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员改变了以前单身的形式，开始成双成对，以家庭作为掩护，于是一个个特殊的家庭在上海出现，周恩来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保护着这些家庭和他们的后代。
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又一次成为中央机关活动的中心。但也带来一个问题，如何保护自己、保护组织。以前大家可以公开活动，无须掩盖自己的身份。而现在，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进行地下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随时有被逮捕、杀头的危险。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一套假身份和公开的社会职业，和普通市民一样生活。
周恩来多年从事地下党工作，对此有经验，他让大家以家庭为掩护，单身男女结对为假夫妻，有孩子和老人的接来上海同住，大家第一身份是父亲、母亲、先生、太太，第二身份才是党内的职务。如果被捕，每一个人要守口如瓶，坚决不暴露党员的身份，这样党组织才能想办法保释、营救，每个党员的安全关系到上海地下党的安全。
一时，从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博古等人到下面的一般联络员，纷纷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方式，是单身汉的，开始恋爱结婚，聂荣臻结婚了，陈赓结婚了……无孩子的家庭也开始计划添丁进口，那些特别有独立个性的革命女性也不得不学着家庭主妇的模样，为孩子为家庭操心，变得婆婆妈妈起来。
一个个特殊家庭在周恩来的身边出现了。
一直被父母视为“包袱”的孩子，在这个特殊时期也担当起家庭成员的角色。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大上海，和自己的父母度过了一段短暂而紧张的家庭生活。
蔡畅和李富春的独生女李特特由外婆葛健豪带来上海。
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才出生，也留在了上海，他们将外婆从四川老家接来带孩子。
还有王若飞、王一飞、刘少奇、邓中夏等人，他们也将孩子带在了身边……这些有孩子的家庭大多是党内秘密开会的据点。
可是周恩来发现，有一家店铺一直是上海中央机关的秘密联络点，但还不符合秘密活动的条件。坐守这里的“老板”姓熊名瑾玎，才20多岁，却已经担负着中央机关财务总账管理的重任，可是令人犯愁的是他至今还是光棍一条，以前是优势，现在成了劣势。周恩来通知他，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组织上要求他尽快找一个女性组成家庭，掩护他工作。
可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如何才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妻子”呢？又不能随便在大街上拉一个，不知根底的女性还不能胡乱结识，可知根知底的未婚女同志基本都名花有主。找对象，好像比开店铺、搞地下工作还要难。熊老板发愁了，谁来做我的“老板娘”？
熊老板为“老板娘”犯愁的事情让周恩来知道了。他有点发笑，一个仪表堂堂、有能力的年轻人，怎么找不到一个对象呢？
他和邓颖超一商量，决定亲自出面物色一个“老板娘”分配给熊老板。
这时周恩来想起了一个人朱瑞绶。这个只有20岁的姑娘，是地下党的一名交通员，记得有一次周恩来去她所在的地点开会，他提水瓶想往自己茶杯里续水，可是一提，水瓶空了，就轻轻放下，又继续集中精力听大家发言。
周恩来这个细小的举动被坐在远处记录的朱瑞绶看见了，她一声不响地走过来，拿过水瓶出去在“老虎灶”就是里弄里专门烧开水的大炉灶上打了一瓶开水，回来给大家一一续上水。当时周恩来心里一动，好一个机灵的姑娘！
周恩来觉得小朱可以胜任“老板娘”的工作。他通知小朱要她去店铺工作，党内工作是负责协助熊老板工作，做他的助手，对外的公开身份是老板娘。
小朱接受了这个工作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接受了家庭的选择。为了革命事业，他们走到了一起，没有多久，假戏真做，由假扮夫妻变为真夫妻。周恩来经常到他们店铺开会，来一次，就看见小朱进步一次，她不仅成为这一片秘密联络点的党小组长，发言有条有理，也学会了译电文，用化学药水书写文件。在柜台上，她学会了察言观色、随机应变，以及对付各种可疑人物的本领，成为上海地下党中出名的“老板娘”。
1945年1月，熊老板的女儿在延安中学读书时得了心脏病，是周恩来通过关系将孩子送到上海治病。他当时给延安负责青年工作和宣传工作的蒋南翔写了一封信：
南翔同志：
熊老板的孩子犯心脏病甚重，拟送治疗休养。如太重，将来拟送出去治。此事与吴克同志一商。
周恩来
一月九日
通过治疗，孩子的病情减轻了许多，可见周恩来和熊老板一家有着长久深厚的交往，连他们的后代也得到了周恩来博大绿荫的庇护。
