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再定睛一看，忍不住“噗哧”笑出了声，原来是你呀，铁军！我还以为哪个阔太太走错了门。
邓颖超和陈铁军曾经一同工作过，彼此很熟悉，在如此焦心的时刻能看见自己的同志，她们不知有多高兴！邓颖超连忙坐起身，拉住铁军的手，顾不上寒暄，就急切地问外头的形势。
铁军告诉邓颖超：周恩来从上海来了电报，通知广州党组织尽快安排你们离开广州。
铁军还告诉邓颖超：外头形势很紧张，许多人被捕，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已经叛变。你们的住所也被敌人搜查了，侥幸的是周主任发来要你去上海的电报没有被敌人发现，不然你连码头都不能去了。你现在万万不能回家，也不能在外头露面。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和叛徒，他们正在四处打听你的下落。你和伯母只有从医院直接去码头，尽快离开广州，船票我负责！
当铁军知道邓颖超刚刚生下的孩子已经夭折时，惋惜地说，小家伙来得不是时候啊！
她们临分手时，陈铁军再次紧握了一下邓颖超的手，“安全离开广州，一切都会好的！”
邓颖超的眼眶又红了。铁军这一来，无疑是给黑暗中期待的人送来了光明。顿时，激动、感慨和悲痛的情绪像雾气一般在邓颖超的心间弥漫开来，湿湿的沉沉的也厚厚的。她忍不住将压抑了多时的泪水又送出了眼眶。泪眼蒙眬中，她望着铁军走远。
此时此刻，邓颖超体会到了什么是患难之交，什么是战友深情，什么是精神安慰。是啊，只有离开广州，和周恩来会合，一切才会有希望！
后来陈铁军帮助她们购买了去香港的船票，又亲自用车送她们母女去码头。当时陈铁军的身份还没有暴露，她没有离开广州，依然和周文雍以假夫妻身份住在一起，继续留下来坚持斗争。广州起义失败后，她被叛徒告密，和周文雍同时在家中被捕，在敌人的监狱中他们宁死不屈，视死如归，在遭受酷刑之后被判死刑。
在死亡来临之际，这对相识相知多年的“夫妻”和战友才有机会向对方表白自己的爱情，临刑前，他们请求摄影师到监狱给他们拍摄了一张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合影，当作他们的结婚照，并且在一同去刑场的路途上大声宣布：“今天是我们的婚礼！敌人的枪声是我们婚礼的礼炮！”
很长时间以后，邓颖超一想起铁军救她出困境时的机智和勇敢，想到她抛弃家庭的优越条件投身革命直到为革命事业献身，心里就隐隐作痛。这是一个难得的优秀女干部啊！
妇女生孩子一般要休养一个月，叫作“坐月子”。可是才生育了十天的邓颖超不得不拖着虚弱疲惫的身躯踏上去上海的漫长路途。
要去上海，她们得要先去香港，在香港再转船到上海，漫长的海上旅程严重地影响了邓颖超的健康。虽然有母亲伴随，但邓颖超才经历生育的磨难，等到了上海，她已经是精疲力尽，无法再走路了。她就按照周恩来事先商量的办法，在旅馆里以她母亲的名义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寻人启事：吾豪，你久不要你的妻子，我现在带她到上海找你，你见报后到旅馆找她。
吾豪是周恩来早期在天津从事学生运动时的化名，和“5号”同音。当时邓颖超在组织里排名“1号”，化名就叫逸豪。
国民党不知道吾豪就是周恩来，只有用这个名字才安全。躲在上海闸北区的周恩来从通知邓颖超来上海后便天天看报纸，每一个边角都不放过。这一天，他终于在报纸上看见了盼望许久的“寻人启事”。
再一看旅馆地点，他吃了一惊，昨天那个旅馆里一个共产党员才被国民党抓走，如果将邓颖超留在那里十分危险。他立即派人将邓颖超和岳母接到外国人开办的医院里。
终于，分别了半年的夫妻在历尽磨难之后又相见了。
周恩来在邓颖超到来之前已经知道了孩子夭折的消息，他在医院里看见十分虚弱的妻子时更加心痛。他们几乎没有谈起孩子的话题，因为这是他们都不愿意触及的话题，加上身处的环境，也无心提及个人的得失。他们想着与其让孩子来世上遭受磨难，还不如让他回归宁静的天国时，内心的痛楚也就减轻了几分。
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夭折的孩子将成为他们夫妻最后一个孩子！
邓颖超在布满白色恐怖的上海无法公开租房子居住，只好以病人的身份躲进日本人开设的福民医院。半个月后，她的身体稍微好了一点，可是当医生为她复查身体时，却瞪大眼睛吃惊地望着年轻的邓颖超，心里满是疑问，这个生育已经两个多月的产妇的身体状况怎么还停留在刚生产完的水平上？
“你从生育以后到现在，是不是没有休息？”
邓颖超无言以对，默默点了点头。
“你的身体已经无法复原了，以后恐怕要终身……不孕！”医生严肃地对她的病人说。
终身不孕？听到这个消息，邓颖超没有吃惊，也没有难过，甚至认为不生孩子更好，更省心，少掉了许多的麻烦。现在连大人的生命都没有保证，如果孩子的生命也没有保障，还不如不要。此时的她已经不像刚刚失去孩子时那样痛苦，险恶的环境让一个革命女性完全从失去孩子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周恩来也和邓颖超一样，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残酷但又无奈的现实。
