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学术流变，有三个历史分际之点最值得注意：一是晚周，二是晚明，三是晚清。都是天崩地解、社会转型、传统价值发生危机、新思潮汹涌竞变的时代。
这是当代着名学者刘梦溪先生对于中华文明大势的界说。又，“崖山之后无中国”，这也是我们最为熟悉的话语。但实际上，真正乾坤鼎革，也就是“变天了”的时刻，乃是晚清——清末民初，才是中华文明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是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那是一个中华文明凤凰涅盘有待重生的时代。
在中西激荡，古今冲击中，当时出现了一大批人物，他们以自己的全部生命活出了独特的精彩。
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有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熊十力、马一浮、太虚、李大钊、蔡元培、孙中山、毛泽东、胡适、鲁迅、冯友兰、汤用彤、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梁漱溟、贺麟、金岳霖、张申府、钱穆、傅斯年、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等。
他们之中有的会通中西，平章华梵；有的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的坚守“国粹”；有的主张“全盘西化”，热烈欢迎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小姐（Science）；有的主张“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其他林林总总的说法，不胜枚举，大有令人眼花缭乱之感。这至少说明，当时的历史选择充满了可能。
历史的车轮驶过百年。他们之于今天的中国仍旧有着直接且深远的影响。而且最为关键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我们还在探索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还在努力中。因此，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就显得尤其必要。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犹如“百家争鸣”的故事，重新演绎了一段传奇，这些人的命运，是与国家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我们从来没有忘记他们为这个世界所做出的贡献。这些人物，往往具有古典的意蕴，也同时具有现代化的精神，他们的嘉言懿行，他们的人生体悟，他们的生命实践为中华文明取得凤凰涅盘做出了一些可行的探索，这些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真实的历史，尤其是在回首的时候，往往迷雾重重。清末民初，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被我们赋予了太多的想象，以至于今天评价起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启蒙，是文艺复兴？是传统的移花接木，还是其他？这种种的问题，归结一下，其中一点就是关于中华文明价值评价的问题——传统是财富，还是包袱？
20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相较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看待传统的态度。诚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讲，人类的每一次重新起航，都会回望那永恒的坐标（主要是指所谓的“第一轴心”时代）。在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和罗马，是某种完美的象征，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灵感，这可以说是“返本开新”。而当时的中国，在某些人看来，传统几乎成了最大的障碍，“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可谓十万火急。
与此同时，清末民初，还存在着一大批对于中华礼乐文明充满肯定的“遗老遗少”们。
如果从文明再生“返本开新”的规律来讲，这些遗老遗少从来不认为中国需要启蒙，西方国家无论物质多么发达，其文明还是不入大雅之堂。
所以，所谓的五四时期，从根本上来讲，是不是“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还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中国的大门，毕竟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这不得不激起中国有志之士救亡图存的行动。所谓病急乱投医，国家大事亦然。
有人认为，近代以来，由于救亡图存的压力，中华民族的进程有激进化的倾向，这种激进特征放在康有为身上体现得也非常明显。写有《大同书》的康有为，认为“吾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康有为不仅要去除国界，而且要去家界为天民，这已经有点超出传统儒家的底线了。胡适这儿的“全盘西化”，并不是突然的事情，至于后来的种种要把传统文化连根拔起的现象，也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景观”。那么，“新文化运动”究竟“新”在何处？根据现代中国的情形，至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拥有了更多的材料。环顾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不论是日本、韩国、新加坡，还是我国的台湾地区，传统似乎还可以成为最为先进的精神动力，这正如忽然发现杂粮煎饼，要比汉堡包更为健康营养一样，原来现代化的程度是不能够用时间先后来评价的。
