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胡适不厌其烦地叙述自己的早期经历，实际上不经意间透露了一个秘密，不仅是为人之道，还有为学之方，胡适的根柢，都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出国留学那段在国外的经历影响倒显得有些扯着虎皮做大旗了。大家都知道胡适主张“全盘西化论”，但是他一辈子写过多少实验主义的文章呢？后来的胡适不仅把中国的孔孟、老庄奉为自由主义的始祖，而且到了晚年竟然莫名其妙地考证起《水经注》来，这些现象，都要从胡适早年的国学启蒙教育来寻找根源了。
胡适出生在上海，籍贯安徽绩溪。胡适出生在上海，实为历史之机。在中国近现代，上海就是与西方世界交流的窗口，上海，本身就是中国近现代的时代风云所凝聚而成。相比之下，安徽绩溪，就是胡适成长的襁褓了。没有九年的家乡教育，胡适即使接受了国外最为先进的教育，也无法成为真正的中国人，后来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也无从谈起。对于胡适来讲，最为幸运地不是赶上了当时方兴未艾的出国潮头，而是能够抓住中国传统文化最后的尾巴。没有这九年的家乡教育，后来的胡适，无论想怎样整理国故，也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胡适一生的成长来说，相比之下，到了国外的学习，倒像是一剂催化剂。这种叙事逻辑的梳理，或许是笔者的牵强附会，也或许是胡适的有意为之，但中西文化在胡适身上产生的影响，其顺序是确定的，其比重实有商榷的余地。
最后，胡适的母亲证明了，对教育的投资是最为明智的投资。蒙学的重要性，在胡适身上又一次得到强有力的体现。在此，必须感谢胡适的母亲，正是这位伟大的中国式母亲，为胡适在最为需要精神营养的时代，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国学教育。
在胡适的笔下，母亲，既是严师，更是慈母。伟大母亲养育了伟大的儿子，曾云“长于妇人之手”的胡适，从母亲的宽容中看到了民主的真谛，从母亲的和气中学会了待人接物。
在这儿，胡适的“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又可以找到根源。在母爱面前，胡适的雅量，与自由无关，与民主无关，更与科学无关，这实在是一位东方伟大母性德行流露所及的培育和熏陶啊。
一
我生在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那时候我家寄住在上海大东门外。
此处胡适出生日期的表述，是中西合历的。正如当年胡适被宣统皇帝“召见”——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
我生后两个月，我父亲被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调往台湾；江苏巡抚奏请免调，没有效果。我父亲于十八年二月底到台湾，我母亲和我搬到川沙住了一年。十九年（一八九三）二月二十六日我们一家（我母，四叔介如，二哥嗣秬，三哥嗣秠）也从上海到台湾。我们在台南住了十个月。十九年五月，我父亲做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台东是新设的州，一切草创，故我父不带家眷去。到十九年底，我们才到台东。我们在台东住了整一年。
“我生后两个月，我父亲被台湾巡抚邵友濂调往台湾”；胡适，后来也离开大陆，老于宝岛。仔细品读，可爱的胡适先生，原来从父辈时就订下了跨海之缘，父子两代，恰成一圆。
甲午（一八九四）中日战争开始，台湾也在备战的区域，恰好介如四叔来台湾，我父亲便托他把家眷送回徽州故乡，只留二哥嗣秬跟着他在台东。我们于乙未年（一八九五）正月离开台湾，二月初十日从上海起程回绩溪故乡。
在本书中，胡适主要讲了母亲的教育。在《胡适口述自传》，胡适用更多的篇幅讲述自己父亲。父亲的过世，这是胡适注定要“长于妇人之手”的开始。有担当有智慧的冯顺弟，从此开始了又当爹又当妈的生活。
那年四月，中日和议成，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绅民反对割台，要求巡抚唐景松坚守。唐景松请西洋各国出来干涉，各国不允。台人公请唐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帮办军务刘永福为主军大总统。我父亲在台东办后山的防务，电报已不通，饷源已断绝。那时他已得脚气病，左脚已不能行动。他守到闰五月初三日，始离开后山。到安平时，刘永福苦苦留他帮忙，不肯放行。到六月廿五日，他双脚都不能动了，刘永福始放他行。六月廿八日到厦门，手足俱不能动了。七月初三日他死在厦门，成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这位中国伟大的母亲，46岁就离开了人世，在人间没有享受过多少的福气，却给中国人民送了一个好儿子。终其一生，胡适对于妇女问题极其关注，如果没有母亲的博爱，很难想象胡适的生命会如此圆满。有趣的是，胡适不仅关注妇女解放与家庭重组、女子教育、妇女贞操问题，而且将怕老婆现象与民主精神的密切联系，自诩ptt（怕太太）协会的成员。
