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下午，金灶在三里外的张家店做裁缝，忽然走进了一个中年妇人，叫声“金灶舅”。他认得她是上庄的星五嫂，她娘家离中屯不远，所以他从小认得她。她是三先生的伯母，她的丈夫星五先生也是八都的有名绅士，所以人都叫她“星五先生娘”。
金灶招呼她坐下。她开口道：“巧极了，我本打算到中屯看你去，走到了张家店，才知道你在这里做活。巧极了。金灶舅，我来寻你，是想开你家顺弟的八字。”
所谓“耕读传家”，作为士大夫的胡传与作为庄稼人的冯顺弟，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两大基本传统，胡适的诞生，就是这两大传统的结晶。
金灶问是谁家。
星五先生娘说：“就是我家大侄儿三哥。”
“三先生？”
“是的，三哥今年四十七，前头讨的七都的玉环，死了十多年了。玉环生下了儿女一大堆，——三个儿子，三个女，——现在都长大了。不过他在外头做官，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他写信来家，要我们给他定一头亲事。”
金灶说，“我们种田人家的女儿那配做官太太？这件事不用提。”
星五先生娘说：“我家三哥有点怪脾气。他今年写信回来，说，一定要讨一个做庄稼人家的女儿。”
“什么道理呢？”
“他说，做庄稼人家的人身体好，不会像玉环那样痨病鬼。他又说，庄稼人家晓得艰苦。”
金灶说：“这件事不会成功的。一来呢，我们配不上做官人家。二来，我家女人一定不肯把女儿给人做填房。三来，三先生家的儿女都大了，他家大儿子大女儿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人家的晚娘是不容易做的。这个八字不用开了。”
星五先生娘说：“你不要客气。顺弟很稳重，是个有福气的人。金灶舅，你莫怪我直言，顺弟今年十七岁了，眼睛一，二十岁到头上，你那里去寻一个青头郎？填房有什么不好？三哥信上说了，新人过了门，他就要带上任去。家里的儿女，大女儿出嫁了；大儿子今年做亲，留在家里；二女儿是从小给了人家了；三女儿也留在家里。将来在任上只有两个双胞胎的十五岁小孩子，他们又都在学堂里。这个家也没有什么难照应。”
金灶是个老实人，他也明白她的话有驳不倒的道理。家乡风俗，女儿十三四岁总得定亲了。十七八岁的姑娘总是做填房的居多。他们夫妇因为疼爱顺弟，总想许个念书人家，所以把她耽误了。这是他们做父母的说不出的心事。所以他今天很有点踌躇。
家乡风俗，“女儿十三四岁总得定亲了。十七八岁的姑娘总是做填房的居多。”不知道今天的“剩斗士”、“必剩客”、“齐天大剩”、“斗战剩佛”们，对此会怎么看？不过，在《择偶之道》（1914年11月22日）这篇文章中，胡适还讨论了当时的“第三种人”的问题——友辈中择偶，恒不喜其所谓“博士派”之女子，以其学问太多也。此则未免矫枉过直。其“博士派”之女子，大抵年皆稍长，然亦未尝不可为良妻贤母耳。——胡适的孤明先发，应该能够引起当今社会广大女博士的叫好与同情吧。
星五先生娘见他踌躇，又说道：“金灶舅，你不用多心。你回去问问金灶舅母，开个八字。我今天回娘家去，明朝我来取。八字对不对，辰肖合不合，谁也不知道。开个八字总不妨事。”
金灶一想，开个八字诚然不妨事，他就答应了。
这一天，他从张家店回家，顺弟带了弟弟放牛去了，还没有回来。他放下针线包和熨斗，便在门里板凳上坐下来吸旱烟。他的妻子见他有心事的样子，忙过来问他。他把星五嫂的话对她说了。
她听了大生气，忙问，“你不曾答应她开八字？”
他说，“我说要回家商量商量。不过开个八字给他家，也不妨事。”
她说，“不行。我不肯把女儿许给快五十岁的老头子。他家儿女一大堆，这个晚娘不好做。做官的人家看不起我们庄稼人家的女儿，将来让人家把女儿欺负煞，谁来替我们伸冤？我不开八字。”
他慢吞吞的说，“顺弟今年十七岁了，许人家也不容易。三先生是个好人。”
她更生气了，“是的，都是我的不是。我不该心高，耽误了女儿的终身。女儿没有人家要了，你就想送给人家做填房，做晚娘。做填房也可以，三先生家可不行。他家是做官人家，将来人家一定说我们贪图人家有势力，把女儿卖了，想换个做官的女婿。我背不起这个恶名。别人家都行，三先生家我不肯。女儿没人家要，我养她一世”。