对此，楼宇烈先生的思考和观点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在楼宇烈先生看来，传统乃现代之根。这也就是说，“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割断了传统的现代化，无异于自宫。为此，楼宇烈先生在《中国的品格》这本书中，告诉我们：你想要彻底割断传统，是割不断的，它跟现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你要想原封不动地把它搬到现在，也是不可能的，它总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只能通过不断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去发展传统，传统才会有它的生命力，但是这个根子是绝对不能够断的。
其实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最扎实的根基就在它的传统里面。从这方面来讲，传统就是现代化取之不尽的源泉。所以传统绝不是现代化的阻力，这个观念必须要树立起来。
楼宇烈先生又云：我们经常要提倡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的确需要不断创新，但是创新不是凭空的，所有的创新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讲，继承得越好，就会创新得越好。
楼宇烈先生的说法，不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也为我们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之间进行抉择指出了方向。
二
在大力宣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胡适的文字还有什么意义呢？承接上文“新文化运动”如何定性的问题，要从胡适一生所获最大的名头——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谈起。
早在1927年1月，胡适抵达美国时，纽约的《国家》杂志就将胡适比作但丁（Dante）与彼得拉克（Detrarch），这两位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同样地，胡适是接受“文艺复兴”这个说法来认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到了1934年，胡适在英文世界更是出版了专书《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在这里，英文单词renaissance，胡适解释为“再生”的意思，而在胡适看来，文明的再生，非借助西方的助力不可。1929年，胡适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终于正式提出“全盘西化”这一至今饱受误解与诟病的主张。
胡适为什么认为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又为什么要主张全盘西化论？批判基于理解。这要从胡适对于当时中西国情的基本看法谈起。
有趣的是，本书以“我怎么到外国去”作为尾声。出国留学，对于胡适来讲，既不是镀金，也不是要拉着虎皮当大旗。刊于1914年的《非留学篇》为我们透露了个中消息，胡适在是文中大声疾呼：
吾欲正告吾父老伯叔昆弟姐妹曰：
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
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
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
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胡适深情地回顾了中华文明万邦来朝的时期，“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然后笔锋一转，大声疾呼：当吾沉酣好梦之时，彼西方诸国，已探赜索隐，登峰造极，为世界造一新文明，开一新天地。此新文明之势力，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叩吾关而窥吾室，以吾数千年之旧文明当之，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于是睡狮之梦醒矣。
当时的情形在胡适看来：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人将以飞行机、无烟炮袭我，我乃以弓箭、鸟铳当之；人方探赜研几，役设雷电，供人牛马，我乃以布帆之舟、单轮之车当之；人方倡世界平等、人类均产之说，我乃以天王圣明、君主万能之说当之；人方倡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理，我乃以揖让不争之说当之；人方穷思殚虑，欲与他星球交通，我乃持天圆地方之说，以为吾国居天下之中，四境之上，皆蛮夷戎狄也。此新旧二文明之相隔，乃如汪洋大海，渺不可渡。
在胡适的眼中，中西文明的差距不啻千里。1930年，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更是明确说道——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上都不如人。所以，我们应当死心塌地的去学习人家。这种思路，胡适在《全国震惊以后》这篇文章里表达得十分明确：我们今天的最大教训是要认清我们的地位，要学到“能弱”，要承认我们今日不中用，要打倒一切虚骄夸大的狂妄心理，要养成虚怀愿学的雅量，要准备使这个民族做三十年的小学生，这才不辜负这十八个月（也许还更长）的惨痛的教训。
胡适在下面又补充了一句——除此一条活路之外，我看不出别的什么自救的路子。
