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在血腥镇压中失败。与此同时，邓颖超在广州难产，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再次夭折。
转眼间，革命志士们带着东征的胜利、北伐阵线的推进和对大革命蓬勃兴起的高涨情绪走进了1926年。
共产党人面对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形势既兴奋又担忧……似乎这火热的运动也孕育着动荡的萌芽，特别是孙中山去世以后，不断听见暗杀的枪声，这不断长鸣的警钟引起人们的深思，是不是某些右翼分子在革命高潮背后孕育着不可告人的阴谋？
果然不出所料，革命形势朝着大家担忧的方向迅猛发展。
1926年3月，一些在广州的国民党右翼极端分子到处造谣说，停泊在珠江口的“中山”舰上的共产党分子要发生暴动，他们要回师广州，炮击黄埔。
和共产党一直面和心不和的蒋介石趁孙中山逝世一周年之际，撕下忠于孙中山总理的面具，逮捕并且屠杀了“中山”舰的共产党员，使得不能自圆其说的谣言演变成为一次流血的“中山舰事件”。
这是蒋介石开始向共产党发难的信号，也是大革命走向低潮的前奏。
仅隔两个月，蒋介石又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全会，会上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规定了许多限制共产党人活动的条例，只要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都看得出，这些不合理的条例是蒋介石打击、排挤共产党，破坏统一阵线的一个阴谋。然而，秘密设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以陈独秀为主的领导人为换取短暂的“和平共处”，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却采取了一系列无原则的退让行为，不仅接受了这些限制条件，还强行让包括周恩来、聂荣臻、陈赓等原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领导人退出国民政府组织。不久，在国民党政府担任部长以上职务和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营以上军官职务的500多名共产党员陆续从自己的岗位撤出。这使得国民党组织更加“纯洁”，排斥共产党的反动势力在共产党的不断让步中越加壮大，到1926年底，排斥、打击、诬陷共产党人之风越刮越猛，眼看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当时共产党领导人的一味退让，实际上是一种后患无穷的做法。这让党内许多高层领导人心急如焚，可是大家又知道陈独秀是个刚愎自用的人，谁也无法说服他放弃退让政策。
在这种状态下，周恩来在1926年12月接到中央命令，让他前往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中央组织部的秘书，并兼任中央军委书记。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和工业城市。在这里，有着被称为“国中之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租界以外的地区控制在孙传芳部的军阀势力手里，但是这里又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便是从这儿开始的。
周恩来怀着激动且忐忑的心情回到家，他看见邓颖超日渐笨重的身躯，一时不知如何开口……
邓颖超见他欲言又止的神情，先笑了起来，是不是要走了？
你知道了？周恩来惊奇地问。
邓颖超平静地用手摸了一下隆起的腹部，那神态好像是在抚摸婴儿，十分小心，十分安祥。
我已经知道了！……你不用担心，有母亲在跟前，你放心走吧。等我把孩子生下后再去找你！
周恩来知道这次到上海是秘密之行，他们夫妇之间可能都不能通信了。
但他看见邓颖超独自承受被比喻为女人的“鬼门关”的生育大事，表现出如此的镇静与坦然，这让他很感动，原本有点酸涩的心房顿时被巨大的欣慰充盈了。他所期望的终身伴侣，不就是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能心心相印、彼此支持吗？
几天后，周恩来要走了，他回来向妻子和岳母辞行，嘱托岳母保重身体，照顾好小超，等生育后，她们母女再到上海和他会合。
才聚首又要离别，而且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时离别。此次离别似乎更有一番难以言表的滋味！
看着岸上渐渐模糊却是那样熟悉亲切的身影，周恩来的心里滑过一丝不安，邓颖超留在广州能不能平安地渡过生产期？新生婴儿会不会出现意外？
他有点责备自己，刚才为什么忘记嘱咐她们，如果碰上难产，无论如何要保住大人！然而，这儿女情长的思绪瞬间即逝，此时此刻已不允许他有时间来思考个人的事情。
周恩来这次调中央名义上虽是组织部的秘书，实际上是要他负责整个党的组织工作。而此时的上海刚经历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可惜的是因准备不足，大部分工人没有发动起来，而遭受了失败，起义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英勇牺牲。
