极进行对东突厥的备战，甚至允许军士在显德殿内习武，培养了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同时，唐朝还取得了恒安（今山西大同）、朔方（今内蒙古乌审旗）等进攻东突厥的基地。唐朝反击东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贞观三年（629年），代州（今山西代县）都督张公瑾提出进攻突厥的六条有利条件，坚定了唐太宗出兵反击突厥的决心。贞观四年（630年）正月，李靖率三千骑兵从马邑趁夜北进，占领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城南的重要战略据点恶阳岭。此举出乎颉利的预料，以为唐军大部队赶到：“兵不倾国来，靖敢提孤军至此？”李靖又利用突厥人恐慌的心理，派间谍到定襄城中游说，说服突厥将领康苏密归顺唐朝。之后，李靖又趁夜突袭并攻克定襄，颉利于是率军北撤。
李世绩率部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截击突厥成功，大败突厥军。颉利率余众数万退驻铁山（今内蒙古白云鄂博）。
由于受到唐军的打击，东突厥开始同唐朝修好。二月，唐太宗派遣唐俭、安修身等作为使节前往东突厥安抚。当使节还在东突厥的时候，李靖就率领1万人，仅带20天的粮草，趁夜前往东突厥驻地阴山。二月初八夜，李靖派苏定方率200骑兵偷袭东突厥，颉利可汗果然放松了警惕，当发现苏定方的军队时，唐军距东突厥营地仅15里了。颉利仓促应战，被李靖大败，损失约1万军队，李靖还俘虏了颉利可汗的儿子叠罗施和10万多突厥人。唐俭安然返回。颉利可汗在退兵途中又遇到李世绩部队的截击，被俘5万余人。颉利可汗逃脱，投奔突厥另一个部落可汗鼠尼施，其余东突厥首领纷纷投降唐朝。不久，鼠尼施把颉利可汗交与唐军，颉利被俘押往长安。自此，东突厥汗国灭亡。
到公元679年，唐朝剿灭了东突厥政权后，就如何安置归附的10万突厥部众（当然也包括由撒马尔罕地区迁徙而来的粟特人）成为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们讨论的重要安边问题。最后还是采取了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实行了“羁縻统治”的政策，就是对归附的边疆少数民族及其部落列置州县，大者为都督府，以他们的首领为都督、刺史，代代相传，可以世袭。唐朝在鄂尔多斯南部所设的夏州都督府及灵州都督府就是管辖这一地区安置突厥、党项、吐谷浑等少数民族的羁縻州。在今天的乌审旗、鄂托克旗至宁夏灵武、盐池一带，置鲁、丽、塞、含、依、契六州安置突厥部落，总称为“六胡州”。从窨子梁三号墓志盒上的文字得知，墓主人为降唐的“六胡州”官吏，姓何，卒于唐武周久视元年（700年），他先是大夏月氏人，后来到了康国，开始居住在祁连山北“昭武城”，后为突厥所破。支庶分：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九姓，分王各地。后来为了让粟特人永远记住自己的来历，无论是那个部族的都统称“昭武九姓”，因为他们都是从昭武城过来的。这与史书记载基本相符。“昭武九姓”部落随之入塞，安置在“六胡州”。这就是栗特人迁徙到西北以后的新住所，胡旋舞墓门出土的苏步井窨子梁，唐代属鲁州之地。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年）于灵、夏二府南境（今鄂尔多斯高原南部）管理归降内迁的西突厥诸属部，由唐庭派人充任“六胡州”的刺史，实行流官制度，鲁州等羁縻州均属灵州都督府管辖，以部族（部落）为基础，享有较高民族自治权，名称也与正规州府完全一致，但行政层级略低于正规州府的特殊政区，相当于正规的县级建制。以后，“六胡州”的刺史分别由昭武九姓各部首领担任，属于羁縻性质。“六胡州”可任用少数民族贵族为官，可以使用各族传统的法律，允许保留自己的兵马。中央政府一般不直接征收羁縻府州治下百姓的赋税，而由各族统治者按旧有方式自行征收，向中央政府纳贡。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受到尊重，也不强迫改变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六胡州的粟特人安居乐业，他们由中亚逐步来到这里，在盐池县北部的苏步井及今鄂托克前旗范围内生息繁衍了100多年，从事游牧；他们牧养的马匹曾支援了中原内地的需要。
