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8日这个今天算是最吉祥的“发发”日子里，一对伟大且非凡的夫妻结合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结为革命伴侣后，迎接他们的是一连串恐怖事件。
1924年，周恩来离开留学四年的法国巴黎。这一年，他26岁。
回国以后，他根据党中央的安排到广东参与筹建黄埔军官学校。这座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被当时的中国军人喻为“中国的西点军校”的职业军人摇篮，是苏联政府为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主张而捐资创建的。
黄埔军校建立不久，为保卫广东革命政权，由校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挂帅，率领三千校军进行了一次较大的军事行动东征，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
行家并不看好这次东征的局势，他们认为没有作战经验的黄埔校军打“武装到牙齿”的老牌军，几乎就是鸡蛋碰石头必败无疑！
没想到，双方一交火，黄埔军校的将士就表现不俗，令人刮目相看。他们颈系红领巾，着装整齐，纪律严明，很快取得了东征的胜利，这为北伐军挥师北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东征胜利的捷报传来时，孙中山已经处于生命弥留之际，但是神志异常清楚。新诞生的黄埔军校犹如他掌上的一颗明珠，能在离别这个世界之前听到它的喜讯，他感到十分宽慰。他松下紧绷多时的心弦，仰天微笑，用虚弱且清晰的声音对身边的人说：以前我不能死，现在可以了！
东征中，周恩来以独特的政治思想工作给官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获得很高的赞誉，不仅赢得了师生们的信任和尊重，也为共产党日后建立自己的军队赢得了大批军事干部。
周恩来的功绩与美名在黄埔军校中像接力棒一样，一期学生一期学生地传了下去。
所以，无论是不是周恩来的“桃李”，只要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律称周恩来为老师“先生”。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还担任两广区委委员兼军事部长，在负责军校政务工作的同时，还要领导省港大罢工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和剥削，工作异常繁忙。
1925年夏天，和他五年没有见面的老战友、老朋友，也即将成为他妻子的邓颖超，这时受中央指示从千里之外的上海匆匆赶来广州，准备和周恩来结婚，并且一同工作。
周主任的准新娘要来啦！一群年轻的官兵们都和周恩来开心，要吃他的喜糖，还要闹新房。周恩来却苦笑着说，这时候哪有心思谈论嫁娶？来了就共同生活，并肩战斗，不搞什么形式。
不久，周恩来接到邓颖超到广州的电报。正巧那天他主持一个重要会议，无法抽身去码头迎接！
他让部下陈赓拿着邓颖超的照片去码头接人。虽然陈赓是黄埔军校里出名的机灵鬼，但他和邓颖超从未谋面，在眼花缭乱的人流中，他把顶头上司的准新娘给接丢了。直到码头空无一人，他也没有认出谁是邓颖超，只好怏怏地回去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听说没有接到邓颖超，心里也紧张了一下，怕是途中出现什么意外。但转念一想，估计是陈赓在人堆里没有认出邓颖超，就没有过多地分心，依然接着开会、找人谈事、部署工作。
幸好邓颖超是个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职业革命者，面对突然的变故，她没有惊慌，想想是不是周恩来工作忙无法脱身来接她？但她没有料到周恩来会派别人来接，自然也没有留意接人的人群中有人举着她的照片。
她见码头上人都已散去，看看时间不早了，就叫了个车夫，按照周恩来给她的地址，直接找到周恩来的住所。
深夜，昏暗的路灯将周恩来的身影拉扯得瘦长瘦长，他敲打着石子路面的脚步声似乎在向宁静的夜空诉说他心急如焚的急切和向往。不久，他的身影映在二楼的一个窗口中……这对分离了五年的战友和情人终于相聚在橘色的灯光下……这时，窗外一轮新月带着笑意，淡淡地斜在夜幕上。
第二天，周恩来抽出时间和邓颖超在广州一家比较好的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照片上的他们没有穿婚服，但他们知道，从这张合影开始，他们将不离不弃，厮守一生。
几天后，他们将结为夫妻的喜事通知了在广州的同志们。当时在革命者中间非常流行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自己全权办理自己终身大事的新风气。
