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我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骍。有一天的早晨，我请我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后来我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作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一九一〇）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
《天演论》可以说是中国走向世界学习的第一堂课程。这个课程使自命为天朝上国的礼仪之邦放下架子，走入了弱肉强食的丛林。一个名字出现了，一个新生命也诞生了。
我在澄衷一年半，看了一些课外的书籍。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像是在这时代读的。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但这种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
在1912年11月10日，留美两年的胡适在日记中这么赞颂梁启超：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先生自号“中国之新民”，又号“新民子”，他的杂志也叫《新民丛报》，可见他的全部心思贯注在这一点。“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
他说：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新民说·叙论》
他的根本主张是：
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中国群治之现象殆无一不当从根抵处摧陷廓清，除旧而布新者也。
——《新民议》
胡适在这儿大段地引用梁启超的话语，在此之前，胡适则是大段引用其父亲的话语。
说的更沉痛一点：
然则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如如蛾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藉，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而其所以达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无血之破坏，二日有血之破坏。……中国如能为无血之破坏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国如不能不为有血之破坏乎？吾衰绖而哀之。
沈卫威在《无地自由——胡适传》中这么评价：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赫胥黎）的与梁启超的“新民说”，“成了他认识世界的一把钥匙，并成为他日后接受实验主义，走上自由主义之路的桥梁”。
——《新民说·论进步》
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个时代（我那时读的是他在壬寅、癸卯做的文字）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很明白的提出一个革命的口号：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
——《新民说·论进步》
要追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梁启超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当梁启超鼓吹革命的时候，实际上是要改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当后生小子要革命时，则真是洪水猛兽，无所不用其极了。
后来他虽然不坚持这个态度了，而许多少年人冲上前去，可不肯缩回来了。
《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梁先生很不客气的说：五色人相比较，白人最优。以白人相比较，条顿人最优。以条顿人相比较，盎格鲁撒逊人最优。
——《叙论》
这里中国人自己表述的“人种优劣论”，其荒唐自不待言，但这很可以反映出当时中国人“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
他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
《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梁先生分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七个时代：西方启蒙运动时，一些着名的思想家把中国想象成理想的黄金国家。伏尔泰甚至这么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得最幸福、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遵从孔子法则的时代。”看来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是不分东西的，但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也是事实。
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
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
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
四、老学时代魏晋
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
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
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
梁启超固然没有完成《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部书籍，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又何尝得以全部完成呢？这两部着作就如同一个公案，留给后人去参，也如同一个隐喻，启示我们非常有必要对上个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进行再一次的大反思。
我们现在看这个分段，也许不能满意（梁先生自己后来也不满意，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己不认近二百五十年为衰落时代了）。但在二十五年前，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所以我最爱读这篇文章。不幸梁先生做了几章之后，忽然停止了，使我大失所望。甲辰以后，我在《新民丛报》上见他续作此篇，我高兴极了。但我读了这篇长文，终感觉不少的失望。第一，他说“全盛时代”，说了几万字的绪论，却把“本论”（论诸家学说之根据及其长短得失）全搁下了，只注了一个“阙”字。他后来只补作了《子墨子学说》一篇，其余各家始终没有补。第二，“佛学时代”一章的本论一节也全没有做。第三，他把第六个时代（宋元明）整个搁起不提。这一学术思想史中间缺了三个最要紧的部分，使我眼巴巴的望了几年。我在那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我从那时候起，就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我二哥劝我读朱子的《近思录》，这是我读理学书的第一部。梁先生的《德育鉴》和《节本明儒学案》，也是这个时期出来的。这些书引我去读宋明理学书，但我读的并不多，只读了王守仁的《传习录》和《正谊堂丛书》内的程朱语录。
胡适的学问，几乎全部是从中国固有的学术格局中寻找生长点。
我在澄衷的第二年，发起各斋组织“自治会”。有一次，我在自治会演说，题目是“论性”。我驳孟子性善的主张，也不赞成荀子的性恶说。我承认王阳明的性“无善无恶，可善可恶”是对的。我那时正读英文的《格致读本》（The Science Readers），懂得了一点点最浅近的科学知识，就搬出来应用了！孟子曾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我说：孟子不懂得科学，——我们在那时候还叫做“格致”，——不知道水有保持水平的道理，又不知道地心吸力的道理。“水无有不下”，并非水性向下，只是地心吸力引他向下。吸力可以引他向下，高地的蓄水塔也可以使自来水管里的水向上。水无上无下，只保持他的水平，却又可上可下，正像人性本无善无恶，却又可善可恶！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科学主义大行其道，几乎等同宗教。胡适在这儿沾沾自喜的论证方式，现在看来，却是最大的错误——用事实来论证价值。科学虽然区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但是显然，这是两条独立的系统，不能混淆，更不能等同。用所谓的“科学”来裁决一切，实际上是最不科学的了。
我这篇性论很受同学的欢迎，我也很得意，以为我真用科学证明告子、王阳明的性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