二
我父亲死时，我母亲只有二十三岁。我父初娶冯氏，结婚不久便遭太平天国之乱，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死在兵乱里。次娶曹氏，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死于光绪四年（一八七八）。我父亲因家贫，又有志远游，故久不续娶。到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他在江苏候补，生活稍稍安定，才续娶我的母亲。我母亲结婚后三天，我的大哥嗣稼也娶亲了。那时我的大姊已出嫁生了儿子。大姊比我母亲大七岁。大哥比她大两岁。二姊是从小抱给人家的。三姊比我母亲小三岁，二哥三哥（孪生的）比她小四岁。这样一个家庭里忽然来了一个十七岁的后母，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难，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苦痛。
结婚后不久，我父亲把她接到了上海同住。她脱离了大家庭的痛苦，我父又很爱她，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认字读书，这几年的生活是很快乐的。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作教师，母亲便在旁作助教。我认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他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我也认得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
我母亲二十三岁就做了寡妇，从此以后，又过了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的生活真是十分苦痛的生活，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
在对胡适教育的投资上，冯顺弟，这位乡下的妇女总是慷慨的，即使胡适出国远在地球另一边，也没有隔断母亲的关爱。在胡适1914年3月12日的日记中，曾经以“母之爱”为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得家书，叙贫状，老母至以首饰抵借过年。不独此也，宋焕家有《图书集成》一部，今以家贫，愿减价出售，至减至八十元。吾母知余欲得此书，遂借贷为儿子购之。吾母遭此窘状，犹处处为儿子设想如此。”
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穈儿（我的名字叫嗣穈，穈字音门）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我十一岁的时候，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亲问他们道：“穈今年十一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二哥不曾开口，三哥冷笑道：“哼，念书！”二哥始终没有说什么。我母亲忍气坐了一会，回到了房里才敢掉眼泪。她不敢得罪他们，因为一家的财政权全在二哥的手里，我若出门求学是要靠他供给学费的。所以她只能掉眼泪，终年不敢哭。
但父亲的遗嘱究竟是父亲的遗嘱，我是应该念书的。况且我小时候很聪明，四乡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是能够念书的。所以隔了两年，三哥往上海医肺病，我就跟他出门求学了。
三
我在台湾时，大病了半年，故身体很弱。回家乡时，我号称五岁了，还不能跨一个七八寸高的门槛。但我母亲望我念书的心很切，故到家的时候，我才满三岁零几个月，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名玠）的学堂里读书了。我的身体太小，他们抱我坐在一只高凳子上面。我坐上了就爬不下来，还要别人抱下来。但我在学堂并不算最低级的学生，因为我进学堂之前已认得近一千字了。
掌握五千汉字，即不为文盲，胡适初入学堂伊始即有了将近一千字的储备，可谓捷足先登了。