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一样，他们是经过四年多法国中国的两地书之后，才决定结婚的。当然，他们的良辰吉日也奉行新式仪式，没有摆宴席，没有发喜帖，也没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但是结婚毕竟是件大喜事，许多同志、战友和同事们这一天几乎是不请自到，相聚在周恩来的住所。他们大包大揽，热情高涨地安排婚事的议程，要好好为这对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热闹一番。
最有趣的是李富春和蔡畅夫妇，那天他们正好是从莫斯科回上海后也被派来广州工作。船一到码头，听说好朋友周恩来今天和邓颖超结婚，他们不顾在海上漂泊了数天的辛苦，连行李也没有放下，就一身洋装，从码头直奔周恩来的“新房”……他们眼前的邓颖超一身学生打扮，短发，皮肤白皙，憨厚朴实的面容上总是洋溢着和蔼而善良的笑容。
邓颖超的名字大家并不陌生，知道她在14岁就参加了革命运动，来广东之前就已经是天津地委妇女部长。这次她就是奉党中央指示调往广东省委党部妇女部工作的。
这位落落大方的新娘子亮起了甜美的嗓音，给大家唱了几首歌。最后，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她又大方地向大家公布了她和周恩来的恋爱经过，引起一阵阵掌声。
从结婚那一天起，邓颖超就给周恩来的战友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渐渐地“小超大姐”成为大家琅琅上口的称呼。
就这样，1925年8月8日，在这个今天算是最好最吉利的日子里，周恩来和邓颖超这对久别的战友与朋友，终于结为风雨人生旅途中的夫妻和革命伴侣。然而，革命者的婚姻注定要以革命事业为前提，以奉献和牺牲作为爱情的承诺。从这一天起，他们意味着要生死相托，携手并进，用自己的全部迎接新的生活和更大的风暴。
果然，他们刚刚结婚，一连串恐怖事件就接踵发生。
8月20日，国民党常委兼财政部长廖仲恺被国民党右翼反动势力暗杀。
负责调查暗杀廖仲恺这一案件的周恩来，在暗杀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天，即8月24日，他的汽车在司令部门口也遭枪击，前排司机被子弹击中，血飞溅到后排座上，周恩来来不及反应，就感到腥热的血噗了一脸，再一看衣服，已是血迹斑驳。他立即伏下身，一面高喊“我是周恩来！”一面用手护着中弹的司机，才使卫兵停止射击。
一场扑朔迷离最终也无法查明的枪击事件，却以国民党党部的一声“误会”被匆匆遮掩过去。而党部的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差点因为“误会”没能活着回来！
看见深夜归来的周恩来一身血迹，邓颖超吓了一跳，但是她没有深问，因为他们夫妇之间有一条纪律，相互不打听各自工作上的事情。
周恩来怕邓颖超担心，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逮捕凶手时碰到身上的血迹，只字不提他遇险的事情。然而邓颖超毕竟是为党工作多年的同志，她和周恩来一样，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他们和在广州工作的共产党领导同志已经察觉到危险的局势正悄悄向他们共产党人逼近。因为这些不正常的政治现象表明，国民党当局可能要背叛革命，准备对合作的共产党人下毒手，国共两党有面临决裂的危险。
1925年秋天，邓颖超怀孕，她怕孩子影响革命，瞒着周恩来打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险些丧命。周恩来心痛地说：“孩子不仅是我们的后代，也是革命的后代，他也有生存的权利。”
1925年秋天，位于北回归线的广州市，天气依然炎热。
临近中午时分，一阵阵热浪将天空洗涤得愈加碧蓝，不留一丝云絮，太阳笔直地投下火辣辣的光罩，大大小小的房屋像上了蒸笼的馒头，人们又开始了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刻。门窗打开了，衣襟解开了，人们多么希望有风穿堂而过……可是，空气被热带地区固有的高温凝固了，除了热还是热。只有隐蔽在绿荫深处的蝉儿，激昂的情绪如火热的气流一样，从太阳露脸起就开始不依不饶地扯着嗓子叫唤，就像开了锅的沸腾声，咕咕嘟嘟，抑扬顿挫，高低起伏，给燥热的天气平添了几分闹心的噪音。不过细细凝听，里面还夹杂着人们在热浪中备受折磨的喘息声。
炽热的阳光下，一辆黑色轿车驶进一条狭窄寂静的街道。