后来发生了六胡州之乱，这次叛乱被平定后，六胡州的部落组织开始被打破，加之此后不久安史之乱爆发，聚落中的粟特人分散迁徙，六胡州的粟特人聚落也就最终消失。但是粟特人带给盐州、灵州、夏州的文化和胡旋舞却没有消散，各地盛行的胡旋舞一直延续到唐中后期，武则天时期仍有人热衷于胡旋舞。
胡旋舞是唐代最盛行的舞蹈之一，主要来自西域康国、史国和米国的粟特人。据载，康国“人嗜酒，好歌舞于道”，对胡旋舞尤为醉心。胡旋舞是古粟特人最擅长的一种舞蹈，中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唐朝，长安城里，一时舞胡旋成风，成为当时最为流行、最为时髦的交际舞。胡旋舞传入内地后也风靡一时，当时人人学旋转，学胡舞成了一种风尚，大约50年时间盛行不衰。
胡旋舞者在舞台上铺一小圆毯子，在毯上翩翩起舞，短裙长袖，下着长裤，身着佩饰，手着环玉，穿金戴银，无限风光。
胡旋舞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多旋转和蹬踏动作，故名胡旋，需要富有节奏感、音量大、音色亮的乐器伴奏，因此胡旋舞的伴奏音乐以笛鼓、正鼓、小鼓、和鼓、铜钹等打击乐为主，这与它快速的节奏、刚劲的风格是相适应的。以鼓、笛、钹等乐器伴奏舞蹈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新疆少数民族歌舞。
唐玄宗李隆基对胡旋舞十分偏爱，胡旋舞的风行也是最先从宫廷开始的。据载，唐玄宗时，胡旋舞在唐代“健舞”中成为主要乐舞，曾在长安大为提倡。“天宝末年康居国献胡旋舞，太真、安禄山皆能为之。”杨玉环，号太真，陕西华阴人，她生得丰满艳丽，是盛唐典型的美人。尽管安禄山肥胖得腹部赘肉下垂到膝盖，杨贵妃也以体态丰腴美丽而着称，白居易仍将二人推为胡旋舞的最高能手，“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安禄山任唐地方节度使时，为讨唐明皇宠信，“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由此可见皇帝、官僚、显贵对此舞的喜爱程度。杨贵妃善舞，唐玄宗爱看，宫中自然盛行。当时表演胡旋舞的有各阶层的人士：由西域来中原的粟特胡旋女，她们是作为“礼品”，与其他土特产一起进贡给唐王朝的，处于奴隶地位的专业歌舞伎人，是胡旋舞真正的创作者；还有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节度使安禄山都是胡旋舞的能手；贵戚武延秀（武则天的侄孙，安乐公主的丈夫）善唱突厥歌，作胡旋舞。皇室贵戚闻乐起舞是当时的风尚，也是为了显示他们的才华及艺术修养，既是自娱又兼表演，无论男女都能跳舞。
杨玉环和安禄山为了取悦玄宗皇帝，在宫廷中眉飞色舞地表演胡旋舞。李白在《清平乐》词中曾这样描述她：看到她轻盈的舞衣，就想起朵朵浮云，看到她艳丽的容貌，就想起盛开的牡丹。白居易的《长恨歌》说她回眸一笑千娇百媚，使得后宫的众妃嫔黯然失色。天宝四年（745年），唐玄宗封杨玉环为贵妃。杨贵妃不仅姿容绝代，还擅长吹笛、击磬、弹琵琶，能演奏很多曲调，甚至专业的乐工都比不上她。唐玄宗在骊山西绣岭上专门为她建造了一座翘角飞檐、造型华丽别致的“吹笛楼”。杨贵妃会跳各式各样的舞蹈，她跳起胡旋舞来更是多姿多彩，无与伦比，唐玄宗为之倾倒。有一次，杨贵妃领着一群胡旋女在玄宗面前跳起快速多变的胡旋舞，她们穿着彩虹一样美丽的衣裳，戴着饰有变幻无穷的翡翠花冠，姣美的身姿旋转起来像柳絮那样轻盈，玉臂轻舒，裙衣斜》，飘飞的舞袖传送出无限的情意，唐玄宗看到高兴之处，接过鼓槌，忘乎所以地为贵妃击鼓，竟把羯鼓都击破了。
有人说，正因为唐玄宗迷恋胡旋舞，才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白居易作长诗《胡旋舞》以记之：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
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