周恩来自己也摇身一变成为商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他蓄起了长胡子。周恩来原来浓密的络腮胡子几乎每天要刮，现在好了，任它长，很快，一把美胡须围盖住下巴，使得他颇有大儒商的风度。大家送他一个外号胡公。久而久之，胡公成了周恩来秘密联络的正式名字。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这个大胡子商人姓胡呢。
周恩来有时长袍马褂，有时西装革履。为了掩护革命，适应当地习俗，周恩来还经常和各派人物周旋，请客送礼。而邓颖超完全打扮成家庭主妇，在家打打麻将，会会朋友。然而他们的各种会议就是在麻将牌的“哗哗”声中召开的，传递情报也是在串门会友中完成的。
1928到1931年，周恩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组织部部长，还负责保卫党中央的特科工作。在敌人统治下的上海，环境异常险恶和复杂，周恩来以他的冷静和机智从容应付，积累起更加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
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
居住的地点，有时住一个月，甚至只住半个月，每换一处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他外出的时间严格限制在上午5时至7时和晚上7时以后，其余时间除特殊情况都不出去。他还对上海的街道布局进行仔细研究，尽量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敌人尽管把他定为极力搜索的重点目标，却始终无法发现他的踪迹。
那些在特殊家庭中生活的孩子们也养成了他们特有的责任感和机警。
苏兆征是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之一。
1925年他参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这次罢工的时间之长、影响之深是国际上罕见的。
苏兆征的儿子叫苏河清，那时才七八岁，但是他终生难忘父亲临终时留下的遗言：大家同心协力，达到革命的胜利。这已成为苏河清一生中的座右铭。
苏河清是1921年9月在香港出生的，父亲苏兆征当时是海员。因革命的需要，父亲经常往返于广州、香港等地，无暇照顾出世不久的幼子。
苏河清的童年和许多革命者的后代一样，生活在动荡不定的环境中。童年时期的许多往事，苏河清仍能清晰地回忆起来：
父亲当时领导着香港海员工会。为发动海员工人团结起来同资本家斗争，他常常在码头上反复向海员工人和码头工人宣传鼓励，为他们读报纸，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事迹。每逢这时，我便拉着父亲心爱的大狗“阿金”站在远远的地方放哨，一旦发现“摩罗萨”（指红头阿三当局雇用的印度人警察）就把“阿金”放开，让它跑到父亲那里报信……党中央后来派苏兆征到上海工作，全家人也一同前往。苏河清一家同邓中夏一家是邻居。当时，党组织和工人组织的同志常常在苏、邓两家开会。
每到这时，苏河清就和姐姐骑着小儿童车在弄堂口放哨，一有情况就敲响随身带着的铁盘，通知大人们赶快采取行动。
每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都会从口袋里掏出几块糖果奖赏他们。糖果几乎成为周恩来口袋里必备的物品。
他到哪一家开秘密会议，都会遇见孩子。一看见孩子，他总情不自禁地用他的大胡子“扎扎”乐不可支的娃娃们，然后像变戏法似的拿出糖来，搞得孩子们一见到大胡子周爸爸来就格外兴奋，手舞足蹈地围着他转，几乎不等他掏出什么吃的东西，小手就忙不迭地伸进了他的口袋。
有时周恩来和孩子们捉迷藏，将糖果放在礼帽里，习惯翻口袋的孩子看见口袋里没有糖果，也不会善罢甘休。有的孩子聪明，歪着脑袋，盯着周爸爸望一阵，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激动起来，连忙搬过凳子站到周恩来跟前，摘下他头上的礼帽，顿时诱人的糖果出现在孩子的眼前。
当年在上海跟随父母度过那段白色恐怖岁月的孩子们，几乎都享受过周爸爸和邓妈妈的糖果。
周恩来在紧张的环境里也只有和孩子们在一起时才感到稍稍放松，暂时忘却了眼前的困难，和孩子们一起进入了无忧无虑的世界。
苏兆征这位曾经在1922年1月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中叱咤风云，让英帝国主义胆战心惊的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失去了健壮的身体，重病缠身，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
1929年2月下旬，苏兆征病重住院，周恩来、邓小平、李立三、邓颖超等同志闻讯后曾赶去医院看望。可是苏兆征已经不行了，但是他临终时最后的目光留在了这位与他并肩战斗多年、如同兄长的领导脸上。他断断续续地说出：要革命……要革命……并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大家同心协力……达到革命的胜利！”然后就吐出了最后一口气，走了。