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周恩来化装成商人秘密走进一家产院，看望了战友张太雷的妻子和他们刚刚出生的儿子。这个孩子命很苦，先是丧父后是离母，再后来远赴苏联，最后染上精神疾患孤独一生。
就在邓颖超失去孩子后几个月，周恩来在上海的敌人四处搜捕共产党员的戒严中，也走进了一家产院……他看望的产妇是主持南方局工作并兼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太雷的爱人王一知，她也和邓颖超一样，在这一年的紧要关头，孩子却要出世了。她通过地下党的安排，躲在上海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医院生孩子。
周恩来和张太雷有着深厚的友情，而且共事多年，他知道张太雷刚刚调去湖北任省委书记，夫人王一知是上海地下党秘密电台的报务员，此时生孩子无疑是雪上加霜，处境会更加危险。
一天晚上，周恩来头戴礼帽，将帽檐压得低低的，遮盖住眉眼。他在一家不起眼的小食品店买了些营养品，按照地址找到那个医院。
周恩来一走进病房，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打动了……刚刚出生的婴儿在襁褓中甜甜地熟睡着，母亲在轻轻摇晃着摇篮……周恩来看见王一知要起身，便做了个不要动的手势，然后放慢脚步走近摇篮。他轻轻抱起孩子，细细地端详了一会，用手指划了划婴儿的脸蛋，开心地笑了。
“又是一个革命后代！哦，四方大脸，长大一定像他的父亲，英俊！太雷看见了还不知怎么高兴呢？
“现在外头形势很紧张，你要注意安全，把孩子抚养好。他不仅是你们的孩子，也是革命的后代。你的责任重大啊！”刺耳的警笛在窗外呼啸而过，周恩来对王一知说。
周恩来慢慢放下孩子，可是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婴儿的小脸。
他是不是想起了自己刚刚出世却早早离世的孩子，他是不是也是这般模样？张太雷的儿子是1927年10月20日出生的，不久张太雷回到上海，在小儿子张知春满月时，还高兴地喊来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他们一边小酌一边谈工作。第二天一早，张太雷便匆匆离开家门，这竟然成了张太雷与妻子王一知、儿子张知春的诀别。
12月上旬，王一知带着儿子张知春到达香港，原计划等广州起义结束后与张太雷在此团聚，没想到起义的第二天，张太雷就壮烈牺牲了。王一知与张太雷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仅有两年多一点，痛失丈夫的王一知在精神上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在她返回上海后，瞿秋白夫妇、周恩来夫妇、刘少奇等常常去看望和安慰她，帮助她重新振作精神，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在大家的帮助下，年轻的王一知在白色恐怖中成长起来，坚持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长达十年之久。因为地下工作危险，王一知就把她与张太雷的孩子送回了湖南老家寄养。
1938年初，周恩来亲自指示把张知春接到延安，并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随后，张知春和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孩子一起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虽然在那批孩子里张知春年龄小，他的汉语却是最好的，而且还会四国语言。1945年在莫斯科高中毕业后，他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1947年底转入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学习，1952年考上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在苏联科学院某研究所工作。毕业时他因为学位问题精神上受到了刺激。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张知春再一次受到刺激，苏联方面觉得他不适合在军事科学领域工作，就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