在弦鼓声响起的同时，胡旋女双袖举起迅速起舞，像雪花一样在空中飘摇，像蓬草一样迎风飞舞，来回的旋转根本不知疲倦，转啊转啊，转了无数个圈都没有停止。盐池县原苏步井乡窨子梁出土的石刻胡旋雕像的舞姿也是这样的：胡旋女穿着短裙长袖紧身舞衣，腰间束着佩带，下着彩裤，着软靴，披着轻柔纱巾，佩戴着许多装饰品，手举过头顶，闻鼓击掌，边拍边转，随鼓点加快转速，至高潮时难辨人形。此时，最是美丽动人。元稹也作《胡旋女》诗描摹胡旋女的行体和相貌：“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吸笡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意思是，她左旋右转，不知疲倦，千旋万转，似乎永不停歇。她转得那样快，连奔跑的车轮、飞卷的旋风也显得迟缓。她转得那样快，翻转身体如有神助，连四座的观众都分不清她的背和面。着名边塞诗人岑参在诗中这样写道：“美人美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高堂满地红毡毹，试舞一曲天下无……回裾转袖若飞雪，左铤右铤生旋风。琵琶横笛和未匝，花门山头黄云合。忽作出塞入塞声，白草胡沙寒飒飒。翻身入破如有神，前见后见回回新。”白居易、元稹、岑参的诗，非常生动地描写了胡旋舞的舞姿，胡旋女随着音乐和鼓点而舞，她们如此美妙的舞姿自然得到了天子的喜爱，舞动起来显得特别美丽动人。
盐池窨子梁唐双扇墓门雕刻的舞者形象和敦煌壁画中大量的旋转舞女形象，都可以看见他们所穿宽摆长裙，头戴饰品，长袖摆旋舞起来时，身如飘雪飞絮，两脚足尖交叉，左手叉腰，右手擎起。全身彩带飘逸，裙摆旋为弧形，这正是旋转的瞬间姿态。以造成“回风乱舞当空霰”的效果。
胡旋舞传入中原历久未衰，作为舞蹈本身它已经融化于中华艺术大动脉之中，为中华民族的舞蹈艺术奉献了养料，促进了祖国音乐舞蹈的发展。
大唐帝国是一个空前开放的王朝，唐文化本身有着博大无比的胸怀。作为当时国都的长安，则更是东西方文化的合璧之地，为大唐帝国带来许多西方文明的粟特人，自然会引人注目。深目高鼻的胡人、“胡姬”一时活跃于长安城的大街小巷。这些西域男子刚健有力，西域女郎能歌善舞，深受唐人的欢迎。像李白这样的大诗人，也常常“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一大批西域妇女来到长安当舞女、开酒肆，一方面说明了唐王朝在国际上的地位，一方面也表现了唐王朝容纳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气度，即使严寒的帕米尔高原和浩瀚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也阻挡不了这一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潮流。胡旋舞正是在这西域和中原乐舞大交流、大融合的盛唐，特别是唐玄宗时期，以其独具风采的舞姿和突出的艺术魅力，从长安刮起旋风，流行整个社会，通过苏步井窨子梁唐墓双面墓门上的胡旋舞雕刻就可以想到，连塞上盐州这样的千里边城也备受感染。
胡旋舞蔚然成风，更得黎民百姓的喜爱，这与开元、天宝之际的胡化盛行有密切关系。天宝初年，贵族及市民喜欢穿戴胡服胡帽。所谓胡服，即北方少数民族服装，一般襟袖窄小，利于骑射。而跳胡旋舞，宽衣广袖无法施展，很难显示出胡旋舞刚健的艺术风格，故才有盐池唐墓、西安碑林，还有敦煌壁画上画刻的舞者胡服装束。唐人正是因喜爱胡舞，进而男效胡装，女学胡舞，以至吃胡饼、坐胡床，引为时尚。唐代盐州虽距长安千里之远，交通不便，习俗相差甚远，但由于京城胡旋风靡，盐池集聚的粟特人一时爆发了胡旋热潮，他们保留下来的胡旋舞形象记录，十分接近史书记载和碑林碑刻图像，足见唐代盐州的文化绝不落后于中原各地，胡旋舞已成为塞上人民喜爱的娱乐、健身活动。
唐代薛逢《送灵州田尚书》诗中有“九姓羌浑随汉节，六州蕃落纵戎鞍”句，形象地说明了当时九姓部落降唐后旋即入塞的盛况。他们在新居地（今盐池苏步井）每逢亲人聚会、高兴欢乐的时刻即兴跳起胡旋舞，表达自己的心情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胡旋舞墓门能够出土于鲁州境内的窨子梁就不足为奇了。那位何姓的墓主唐时随本部降唐入塞，粟特人把胡旋舞带到了塞上盐州，其族内人死后的墓门上镌刻胡旋舞的图案，以记载本民族的鲜活特点。而且，唐时“盐州有乌池、白池、细项池、瓦窑池……”所产食盐远销关内。盐州因为发达的采盐业而与长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成为丝路商人经常光顾之地，因此这里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大唐流行的胡舞胡乐在盐州盛行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