周恩来面对离世的老战友心痛万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照料他的家人。
为了保护年幼的孩子，他请示党中央，将苏兆征的夫人和两个孩子一同送往莫斯科。
周恩来在码头将护送孩子出国的人叫到一边，严肃而认真地下了一道死命令：“他们是烈士的遗孤，你们保护孩子要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如果遇到意外，宁可牺牲自己也要让孩子活下来！”
苏河清和母亲、姐姐告别了同父亲一同工作的叔叔阿姨们，告别了风雨纷飞、苦难深重的祖国，随家人到了苏联，他和姐姐进了国际儿童院学习。
苏河清没有辜负父辈们的希望，他在莫斯科完成学业，成为一名专业摄影人员。
1945年，他带着摄影技术回延安参加中国解放战争，党中央派他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任摄影师。他用他的摄像机镜头拍摄了解放中和建设中的中国，并且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新闻摄影工作者。他参加拍摄的《解放了的中国》大型纪录片曾经获斯大林勋章。他后来一直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任摄影师，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着，拍摄了60多部新闻纪录片及大量历史资料。
1928年5月，周恩来听说赵世炎的妻子夏之栩生下了遗腹子，正如父亲生前希望的那样，结结实实一个胖小子！周恩来看见这个娇嫩的生命，心中泛起一阵阵怜惜。如此弱小的生命，离他成年还十分遥远，怎样才能在危机四伏的上海生存下来？仅仅靠他母亲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由他们活着的父辈们共同承担起保护后代的责任！
周恩来还是按照老办法，他让夏之栩带着长子赵令超和没有起名的婴儿去莫斯科学习。
因为他知道，国民党对共产党人从来都是心狠手辣、赶尽杀绝，对赵世炎的家人是不会轻易罢手的，孩子也是他们的主要追杀对象，只有送到莫斯科，他们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安全。
果不出周恩来所料，夏之栩送孩子回国后不久，就被国民党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进南京监狱，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在周恩来的直接干预下，才被释放。
出狱那天，包括夏之栩在内的几个“政治犯”惊讶地发现，来南京接他们的是周恩来！
一见面，周恩来就告诉她，莫斯科有人回来了，说是两个孩子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生活得很好，最小的孩子也已经进当地小学上学，只是不会说汉语了，不过俄语讲得很棒。
夏之栩感激地握着这位宽厚兄长的双手，她知道，如果不是周恩来果断地将她的孩子送出国，这次她入狱长达八年，孩子们肯定在劫难逃，后果难以想象。
繁华的上海在别的孩子眼里或许是天堂，可对于革命后代来说，除了恐怖的记忆，便是永不结束的搬家。
自从特特到上海，见到陌生但有着血缘亲情的父母，她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也随之结束。如果说母亲的严厉带给她幼小心灵的是委屈与畏惧，那么孤独则留给她的心灵一道渗血的伤口。
那时父母在上海搞地下党工作，繁华的上海在别的孩子眼里或许是天堂，是世界上最好玩的地方，可是对于特特来说，除了恐怖的记忆便是动荡不安的生活。由于跟随父母频繁地迁移住处，时时处于高度紧张中，特特脑海中大上海的美丽景色被凄惶与孤独的处境切割得支离破碎。至今，那白色恐怖中的屠杀场面和刺耳的警笛声还时常出现在她的梦魇里。
这些来自大人之间的斗争，对于儿童来说无疑是残忍的。儿童的童心一旦被压抑被剥夺，在孤独、寂寞还有恐惧的相伴下长大，心灵上留下的痛楚必定是巨大的，这种切肤的痛楚往往会相伴终身。
孤独中的特特也有愉快的时候，她最喜欢去的地方中有一个是电影院，另一个是周恩来家。虽然才6岁，但她已经会自己买票进电影院看电影了，不是她喜欢一个人看电影，而是父母他们有纪律，不能随便到人多的地方，电影院更不能去。
1931年年底以前，周恩来在上海任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那时，敌人曾利用一些进步电影，企图在电影院内外追踪逮捕党员和破坏党的机关。因此，中央禁止机关工作人员去看电影。
有个同志违反了纪律，按理组织上是要给处分的。周恩来认为这是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以处分解决问题，便决定亲自参加这个会。犯错误的同志感到极为紧张、恐惧，准备等候严厉的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