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年仅29岁的马文良从延安来到盐池县回六庄开展革命工作，因特务告密而被捕，不久，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带到银川杀害了。
马文良，回族，原名尹九房，曾用名尹纮，字志异，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今海城市）海城镇。父亲尹鸿钧以照相、拔牙为生。马文良4岁就没有了母亲，自幼养成倔强的性格，7岁入海城县第一回民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同泽中学。马文良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掠夺，横行霸道，用吗啡、毒品坑害中国人民的侵略行径，使他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在家里，他经常与家人诉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所犯的种种罪行，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和愤恨。对此，家里人很担心，大嫂和二姐多次告诫他：“小孩子不敢胡言乱语。”他却说：“中国人受欺辱就在于胆小怕事，不敢反抗。”大嫂问：“你一个人能反抗得了吗？”他却坚定地说：“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就能反抗得了。”他经常向同学们说：“只要中国人抱成一团，就什么都不怕！”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马文良反日情绪逐渐高涨，经常和进步同学奔走于大街小巷，进行游行、演讲、宣传和发动抵制日货，并决心到外面闯荡，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30年，马文良考取东北大学预科班，改名叫尹志异。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派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乡亲成了亡国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南满公学学堂堂长来到东北大学，伪致慰问，劝照常上课，称经费由日本供给。全校师生悲愤至极，严词拒绝，被迫走上流亡之路。
学校停课，马文良辍学回到海城，后经人引荐到长春市公署当职员。在这里，他结识了金质洁女士，并于1932年结婚。1933年到北平，考入东北大学法学：边疆政治系俄语组，与金质洁一起在该校就读。在校期间他参加了革命组织要要“抗日民族先锋队”。1935年“一二窑九”运动爆发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马文良在东北大学法学：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与其他爱国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其他革命活动。12月9日，在以李常青、彭涛、周小舟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宋黎等在学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校和部分中学的学生涌上北平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
数千名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汇集在新华门前，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学生们提出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公开宣布中日交涉经过，不得任意捕人，保障地方领土安全，停止一切内战，给予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等六项抗日民主要求。当这些要求被完全拒绝后，游行指挥部立即决定将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广大爱国青年学生齐声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武装保卫华北”等为国民党当局所禁止的口号。游行队伍沿途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学生们在大刀、水龙头、皮鞭、木棍和枪刺的袭击下，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马文良也和同学们走上街头，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与军警展开英勇搏斗。同时，他还参加了反抗东北大学迁校西安等斗争。
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马文良与其他进步同学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要要“解放社”（即以读书会、时事座谈会、新知识座谈会等形式，学习马列主义，组织东北籍具有民族意识的进步青年开展反满抗日活动）。
在这个组织里，马文良经常与金浪白等人就人生观、中国革命及前途、谁能领导中国的抗日斗争取得胜利等问题进行探讨。这一段时间，马文良的革命思想、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心和决心。马文良的革命活动受到了日本当局的注意，被列入“反日特嫌分子”的黑名单，受到日本当局的追捕，在中共地下党和郭沫若等人的帮助下乔装回到东北，重返东北大学学习。
卢沟桥事变后，马文良奋不顾身地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期间他改名为马文良，不久就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进入延安马列学：学习。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在民族政策上明确规定：“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民的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习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发展。”《纲领》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每个人的心田，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民族团结、平等之风吹遍陕甘宁边区各个角落，尤其是延安。马文良真切地感到了党的温暖阳光，更加坚定了对党的信念。
他认真、反复学习《纲领》，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40年1月，由八路军政治部的金浪白，马列学：的马文良，中央党校的马青年、王占奎、王谦、苏汝智，中共西北工委的牙含章、女大的苏冰等人，共同组织发起了延安回民救国协会。2月26日举行成立大会，推选马文良、金浪白、马寅（陕公）、马青年、苏冰为理事（解放后，这些同志大部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担任领导职务）。这是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的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3月10日，延安回民救国协会发表了《告边区回民同胞书》，强调指出加强回汉民族的抗日团结、粉碎敌人的欺骗诱惑是目前极端重要的任务。10月7日，在延安大礼堂举行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马文良参加了协会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分别被选为干事会常务干事和理事会常务理事。在此期间，他还积极带头组织回民干部参加大生产运动，12月到三边地委所在地定边县，住在金三寿（曾任回汉支队队长）开的“三义长”旅店，对定边回民抗日救国、民族团结等工作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指导。
