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这个称呼令21岁的邓颖超措手不及。她不愿意刚开始在广州工作就做妈妈，让孩子成为革命的“包袱”。
一个大胆并且有点冒险的想法，在她年轻的脑海里形成。
这天早晨，她和以往一样在餐桌边和周恩来告别。然后取出头天在药店里配来的几包中药，自己动手煎熬。
当一碗热气腾腾的褐色药汤放在茶几上时，她那双大大的眼睛被浓烈的药味熏得眯细了起来。但她没有犹豫，端起药碗，一仰脖子，喝进了肚子里。
这中药是打胎儿的药，喝下它意味着什么，邓颖超知道，正因为她知道，才坚决地喝下了它。
才结婚，和周恩来共同面对的革命事业刚刚开头，怎么能有孩子拖累？
再说，广东大革命形势正处于全国排头兵的位置，北伐战争在广州已经形成千钧一发的紧张态势……这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已形成巨大的磁场，将全国的热血有志青年吸引到它的怀抱中。然而，投身革命怀抱的人们，必须用自己的全部，包括家庭、亲人乃至生命，面对以后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如果带上孩子的妇女加入这个行列会怎样？势必带来更大的困难和危险。
这个时候万万不能要孩子，否则会给自己和周恩来带来很大的麻烦和影响。
想到这里，邓颖超对刚才下肚的中药抱了极大的希望，希望这药能中止这不逢时的妊娠。
希望很快变为剧烈的腹痛和出血，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疼痛让邓颖超害怕了，如果出现意外怎么办？她是瞒着周恩来打胎的呀！
她忍痛拿起电话，让接线员将电话接进黄埔军校，找周恩来……
周恩来正在办公室办公，听见话筒里传来邓颖超急促的喘息声，他忙问出了什么事。
“我生……生了急病，你马上回……回来一下！”
“千万不要动，我马上回来！”
周恩来一边往外走，一边向身边的副官交代赶紧找个英国医生去一趟家里。
幸好医生来得快，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周恩来看见病榻前的邓颖超虽然很虚弱，但已经化险为夷，稍稍松了一口气。
刚刚摆脱生命危险同时也卸去当妈妈责任的邓颖超，此时面对周恩来，突然觉得这样做对丈夫是不公平的，未出世的孩子也是他的骨肉啊！
此时她多么希望这个孩子还在腹中存活着……可是一切已经无法补救了，胎儿已经离他们而去！
因为经历了一场多少带有鲁莽和盲目的堕胎折磨，连惊吓带后悔，再失血过多，邓颖超已经虚弱得连说话的劲都没有了。
看见早上还好好的妻子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周恩来一阵心痛，一想起那无辜的小生命他连知道都不知道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失去了，心更痛！
孩子啊，孩子！
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对着满脸内疚的妻子发了火……
这大概是周恩来一生中对邓颖超发得最大的一次脾气！
“你怎么能这么轻率，不为自己生命负责！不！还有一个无辜的生命。
为什么不能等我回来商量后再作决定，再说，我也是孩子的父亲……”
说到父亲，大概说到了心痛之处，他不由地顿了一下，一股酸涩的感觉漫上心头，毕竟他已经27岁，在当时，像他这样年龄的男子早已子女绕膝。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你怎么当作儿戏呢？”
邓颖超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低声申辩：我是怕孩子生下来影响我们的工作，让你分心……
“孩子是我们俩的，要不要，应该由我们共同决定。再说，孩子不仅是我们的后代，也是革命的后代，他有权来到这个世界上。孩子没有罪嘛！你看你，为了不要孩子，却将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你让我如何不分心？”周恩来痛心疾首地紧紧握着床头的扶手，严峻的面容露出无比的遗憾和痛惜。
是啊，孩子也是革命的后代，他也有生存的权利！我怎么没有这样想呢？邓颖超又难过地流泪了。
周恩来本来还想说几句，可看见邓颖超苍白的面容，心想她才21岁，正是干革命大展身手的年龄，怕孩子拖累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周恩来叹了口气，坐到床沿，轻轻握着邓颖超的手，说：把妈妈接来吧。
邓颖超明白周恩来的意思，如果她的母亲在身边，她可能就不会做出这样鲁莽的事情来了，老人毕竟是过来之人，对人生有她们成熟的经验和体验。
“好了，我不再说了，孩子已经没了。现在你要养好身体，有了身体才能干好工作，才有未来！”最后几个字周恩来加重了语气。
邓颖超会心地一笑，点点头。
周恩来为邓颖超掖了掖被角，起身去忙自己的事情了。
周恩来这样喜爱孩子是邓颖超始料未及的。一连好几天，邓颖超都在为自己的草率行为而自责。
邓颖超毕竟人年轻，她边工作边调养，过了半年多，身体又复原了。
1926年夏天，她又怀孕了。这次她要精心保护腹中的孩子，让孩子顺利地来到这个世上。尽管这个世界多灾多难，战火四起，但她和周恩来都相信生命是美好的，孩子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她将母亲接到身边，以便生育时有人在身边照顾。
邓颖超身体好了以后又继续到广东省委党部妇女部上班，她和刚回国不久的蔡畅一同协助何香凝从事妇女解放运动。
周恩来还是和以往一样，身着军官制服，乘坐一辆黑色轿车，去郊区的黄埔军官学校上班。他那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蒋介石任校长。蒋介石还没有公开背叛革命，他们还是上下级关系。
然而，他们谁都无法预知，这个孩子的失去，意味着更大的失去在等待着他们。
周恩来喜欢孩子由来已久，他深得小后代们的喜爱，并且成为他们可以信赖的大朋友。孙维世仅5岁时就当上了父母革命活动的“哨兵”。
有一段时间，周恩来夫妇在广州常常秘密聚会，讨论工作和其他政治方面的问题，常去的地点是孙炳文的家里。因为他的孩子多，便于掩护。
孙炳文从国外回来不久，在黄埔军校任上校军衔的政治教员。他和周恩来之间还不仅仅是同事、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几年前就和周恩来在德国相识。那是1913年，长期同情并且积极支持共产党的北京大学教授孙炳文在北京从事革命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通缉，回到四川老家避难。同在四川老家郁郁寡欢的云南将军朱德慕名远道而来，共同的志向使得他们结为生死之交。朱德在孙炳文的帮助下，摆脱了国民党旧式军人的生活方式，全心投身革命运动。1922年，他们又一同出国留学，刚刚抵达德国，就听说旅欧共产党支部负责人就在德国，他们被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所鼓舞，马不停蹄地赶往德国另外一个城市，他们见到的是一个比他们小十多岁的英俊年轻人周恩来。然而，他们还是将信任和希望交付给了眼前这个可以信赖的年轻人。
他们的希望没有落空！周恩来成为他们的入党介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