他们夫妻吵了一场，后来金灶说，“不要吵了。这是顺弟自家的事，吃了夜饭，我们问问她自己。好不好？”她也答应了。
晚饭后，顺弟看着兄弟睡下，回到菜油灯下做鞋。金灶开口说，“顺弟，你母亲有句话要问你。”
顺弟抬起头来，问妈有什么话。她妈说，“你爸爸有话问你，不要朝我身上推。”
顺弟看她妈有点气，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好问她爸。她爸对她说，“上庄三先生要讨个填房，他家今天叫人来开你的八字。你妈嫌他年纪太大，四十七岁了，比你大三十岁，家中又有一大堆儿女。晚娘不容易做，我们怕将来害了你一世，所以要问问你自己。”
他把今天星五嫂的话说了一遍。
顺弟早已低下头去做针线，半晌不肯开口。她妈也不开口。
她爸也不说话了。
顺弟虽不开口，心里却在那儿思想。她好像闭了眼睛，看见她的父亲在天刚亮的时候挑着一大担石头进村来；看见那大块屋基上堆着他一担一担的挑来的石头；看见她父亲晚上坐在黑影地里沉思叹气。一会儿，她又仿佛看见她做了官回来，在新屋的大门口下轿。一会儿，她的眼前又仿佛现出了那紫黑面孔，两眼射出威光的三先生……
她心里这样想：这是她帮她父母的机会到了。做填房可以多接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总应该更好看点。她将来总还可以帮她父母的忙。她父亲一生梦想的新屋总可以成功……三先生是个好人，人人都敬重他，只有开赌场烟馆的人怕他恨他……
她母亲说话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想。她妈说，“对了我们，有什么话不好说？你说罢！”
顺弟抬起眼睛来，见她爸妈都望着她自己。
她低下头去，红着脸说道：“只要你们俩都说他是个好人，请你们俩作主。”她接着又加上一句话，“男人家四十七岁也不能算是年纪大。”
她爸叹了一口气。她妈可气的跳起来了，忿忿的说，“好呵！你想做官太太了！好罢！听你情愿罢！”
顺弟听了这句话，又羞又气，手里的鞋面落在地上，眼泪直滚下来。她拾起鞋面，一声不响，走到她房里去哭了。
经过了这一番家庭会议之后，顺弟的妈明白她女儿是愿意的了，她可不明白她情愿卖身来帮助爹妈的苦心，所以她不指望这门亲事成功。
开错八字嫁对郎。月吉先生过硬的专业素质，令人震惊。
她怕开了八字去，万一辰肖相合，就难回绝了；万一八字不合，旁人也许要笑她家高攀不上做官人家。她打定主意，要开一张假八字给媒人拿去。第二天早晨，她到祠堂蒙馆去，请先生开一个庚帖，故意错报了一天生日，又错报了一个时辰。先生翻开《万年历》，把甲子查明写好，她拿回去交给金灶。
那天下午，星五先生娘到张家店拿到了庚帖，高兴的很。回到了上庄，她就去寻着月吉先生，请他把三先生和她的八字排排看。
月吉先生看了八字，问是谁家女儿。
“中屯金灶官家的顺弟。”
月吉先生说，“这个八字开错了。小村乡的蒙馆先生连官本（俗称历书为官本）也不会查，把八个字抄错了四个字。”
有趣的是，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也有天作之合的味道。胡适小了江冬秀一岁，这在安徽绩溪那儿的风俗，是犯忌讳的。但是江冬秀的母亲决意将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这位眉清目秀的少年。胡适的母亲，决定把这婚姻委之于天意，把算命先生算过的几个备选八字放在灶神爷那儿，过了一段时间，胡适全家平安无恙。等待胡适的母亲取出其中一个八字，竟然是江冬秀的，感觉这真是“天赐良缘”，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姻也就是这样定下了。
星五先生娘说，“你怎么知道八字开错了？”
月吉先生说，“我算过她的八字，所以记得。大前年村里七月会，我看见这女孩子，她不是灿嫂的侄女吗？圆圆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是吗？面貌并不美，倒稳重的很，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我那时问灿嫂讨了她的八字来算算看。我算过的八字，三五年不会忘记的。”