克实而言，在胡适那儿，中西文明没有类型的不同，只有发展速度的快慢。既然如此，中国是老大帝国，甚至还在野蛮的中世纪呢，要想解决“五鬼乱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在当时最为紧要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借助西方文明的助力，为中国文化打下一剂强心针，此乃迫不得已的当务之急。简而言之，他年欲为国人导师的胡适，面对内忧外患的中国，走的是“教育救国”的路线，“打定主意，从根本入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这种全盘的考量，最为凝练的表达就是在1919年，胡适于《新青年》上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主张。胡适之所以要留学，又非留学，这种爱恨交加的逻辑在《非留学篇》中呈现无疑，胡适将留学与国耻联系起来，在今天看来有点隔膜，甚至莫名所以了，但是只有放在中华民族贞下起元的时代才能够更加懂得那个时代文人的心灵呼声。
胡适眼里中西文化“先进与落后”的强烈反差，是胡适主张“全盘西化论”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是胡适之所以认为中国要进行一场“文艺复兴”的现实依据。
在胡适看来：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
在结果上追求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为什么在策略上又要全盘西化呢？胡适是这样考虑的：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的。
这是胡适的考虑，现在来看，不能说没有任何合理性，甚至不由得佩服胡适的眼力。其实，胡适何尝不是这样一个有惯性的人呢？胡适虽然主张全盘西化，自己不早就做了这样的声明——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唐德刚在《胡适杂忆》这本书中曾经揭示了胡适的晚年生活：胡适之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他晚年的思想里哪有多少实验主义呢？晚年的“胡适”只是一种宗教哲学合二为一的最古老的中国传统思想，甚至也可说是孔孟之精义。像汉代古文学家一样，他把两千年来的儒术，剥茧抽丝，涤尽粉饰，找出个儒家的原来面目，这个具体而微的面目正是胡适之自己。
无论多么全盘西化的胡适，还是吃不惯西方的食物，在生活上更为喜欢中国的长衫。对于这种双重人格，唐德刚先生入木三分地指出，胡适“三分洋货，七分传统。”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演讲会上发表题为“胡适时代·卷土重来”的讲稿，最后一段话，颇为豪气——
胡适时代，则中华民族兼中西之长，在超西方时代（Poster Western Age）走向康庄大道，向西方作文化反挑战（Counterchallenge），为时当不在远。
胡适时代，是不是能够卷土重来，殊未可知。但是中华民族要想兼中西之长，则必须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从而凸显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这才有向西方作文化反挑战（Counterchallenge）的可能性。
当然，胡适的路线，缺陷也非常明显。胡适提供的路线，在前提上没有照顾到中西文明类型的不同，不应该具有狭隘的中国本位意识，难道就要放弃理所当然的中国主体意识吗？胡适的全盘西化策略，无论理论上多么自洽，在口号上都缺乏对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彰显。又，文化是平等的，交流是自由的，但是这些并不等于全面的开放。在当时欧风美雨日盛的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成为“弱者”，一定程度的“老朽顽固”，不仅应该包容，还应该看到它另一种层面上的积极意义。虽然胡适后来解释说，全盘不等于百分之百，之所以这样提议，是基于“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的考虑，并用“充分世界化”来代替“全盘西化”，但是误解已成，影响所及岂是那么容易消失的。
胡适一生，早年的出山，是一个转折点，青年的出国是一个转折点。现在，留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之一了。留学与文化之先进与否无关。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西方宗教学之父马克思·缪勒有名言云：只懂一种宗教者，对宗教一无所知。当今社会，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只懂一种文化者，对文化一无所知。（仔细推究，这句话并不能够完全成立：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草根才是创造文化的真正主体，全球化要基于地方化，否则全球化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未来的世界，很有可能在各种文明汇聚之下而形成的一种新文明。东西交汇之中，每一个人的生命实践都在影响着这一进程。在此，请允许我引用方东美先生在《哲学三慧》中的名言以做结尾：
据余所知，希腊人、欧洲人、中国人各在生命领域中创获如许灿烂文化价值，堪受推崇，殊难抹煞。超人空洞理想更当以希腊欧洲中国三地合德所成就之哲学智慧充实之，乃能负荷宇宙内新价值，担当文化大责任。目前时代需要应为虚心欣赏，而非抗志鄙夷，所谓超人者乃是超希腊人之弱点而为理想欧洲人与中国人，超欧洲人之缺陷而为优美中国人与希腊人，超中国人之瑕疵而为卓越希腊人与欧洲人，合德完人是超人。试请澄心遐想，此类超人者若能陶铸众美，起如实智，生方便巧，成平等慧，而无一缺憾，其人品之伟大，其思想之优胜，其德业之高妙，果何如哉！
希腊人、欧洲人、中国人如是，其他民族的文明亦然。从亚洲看全球，是亚洲视野下的全球；从欧洲看全球，是欧洲视野下的全球；从美洲看全球，是美洲视野下的全球——如果不是从太空看全球，还要在这蔚蓝的星球上来看全球的话，那么，从太平洋上看全球，确实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这就是胡适们的视野——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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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文
甲午马年农历四月初十于畅春新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