但是英勇的上海工人很快从血泊中站了起来，他们在1927年2月又策划起第二次全市工人大罢工，继而发展为武装暴动。这时周恩来刚到上海两个月，他虽然没有直接指挥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但他见证了这次上海工人由大罢工到武装起义再到失败的全过程，为他领导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为继续发动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吸取了前两次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成立了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特委），委员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暲等组成。特委下设军事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周恩来、赵世炎等负责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尹宽、郑超麟等负责宣传委员会的工作。
其次，拟定行动计划。起义的整个行动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负责，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担任起义总指挥。3月19日，中共上海区委发布了这次武装起义的行动大纲，精心策划了《各部作战计划》。再次，做好起义前的组织动员工作。
对此次武装起义，周恩来充满信心，通过武装起义可以证实共产党反帝反封建、保卫革命成果的决心，粉碎蒋介石诬陷共产党“坐享其成”、“不劳而获”取得革命成果的谣言。
周恩来在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军事准备工作时，始终紧紧抓住两个要点：第一，起义前做好切实周密的准备工作；第二，正确选择起义时机，在条件成熟时坚决果断地发动起义。
3月21日上午9时，等待已久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周密的准备工作后开始了。中午12时，全市约80万工人宣布总罢工。
按照周恩来预先所作的规定，四郊几处大工厂的汽笛同时长鸣，这是工人纠察队行动的信号。中午1时起，起义队伍系着白底黑字的“工人纠察队”的臂章，领取武器，到预定地点集合。租界内的工人也涌向华界。还有人在煤油桶内燃放鞭炮助威。
经过连续30个小时的战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辉煌的胜利。5000多名工人纠察队员终于打败5000多反动军警，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上海。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也是世界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史上有数的成功记录之一。作为这次起义的总指挥，周恩来坚决果断、细致周密、从容沉着、指挥若定的领导才能也由此为更多人所了解。
然而，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了，而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之意已定，共产党的任何最佳起义方案都无法获得国共合作的最佳效果……其实国共未来的命运已被编入历史的程序中。很快，周恩来就将面临大革命失败、孩子夭折、南昌起义部分队伍被打垮、战友牺牲和自己身染重疾，这些关于党、国家乃至个人的不幸事件就像一下接一下砸落的重锤，每一下都砸在周恩来的心上……周恩来到上海后，孩子一天天在母亲的腹中长大，远在上海的周恩来也一天天地临近父亲的角色。可是，即将做父亲的周恩来满心装的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他为此精心准备的行动也临近“诞生”的紧要关头。对一个职业革命者来说，这比即将诞生的孩子更为重要。
也许是父子心灵感应，就在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胜利不久，邓颖超开始出现阵痛，这时距离预产期还有一个礼拜。邓颖超母亲是位中医，生育过孩子，她一看女儿的情形估计是快生了，当机立断陪邓颖超一起住进德国教会开办的产科医院。
阵痛，阵痛，一阵紧似一阵的疼痛穿透了她身体的每一个部分……老天爷似乎和这个年轻的孕妇存心过不去，一个比肉体阵痛还难以忍受的心灵阵痛随着1927年4月12日这个黑色的日子降临，对在医院里生孩子的邓颖超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4月12日，蒋介石公然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下令上海的北伐军向工人纠察队开枪！