他抽开书桌的抽屉，寻出一张字条来，说，“可不是呢？在这里了。”他提起笔来，把庚帖上的八字改正，又把三先生的八字写出。他排了一会，对星五先生娘说，“八字是对的，不用再去对了。星五嫂，你的眼力不差，这个人配得上三哥。相貌是小事，八字也是小事，金灶官家的规矩好。你明天就去开礼单。三哥那边，我自己写信去。”
过了两天，星五先生娘到了中屯，问金灶官开“礼单”。她埋怨道，“你们村上的先生不中用，把八字开错了，几几乎误了事。”
金灶嫂心里明白，问谁说八字开错了的。星五先生娘一五一十的把月吉先生的话说了。金灶夫妻都很诧异，他们都说，这是前世注定的姻缘。金灶嫂现在也不反对了。他们答应开礼单，叫她隔几天来取。
冯顺弟就是我的母亲，三先生就是我的父亲铁花先生。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1918），为胡适父亲胡铁花的第三任妻子，对胡适一生影响至深。
在我父亲的日记上，有这样几段记载：
[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二月]十六日，行五十里，抵家。……
二十一日，遣媒人订约于冯姓，择定三月十二日迎娶。……
这条近乎流水账的记载，深度反映出三先生对于儿女情长的态度。相比父亲的理性风格，胡适更有文学的浪漫情调。
三月十一日，遣舆诣七都中屯迎娶冯氏。
十二日，冯氏至。行合卺礼。谒庙。
十三日，十四日，宴客。……
四月初六日，往中屯，叩见岳丈岳母。
初七日，由中屯归。……
五月初九日，起程赴沪，天雨，行五十五里，宿旌之新桥。
十九，六，廿六。
背景钩沉
胡适与戏剧
胡适之于戏剧的早年看法，可于《易卜生主义》（《新青年·易卜生专号》，1918年第4卷第6号）和《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1918年10月15日第5卷第4号）中见之，这两篇文章，提出了自由主义、写实主义戏剧观以及戏剧进化论和悲剧观念，这些观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局限性也非常明显。例如，其中一条竟然是认为传统的戏本，唱念起来耗费时间过于漫长。这就不能了解中国传统戏剧唱诵的吐纳功夫了。中国人爱讲人生如戏，这句话除了有梦幻的意思在内，更主要的是能够通过戏剧涵养性情、变化气质。
所谓“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梁漱溟先生在《朝话》里说，这两句话最好。
戏剧最大的特征，即在能使人情绪发扬鼓舞，忘怀一切。别人的讪笑他全不管。有意的忘还不成，连忘的意思都没有，那才真可即于化境了。能入化境，这是人的生命顶活泼的时候。化是什么？化就是生命与宇宙的合一，不分家，没彼此，这真是人生最理想的境界。
改良观念，实际上就是进化观念，发展观念。这毫无疑问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要义之一。但是社会是不是在发展？文化应该怎么改良，还另当别论。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之小说，这些都是每一时代不朽的典范，这里面有永恒者在。若谈以西方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则中国处处别扭。胡适，在中西对比中，中国的长处太少了，短处太多了，相比梁漱溟先生，胡适先生很大程度上缺少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且主动的同情之了解。
明末清初着名文人屈大均曾经说过，“春秋已亡，褒贬失而求诸诗。”这里的诗可以泛指诸种艺文形式。所谓兴于诗，也就是“诗”的教育功能。在民国时期，戏剧的地位第一次在文化领域得到了正式的肯定与承认，陈独秀形象地称之为高台教化。这不能不说是新时代的贡献。高喊“打倒孔家店”的人们，没有将戏剧这些在古代社会形成的艺术形式一并打倒。戏曲，在无形之中成为文化的发源地，甚至文明的避难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