一眼看去，这条名叫文德东路的街道已有了不短的历史。沿街都是高矮不平的灰色简陋楼房，但不时有一两座红砖洋楼嵌在灰色中。街面因为年久失修一路布满坑洼，即使是店铺，也光线暗淡，陈旧不堪，生意冷冷落落，和门外瓜果摊子前熙熙攘攘的人群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条跨越明清的百年老街在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中，经历过风吹雨打、战乱硝烟，有过辉煌，也有过沉沦，但它始终守着自己那份从容和辛酸。如今它又在五颜六色的“进军北伐”标语的覆盖中，开始了又一轮的辉煌。
轿车在坑洼的街面上起伏不定地前驶，后排坐着年轻的周恩来，他一身笔挺的灰色军官制服，手里拿着带有汗渍的大檐帽。他的眼光盯着街面缓缓闪过的景物，好像心事重重。因为街道狭窄，时不时有黄包车和板车迎面驶来，车速越来越慢，有时不得不停下来等行人走过。
这时，周恩来的额头又渗出了一层密密的细汗。
是不是汽车在炎热的阳光下行驶，车厢里的温度太高，以前周主任是不出汗的。司机望了一眼反光镜，这样想着。
周恩来一言不发地坐在汽车里，心里却激烈地翻腾着……他松开上衣风纪纽扣，使劲地扭动了一下脖子，想放松一下紧张的情绪。然而他一想起刚才的电话，心情就无法轻松，因为他的妻子邓颖超突然在家中得了急病……如果不是病情危急，她是不会让人将他从黄埔军校的会议桌旁叫回家的，因为她也是一个将革命工作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人！
究竟得了什么病？早晨离家的时候，她还好好的，还在楼上和他招手告别，怎么就病了？而且是急病！是不是急性阑尾炎，还是老病复发？他知道，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们一同参加天津学生请愿团，在天津警署前静坐绝食，才16岁的邓颖超因为疲劳过度，引起吐血，几乎危及生命，幸好邓颖超的母亲懂得中医，用中药调理了许久才稳定了病情，但是落下了劳累后容易诱发吐血的病根。
周恩来又扭动了一下脖子，问，快到了吧？
是的，快到了，周主任。司机答。
不一会儿，“嘎”的一声汽车停在一座三层木砖结构的楼房前，不等车身停稳，周恩来已经推开车门，他不像以往招呼一下司机才上楼，一下车就急急地奔进楼里……
“小超，小超……”周恩来一边急切地呼唤着妻子的名字，一边登上嘎吱作响的木梯，直奔他们的卧室。
他一上楼便看见一个外国医生从他们的卧室走出。
“我的夫人她生了什么病？要不要送医院？”此时的周恩来将一个丈夫的着急和疼爱表现得那么真切。
医生可能也从来人着急的神情上判断出这就是男主人。他赶紧用食指压在嘴边，“嘘”示意周恩来不要出声。
医生这个轻微的动作让周恩来更加紧张，他意识到妻子的病情可能很危急，否则怎么连大声都不让出？
医生拍了拍周恩来的肩，示意跟他出来。
他们走到旁边的起居室，这时外国医生才用英语向周恩来讲述了邓颖超的病情，“我已经控制了出血，但是孩子流产了。夫人休息几天就没有事了。”
孩子？周恩来一惊，他竟然一点不知道邓颖超怀孕了！虽然他知道邓颖超独立性很强，喜欢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即使是家事也很少打搅他，怕他分心。可孩子是他俩之间的事，是他们共同的生命结晶……她怎么能不告诉他呢？
“医生，孩子已经流产了吗？”周恩来不甘心地问。
“当然！夫人喝的是堕胎中药，毒性很厉害，对大人身体伤害很大，更不要说一个才两个多月的胚胎了。幸好抢救及时，否则连大人的性命都难保。以后你们千万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打胎，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知道吗？”医生瞪起幽蓝的眼珠，用严肃的口气警告说。
打胎？！周恩来心又往下一沉。
他没等医生走出大门外，就疾步返身上楼，也不顾医生嘱咐病人要静养，一把推开卧室的房门。
邓颖超因为出血过多，面色苍白，正躺在床上。她看见周恩来进来，动了动身体，想坐起身。
周恩来上前阻止了她，不要动，就这样躺着。
邓颖超知道自己闯了祸，一看见周恩来严峻的目光，扭过脸，抹了一把眼泪。不知怎的，刚才她还十分乐观，以为一碗汤药会将她送回以前的生活轨道上，像橡皮擦字一样将腹中孕育的生命擦得干干净净，不留任何痕迹。
可是时间才过去几个小时，她却像过了几百年，不仅经历了一个女性生理所要承受的痛苦，而且也经历了母亲失去孩子时的心灵磨难。毕竟腹中生命不是写下的一行字，擦是擦不掉的，不留痕迹更是不可能的。
顷刻间，她明白自己一时任性铸成了大错。她望着周恩来的表情，却不知道该怎样告诉丈夫这突发的“病因”。
邓颖超这几天清晨总觉得恶心，想吐，她算算结婚已经两个多月了，是不是妊娠反应？她立即被自己的想法吓出一身冷汗，连忙问同住一个楼里的蔡畅大姐。蔡畅和李富春夫妇曾经和周恩来同在法国留过学，关系很好，现在他们和邓颖超也渐渐熟悉起来了。
蔡畅在法国留学时生育过一个女儿，对此有点经验。她一听邓颖超讲述的生理反应，便笑着告诉她，你要当妈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