蒋介石一旦撕去所有伪装，也就无所顾忌了，他决意要把自己的对手消灭掉。他一边调集重兵围剿上海工人纠察队，一边在全城搜捕共产党员，致使刚刚取得起义胜利成果的成功者们还没有来得及品尝胜利的喜悦，子弹便从他们的背后射来……
一场全面镇压革命运动的血腥大屠杀在上海拉开了序幕。
国民党血腥大屠杀革命志士蒋介石用重兵包围了起义队伍，采用血腥镇压的手段，三天三夜的大屠杀，上海1000多名共产党员倒在血泊中，使得这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人武装起义在悲壮的《国际歌》声中失败了！
就这样，工人运动史上少有的一次胜利，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而被彻底葬送了。
邓颖超腹中的孩子就在这暴风骤雨降临大地的紧要关头，急急切切地要出世了。
一天，两天，邓颖超在痛苦中度过了第三天，孩子还没有生出来。
她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在腹中会生长得过大，无法顺利生产。
难产！这个在今天根本不算什么难题，可在当时足以让产妇丧命的结果，摆在了年仅23岁的邓颖超面前。
第四天，孩子生出来了，有8斤重，是助产医士使用多种催产方法没有效果后，采取了不得已的方法用产钳夹住婴儿的头颅硬拖出母体的。
当邓颖超看见这个折腾了她三天三夜的男婴此时弯曲着身躯，耷拉着长着乌黑头发的小脑袋，一动不动时，一种只有母亲才会有的恐惧深深刺痛了她的心，她的眼泪无声地流了出来……而痛苦生产的三天，她却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因为她那时有着希望，而现在，希望随着医生不断拍打新生婴儿的臀部渐渐破灭。这个苍白软绵的小生命始终无声无息，因为在腹中时间过长已经窒息死亡。
新生儿不再需要阳光和空气了，更不需要知道他是谁的骨肉，作为生命，他只是昙花一现地存活在母亲的体内，作为遗憾，却永远留在了父母的记忆里。
十月怀胎的孩子死了，这对邓颖超来说还不是最大的打击。
邓颖超刚从产房出来，就知道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她心急如焚，不知周恩来安危如何。丧子的悲痛已被国民党血腥屠杀激起的愤恨所取代！她恨不得插翅飞到上海，和周恩来并肩战斗……此时，远在上海的周恩来在工人们的掩护下，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秘密隐蔽在上海平民区。刚刚脱离危险的周恩来首先要做的是组织共产党人疏散，由公开斗争转入地下斗争，尽最大努力保存革命力量。就在周恩来尽全力营救被捕同志的时候，传来广州也开始屠杀共产党员的消息，周恩来想起了留在广州待产的邓颖超，这让他十分牵挂……然而他还不知道面貌和他酷似的儿子已经夭折。
邓颖超在广州通过女革命家陈铁军的安排辗转来到上海，她通过在报上登出寻找“吾豪”的启事找到了周恩来，再次会合的夫妻却永远失去了生育自己孩子的机会。
远在广州的邓颖超因为焦虑、紧张和悲伤，生育一个礼拜后，子宫还没有收缩，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如果情况不改善，就意味着以后很难再有怀孕的机会。所以，医生将这个消息告诉邓颖超和她的母亲，希望她能好好休息，不要因为失去孩子过于悲伤，因为只有保住身体才有可能保住做母亲的权利。
然而，医生哪里知道，此时的邓颖超已经无暇顾及自己的悲伤和身体，她个人的悲哀早已被对革命命运的担忧取代了。她面临的环境和前景比失去一个孩子更加让人揪心。
她在医院的病床上一刻也无法平静，反复想的就一个念头：一定要活着出去！一定要找到党组织！一定要和恩来团聚！
正苦于无法和党组织取得联系的邓颖超在医院意外地接到周恩来的通知：快速到上海会合，接头办法照旧。
周恩来他活着！邓颖超顿时感到精神好了许多，好像连身体也硬朗了起来，竟能下床走路了。
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是广州地下党员陈铁军送来的。
这位以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女英雄，作为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中的原形的陈铁军，凭借她的聪慧和机智，在广州开始血腥屠杀、四处布满密探的危险情况下，居然一家一家医院查访，终于找到了邓颖超。她到医院和邓颖超接头的那天，特意化装成有钱的阔太太。
广州已经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四处警戒森严，国民党特务遍布大街小巷，就连外国开办的医院也不放过，任何人不能随便出入，即使病号也要严格盘查。
这一天，在德国教会医院站岗的门卫突然看见一辆高级小轿车从容停在警察不断穿梭的马路上，从里面走出一个神情傲慢、着装雍容华贵的夫人。
门卫瞪大眼睛，看着“贵夫人”目不斜视地走近医院门口。他怯怯地想上前盘问，可是不等走到跟前，眼前飘来一张花花的钱币，门卫立即放弃了盘问的念头，收起钱，恭恭敬敬地目送一掷千金的“贵夫人”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医院。
陈铁军一进邓颖超病房，看见邓颖超一脸疑惑地望着她，连忙脱下华丽的外衣，走到邓颖超床前，也不出声猜猜，我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