1940年10月7日至1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回民代表大会在延安中央礼堂召开，各界代表1000余人到会。大会的召开，表明了陕甘宁边区回民已先于全国得到了民族平等、参政的权利。会议期间，陕甘宁边区回族人民抗日文化团体要要陕甘宁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宣告成立。马青年为董事长，马文良等为董事。马文良同志积极参与筹备成立这两个组织和第一次回民代表大会，以及延安清真寺的建设，为民族团结、共同抗日倾注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
1941年2月28日，马文良和马文奎、马占仁、马尚福、郑风云、钟正鸣等一行6人，在张万秀（共产党员，曾任四区五乡乡长）的带领下来到盐池县的回六庄村（时属四区五乡），该村由六个回民村庄组成，分别是井沟、南滩、苦水、强记滩、岔岱、老庄子，是盐池县主要的回民居住地，人口206人。此地距盐池县城约100里，距惠安堡（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38里，海子井（国民党县政府控制点，驻有便衣队）和回六庄的井沟村8里，中间有七八千亩盐湖相隔，以盐湖中线为界。此盐湖天然而成，食盐运销吴忠、灵武川区等县及周边地区，是国共双方必争之地，斗争异常尖锐。进村以后，他们在硝池子稍作停留，然后和四区区长张万秀一起向强记滩走去，路上正好碰见了村长强风山，马文良一边走一边向他询问村里的情况。
回六庄的群众和吴忠、灵武等敌占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亲情相连，也有生意上的关系，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经常往来其间。许多群众在盐湖里打盐，再把盐拉到吴忠换回粮食、日用品，一部分留作自己用，大部分被送到了解放区。在一些盐商的来回往返中，许多革命的道理、解放区的好处在言谈中留在了敌占区群众心里。也有人表面向着共产党，背地里却又投靠国民党，国民党的特务也很容易混迹其中，是好人还是坏人很难分辨。
马文良同志一行先到强记滩强风山家住下，2月17日到井沟，沿途进庄入户进行视察，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讲延安建清真寺及毛主席给清真寺题匾的故事，宣讲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然后返回强记滩。马文良的到来，被暗中观察的特务知晓，随即向敌人作了汇报，引起了国民党盐池县政府县长刘兆汉的恐惧和惊慌，他给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多次打电话汇报。2月20日，马鸿逵令其驻扎在海子井的特务连派一个排换上便衣由李排长率领，在国民党盐池县政府、公安局各派两人及甲长的配合下先到井沟，强迫群众带路，到强记滩包围了强风山的家。马文良同志临危不惧，一边指挥反击，一边安排同志转移，但由于所住之地视“开阔，无法突围，为了保护广大群众不受连累，万般无奈只好将副团长马文奎藏于着火的炕洞逃生，马文良等5位同志及强记滩村长被抓，敌人还赶走了村民四头耕牛。之后，马文良被敌人带到了银川，同时被国民党抓捕的还有崔景岳、孟长有。
3位革命者在狱中受尽了敌人的百般折磨和严刑拷打，他们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斗争，坚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必胜的政治主张。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敌人一无所获。马文良说：“我是宣传抗日的，我有什么错？你们信奉蒋介石的主张，不去打日本，反而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兄弟，人民不会饶恕你们的！”敌人最终向这3位年轻的革命者下了毒手。
临刑前，3人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宣传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和抗战必胜的政治主张。敌人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问道：“难道你们就不怕死吗？”崔景岳说：“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但也死得其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上的光荣，我相信，我做得完全对。共产党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我今天遗憾的是，祖国的半壁河山还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之下，中华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不为民族着想，不为抗日着想，却要积极反共，屠杀共产党人，你们对自己的行为应该扪心自问……”
马文良说：“怕死就不抗日！怕死就不当共产党员！我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你们杀不完共产党人，也杀不完中国老百姓，他们总有一天会为我们报仇的。”英雄们的誓言像匕首利剑一样，刺向特务的心头，不等他们把话说完，反动头子就喝令宪兵们用锹把、大棒将马文良、孟长有、崔景岳等人打入事先挖好的土坑。
“中国共产党万岁，同志们坚持下去，天就要亮了。”一阵慷慨激昂的口号声冲出土坑，直入云霄，回荡在朗朗的天空之中。
随着敌人一锹锹将土填进坑里，英雄们的声音渐渐远去，他们就这样活活被埋在了土坑里。三人一起被敌人杀害。
英雄被残害的消息传到回六庄以后，全村的回汉村民无比悲痛，他们以各种方式悼念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强风山、张万秀、金兔兔……几十位村民集结在一起，声讨国民党的暴行，寻找出卖革命的叛徒和特务分子，他们无限怀念革命战士马文良。
谁说英魂已逝？他们分明还活着，只不过化作了满山遍“红艳艳的杜鹃，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的五彩斑斓。20世纪50年代，在3位烈士牺牲的地方建起了银川市第十三小学。1977年1月10日，在银川市八里桥公墓隆重举行了马文良烈士遗体重新安葬仪式。烈士的家乡要要辽宁省海城市建立了马文良烈士纪念馆，并为烈士塑了像。
1991年，在纪念三烈士英勇就义50周年之际，银川市委、政府在银川市第十三小学建造了纪念碑，将该校定为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三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把学校更名为景岳小学。
校园花池中央，竖立着一座不锈钢制成的雕塑，三片钢构件相互鼎立、紧密交错在一起，深深扎根、屹立在花草茂密的土地上，刚劲有力，不可动摇，象征着回汉三烈士团结奋斗、为国捐躯的革命精神千古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