因为我的程度不算“破蒙”的学生，故我不须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一类的书。我念的第一部书是我父亲自己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叫做《学为人诗》，他亲笔钞写了给我的。这部书说的是做人的道理。
胡适的父亲虽然走了，但是这《学为人诗》却是法身常住，传递给小胡适以文化的基因。
我把开头几行钞在这里：
这些话出自《周易》、《论语》、《中庸》以及《通书》，这是胡适最早的人生价值哲学的启蒙了，这是不是为后来的胡适立志“他日为国人导师”播下了“以学为人，以期作圣”的种子？
以下分说五伦。
为人之道，在率其性。
子臣弟友，循理之正；
谨乎庸言，勉乎庸行；
以学为人，以期作圣。
……
最后三节，因为可以代表我父亲的思想，我也钞在这里：
五常之中，不幸有变，
名分攸关，不容稍紊。
义之所在，身可以殉。
求仁得仁，无所尤怨。
古之学者，察于人伦，
因亲及亲，九族克敦；
因爱推爱，万物同仁。
能尽其性，斯为圣人。
经籍所载，师儒所述，
为人之道，非有他术：
穷理致知，返躬践实，
黾勉于学，守道勿失。
我念的第二部书也是我父亲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名叫《原学》，是一部略述哲理的书。这两部书虽是韵文，先生仍讲不了，我也懂不了。
在风雨飘摇的时代，胡适终于赶上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末班车。
我念的第三部书叫做《律诗六钞》，我不记是谁选的了。三十多年来，我不曾重见这部书，故没有机会考出此书的编者；依我的猜测，似是姚鼐的选本，但我不敢坚持此说。这一册诗全是律诗，我读了虽不懂得，却背的很熟。至今回忆，却完全不记得了。
我虽不曾读《三字经》等书，却因为听惯了别的小孩子高声诵读，我也能背这些书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五七言的《神童诗》，我差不多能从头背到底。这本书后面的七言句子，如：
懂乎？不懂乎？既是“人民公敌”，又是“我的朋友”的胡适之，毁誉遍满寰中，对于人性的体验和洞察，自是别有况味。“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这句胡适先生熟读而不知的句子，难道不是胡适先生命运的谶语吗？有趣的是，20世纪50年代，大陆批判胡适进入高潮，这两句诗也被人反复引用，借以论证胡适封建买办兼资产阶级腐朽人生价值取向的根源。
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
我当时虽不懂得其中的意义，却常常嘴上爱念着玩，大概也是因为喜欢那些重字双声的缘故。
我念的第四部书以下，除了《诗经》，就都是散文的了。我依诵读的次序，把这些书名写在下面：
（4）《孝经》。
（5）朱子的《小学》，江永集注本。
（6）《论语》。以下四书皆用朱子注本。
（7）《孟子》。
（8）《大学》与《中庸》（《四书》皆连注文读）。
（9）《诗经》，朱子集传本（注文读一部分）。
（10）《书经》，蔡沈注本（以下三书不读注文）。
（11）《易经》，朱子《本义》本。
（12）《礼记》，陈澔注本。
这应该是胡适先生最早开出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了吧。或者更为确切地说，胡适“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萌芽于此。
读到了《论语》的下半部，我的四叔父选了颍州府阜阳县的训导，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给族兄禹臣先生（名观象）。四叔是个绅董，常常被本族或外村请出去议事或和案子；他又喜欢打纸牌（徽州纸牌，每副一百五十五张），常常被明达叔公，映基叔，祝封叔，茂张叔等人邀出去打牌。所以我们的功课很松，四叔往往在出门之前，给我们“上一进书”，叫我们自己念；他到天将黑时，回来一趟，把我们的习字纸加了圈，放了学，才又出门去。
绅董，这个称呼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很少耳闻了吧。读了费孝通先生《皇权与绅权》大概会明白，绅董，泛指地方上有势力有地位的人。在农村这类人有时候也称为“大老知”，往往是那些德高望重的人担任，一个地方上出了家庭不和，邻里不睦的事情，就会找大老知来处理，这些绅董有定纷止争的社会功能，实关乎一个风俗之移易。现在有的社区大妈，也可以看成是绅董。这种运用道德教化的方式处理社会纠纷的方式，是中国礼治的典型反映。现在，有多少住在城市里的人知道自己楼上楼下左邻右舍是谁呢？这真是到了鸡犬之声相闻，人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相比西方，中国的礼治，也可以看成是法治，这里的法是情理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