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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我怎样到外国去(2)


  王先生在他的长信里说了几句很感慨的话,我认为很值得附录在此。他说:“我是当初反对取缔规则最力的人,但是今日要问我取缔规则到底对于中国学生有多大害处,我实在答应不出来。你是当时反对公学最力的人,看你这篇文章,今昔观察也就不同的多了。我想青年人往往因感情的冲动,理智便压抑了。中国学校的风潮,大多数是由于这种原因。学校中少一分风潮,便多一分成就。盼望你注意矫正这种流弊。”我是赞成这话的,但是我要补充一句:学校的风潮不完全由于青年人的理智被感情压抑了,其中往往是因为中年人和青年人同样失去了运用理智的能力。专责备青年人是不公允的。中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学校中少一分风潮,便多一分成就——此即胡适对于学潮的态度。这种态度,反映在胡适的政治和学术之间关系的见解即是“多研究国公学最近几次的风潮都是好例子。”

  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反动往往是很激烈的。在戊申己酉(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两年之中,我的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己酉年,大哥和二哥回家,主张分析家产;我写信回家,说我现在已能自立了,不要家中的产业。其实家中本没有什么产业可分,分开时,兄弟们每人不过得着几亩田,半所屋而已。那一年之中,我母亲最心爱的一个妹子和一个弟弟先后死了,她自己也病倒了。我在新公学解散之后,得了两三百元的欠薪,前途茫茫,毫无把握,那敢回家去?只好寄居在上海,想寻一件可以吃饭养家的事。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着他们堕落了。

  廿一,九,廿七。

  二

  中国新公学有一个德国教员,名叫何德梅(Ottomeir),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能说广东话,上海话,官话。什么中国人的玩意儿,他全会。我从新公学出来,就搬在他隔壁的一所房子里住,这两所房子是通的,他住东屋,我和几个四川朋友住西屋。和我同住的人,有林君墨(恕),但怒刚(懋辛)诸位先生;离我们不远,住着唐桂梁(蟒)先生,是唐才常的儿子。这些人都是日本留学生,都有革命党的关系;在那个时候各地的革命都失败了,党人死的不少,这些人都很不高兴,都很牢骚。何德梅常邀这班人打马将,我不久也学会了。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

  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有时候,我们也同去看戏。林君墨和唐桂梁请了一位小喜禄来教我们唱戏,同学之中有欧阳予倩,后来成了中国戏剧界的名人。我最不行,一句也学不会,不上两天我就不学了。此外,我还有一班小朋友,同乡有许怡荪,程乐亭,章希吕诸人,旧同学有郑仲诚、张蜀川,郑铁如诸人。怡荪见我随着一班朋友发牢骚,学堕落,他常常规劝我。但他在吴淞复旦公学上课,是不常来的,而这一班玩的朋友是天天见面的,所以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

  有一个晚上,闹出乱子来了。那一晚我们在一家“堂子”里吃酒,喝的不少了,出来又到一家去“打茶围”。那晚上雨下的很大,下了几点钟还不止。君墨,桂梁留我打牌,我因为明天要教书(那时我在华童公学教小学生的国文),所以独自雇人力车走了。他们看我能谈话,能在一叠“局票”上写诗歌,都以为我没有喝醉,也就让我一个人走了。

  其实我那时已大醉了,谈话写字都只是我的“下意识”的作用,我全不记忆。出门上车以后,我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天明时,我才醒来,眼睛还没有睁开,就觉得自己不是睡在床上,是睡在硬的地板上!我疑心昨夜喝醉了,睡在家中的楼板上,就喊了一声“老彭!”老彭是我雇的一个湖南仆人,喊了两声,没有人答应,我已经坐起来了,眼也睁开了。

  胡适的实用主义气质是天生的,大洋彼岸的留学只是一种后天的加强。在之前,胡适说自己还有唱戏和绘画的兴趣爱好,但是终究是扼杀了的。“穈先生”虽然是古板机械了一些,但是那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生轨迹,幽默风趣的语言,还是不乏风流倜傥的痕迹。

  奇怪得很!我睡在一间黑暗的小房里,只有前面有亮光,望出去好像没有门。我仔细一看,口外不远还好像有一排铁栅栏。我定神一听,听见栏杆外有皮鞋走路的声响。一会儿,狄托狄托的走过来了,原来是一个中国巡捕走过去。

  我有点明白了,这大概是巡捕房,只不知道我怎样到了这儿来的。我想起来问一声,这时候才觉得我一只脚上没有鞋子,又觉得我身上的衣服都是湿透了的。我摸来摸去,摸不着那一只皮鞋;只好光着一只袜子站起来,扶着墙壁走出去,隔着栅栏招呼那巡捕,问他这是什么地方。

  他说:“这是巡捕房。”

  “我怎么会进来的?”

  他说:“你昨夜喝醉了酒,打伤了巡捕,半夜后进来的。”

  “什么时候我可以出去?”

  “天刚亮一会,早呢!八点钟有人来,你就知道了。”

  我在亮光之下,才看见我的旧皮袍不但是全湿透了,衣服上还有许多污泥,我又觉得脸上有点疼,用手一摸,才知道脸上也有污泥,并且有破皮的疤痕。难道我真同人打了架吗?

  这是一个春天的早晨,一会儿就是八点钟了。果然有人来叫我出去。

  在一张写字桌边,一个巡捕头坐着,一个浑身泥污的巡捕立着回话。那巡捕头问:

  “就是这个人?”