1965年，也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张知春被接回国，进入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十五研究所工作。“文革”开始后，他受到冲击，被打成苏联特务，又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张知春被从精神病收容所接出来并作了妥善的安置。张知春长相上酷似其父张太雷，在苏联期间曾经有过一位恋人，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没有能够结婚。此后张知春就一直过着独居的生活。2008年10月5日凌晨3点，张知春在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病逝，享年81岁。
1927年5月，中央机关搬到武汉，周恩来和邓颖超又一次离别。3岁的特特躲进周爸爸的“保护伞”下。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九死一生。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上海的党中央组织遭受了很大的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逮捕被屠杀。占尽人间繁华、素有“十里洋场”美名的上海滩无时无刻不在向世人诉说一个悲剧白色恐怖！上海在国民党武装宪兵的大皮靴下沦为一个杀气腾腾、血腥味四溢的恐怖城市。
摩天大厦林立的大上海不再有昔日灯红酒绿的繁华，显得格外冷清和萧条。商店、工厂、学校、居民都紧闭门户，路上行人十分稀少。能够显示大都市现代文明的有轨电车也失去了往日的拥挤和繁忙，偶尔看见一辆电车孤单地穿行在空荡荡的大街上，竟然能听见只有夜深人静时才能听见的压轧轨道时发出的“咔嚓咔嚓”声。这令人心惊胆战的电车声，好像要碾碎脚底的路面，行人随时都会遭遇天塌地陷的危险。
4月正是桃红柳绿的季节，可是上海居民带着远离春天的心情躲进了阴暗潮湿的房间里。窗外弥漫着春季多雨的雾气，里弄中湿漉漉的青砖地上彻夜响着巡逻士兵急促的脚步声，一阵阵刺耳的警笛和惊心的枪声划破了夜上海的上空。几乎每一个清晨都会发现有新的人头悬挂在路边电线杆上，无论是血淋淋的头颅还是经风吹日晒干枯的人头，面目早已全非，其惨状不堪入目。唯有头顶那缕缕不变不腐不屈的青丝牵扯着死难英雄们的亡灵，随着春风微微摆动着，好像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命之草……如果中央机关继续留在上海，势必会遭受更大的损失，况且在此时的环境下已难正常开展工作。中央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根据上海的严重局势，决定上海党中央组织暂时转移。
1927年5月，中央机关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化装成各种身份的出门人，分批逆长江而上，从上海迁往北伐革命的中心、形势相对比较稳定的内陆城市武汉。
周恩来也将随同中央军事委员会转移到武汉，而邓颖超以前没有在上海工作过，还没有暴露身份，中央决定让她继续留在上海从事妇委工作。
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见仅半个月，又要离别。这次邓颖超没有去码头送周恩来，因为纪律不允许他们双双暴露在人多的场合，加上邓颖超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周恩来走的那天，邓颖超只能默默伫立在灯光昏暗的路口，看着周恩来的黄包车驶进漆黑的夜幕里……邓颖超或许没有意识到，她目送的人，将为中国革命征程留下一个永恒的里程碑，这个里程碑将托起明天的新中国……血的教训告诉了中国共产党，只有用武装的革命才能战胜武装的反革命。
周恩来刚去武汉不久，中央决定发动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和以往不同，目标将不仅仅是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买办阶级，而是要用武装形式抗击向共产党举起屠刀的国民党反动派。
据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
他在去南昌前，和蔡畅的女儿李特特还有一段小插曲。
1927年6月，中央机关从上海刚搬到武汉，特特才3岁，她外婆将她和表姐蔡妮、表弟蔡博从湖南老家送到武汉各自的父母身边小住。当时周恩来和她父母住在一个楼里。
李特特长期和外婆一同生活，对父母很陌生。她一看见自己的父母，别说叫爸爸妈妈，咧嘴就想哭，可还没哭出来，就看见有个慈眉善目的叔叔走进她家。妈妈拉她过来，让她叫“周爸爸”，她嘴努了努，没有叫出来。
妈妈想责备她，这个挺和气的周爸爸阻止了妈妈。顿时，她凭着孩子的纯真将这个好叔叔的形象留在了心里。
周爸爸和爸爸妈妈谈完事情走时，拍了拍蹲在角落独自玩耍的她，从口袋摸出几粒糖果，放在她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