  “就是他。”

  “你说下去。”

  那混身泥污的巡捕说:

  “昨夜快十二点钟时候,我在海宁路上班,雨下的正大。忽然(他指着我)他走来了,手里拿着一只皮鞋敲着墙头,狄托狄托的响。我拿巡捕灯一照,他开口就骂。”

  “骂什么?”

  他骂‘外国奴才’!我看他喝醉了,怕他闯祸,要带他到巡捕房里来。他就用皮鞋打我,我手里有灯,抓不住他,被他打了好几下。后来我抱住他,抢了他的鞋子,他就和我打起来了。两个人抱住不放,滚在地上。下了一夜大雨,马路上都是水,两个人在泥水里打滚。我的灯也打碎了,身上脸上都被他打了。他脸上的伤是在石头上擦破了皮,我吹了叫子,唤住了一部空马车,两个马夫帮我捉住他,关在马车里,才能把他送进来。我的衣服是烘干了,但是衣服上的泥都不敢弄掉,这都是在马路当中滚的。

  我看他脸上果然有伤痕,但也像是擦破了皮,不像是皮鞋打的。他解开上身,也看不出什么伤痕。

  巡捕头问我,我告诉了我的真姓名和职业,他听说我是在华童公学教书,自然不愿得罪我。他说,还得上堂问一问,大概要罚几块钱。

  他把桌子上放着的一只皮鞋和一条腰带还给我。我穿上了鞋子,才想起我本来穿有一件缎子马褂。我问他要马褂,他问那泥污的巡捕,他回说:“昨夜他就没有马褂。”

  我心里明白了。

  我住在海宁路的南林里,那一带在大雨的半夜里是很冷静的。我上了车就睡着了。车夫到了南林里附近,一定是问我到南林里第几弄。我大概睡的很熟,不能回答了。车夫叫我不醒,也许推我不醒,他就起了坏心思,把我身上的钱摸去了,又把我的马褂剥去了。帽子也许是他拿去了的,也许是丢了的。他大概还要剥我的皮袍,不想这时候我的“下意识”醒过来了,就和他抵抗。那一带是没有巡捕的,车夫大概是拉了车子跑了,我大概追他不上,自己也走了。皮鞋是跳舞鞋式的,没有鞋带,所以容易掉下来;也许是我跳下车来的时候就掉下来了,也许我拾起了一只鞋子来追赶那车夫。车夫走远了,我赤着一只脚在雨地里自然追不上。我慢慢的依着“下意识”走回去。醉人往往爱装面子,所以我丢了东西反唱起歌来了,——也许唱歌是那个巡捕的胡说,因为我的意识生活是不会唱歌的。

  这是我自己用想象来补充的一段,是没有法子证实的了。但我想到在车上熟睡的一段,不禁有点不寒而栗,身上的水湿和脸上的微伤那能比那时刻的生命危险呢?

  巡捕头许我写一封短信叫人送到我的家中。那时候郑铁如(现在的香港中国银行行长)住在我家中,我信上托他带点钱来准备罚款。

  上午开堂问事的时候,几分钟就完了,我被罚了五元,做那个巡捕的养伤费和赔灯费。

  我到了家中,解开皮袍,里面的棉袄也湿透了,一解开来,里面热气蒸腾:湿衣裹在身上睡了一夜,全蒸热了!我照镜子,见脸上的伤都只是皮肤上的微伤,不要紧的。可是一夜的湿气倒是可怕。

  同住的有一位四川医生,姓徐,医道颇好。我请他用猛药给我解除湿气。他下了很重的泻药,泄了几天;可是后来我手指上和手腕上还发出了四处的肿毒。

  那天我在镜子里看见我脸上的伤痕,和浑身的泥湿,我忍不住叹一口气,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分懊悔,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乡时时刻刻悬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在人生的低谷,是中国古典诗词“天生我材必有用”和慈母的爱与教诲把胡适从堕落的深坑拉了上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胡适就进入了出国的人生程序。这种从善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我当日在床上就写信去辞了华童公学的职务,因为我觉得我的行为玷辱了那个学校的名誉。况且我已决心不做那教书的事了。

  那一年(庚戌,一九一〇)是考试留美赔款官费的第二年。听说,考试取了备取的还有留在清华学校的希望。我决定关起门来预备去应考试。

  许怡荪来看我,也力劝我摆脱一切去考留美官费。我所虑的有几点:一是要筹养母之费,二是要还一点小债务,三是要筹两个月的费用和北上的旅费。怡荪答应替我去设法。后来除他自己之外,帮助我的有程乐亭的父亲松堂先生,和我的族叔祖节甫先生。

  我闭户读了两个月的书,就和二哥绍之一同北上。到了北京,蒙二哥的好朋友杨景苏先生(志洵)的厚待,介绍我住在新在建筑中的女子师范学校(后来的女师大)校舍里,所以费用极省。在北京一个月,我不曾看过一次戏。

  杨先生指点我读旧书,要我从《十三经注疏》用功起。我读汉儒的经学,是从这个时候起的。留美考试分两场,第一场考国文英文,及格者才许考第二场的各种科学。国文试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我想这个题目不容易发挥,又因我平日喜欢看杂书,就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开卷就说:文言文,这一中国古典文体又为胡适的出国送了最后一程。

  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规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

  下文我说《周髀算经》作圆之法足证其时尚不知道用规作圆;又孔子说“不逾矩”,而不并举规矩,至墨子孟子始以规矩并用,足证规之晚出。这完全是一时异想天开的考据,不料那时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据癖,大赏识这篇短文,批了一百分。

  胡适在《非留学篇》中曾经开列出国留学条件,有心者不妨找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