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澄衷只住了一年半，但英文和算学的基础都是在这里打下的。澄衷的好处在于管理的严肃，考试的认真。还有一桩好处，就是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白振民先生自己虽不教书，却认得个个学生，时时叫学生去问话。因为考试的成绩都有很详细的记录，故每个学生的能力都容易知道。天资高的学生，可以越级升两班；中等的可以半年升一班；下等的不升班，不升班就等于降半年了。这种编制和管理，是很可以供现在办中学的人参考的。
我在西一斋做了班长，不免有时和学校办事人冲突。有一次，为了班上一个同学被开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抗议无效，又写了一封长信去抗议。白先生悬牌责备我，记我大过一次。我虽知道白先生很爱护我，但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不愿继续在澄衷了。
那个时候，中国的教育还是很有弹性的。后来胡适在进行大学体制设计时，就特别注意这一点。
恰好夏间中国公学招考，有朋友劝我去考；考取之后，我就在暑假后（一九〇六年）搬进中国公学去了。
廿，三，十八，北京
背景钩沉
进化论在中国
东方和西方的交流，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天演论》可以说是中国走向世界学习的第一堂课程。《天演论》这本书，现在已经好多人仅仅知道名字，而不知道内容了。《天演论》取自赫胥黎（1825～1895）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集》，但是严复在翻译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照搬，而是杂糅了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思想加以改造，与其说翻译，不如用译述较为恰当。这本书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物竞天择”，这实质上是优胜劣汰的思想。这种思路大大地修改了国人沿袭千年的“天人合一”传统，严复在这本译书中，大声疾呼国人“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固不可也！”而“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
《天演论》于1897年12月出版，时值中国甲午海战惨败不久，国人深受刺激。这本书的推出，真是敲响了国人的迷梦。当时，目光高远的康有为见此译稿后，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对于严复对自己的影响，胡适在《我的信仰》中也有交代：我又读过严复所译穆勒的《自由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严氏所译赫胥黎的论着，于一八九八年出版，并立即得到知识阶级的接受。
有钱的人拿钱出来翻印新版以广流传（当时并没有版权），因为有人以达尔文的言论，尤其是它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运用，对于一个感受惰性与儒滞日久的民族，乃是一个合宜的刺激。
胡适是服膺进化论的，以至于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用进化论来解释庄子思想，这种现代格义，不仅章太炎等中国学界前辈不能接受，实际上，连西方哲学家罗素等都不能认可。
如果一个思想能够使国人癫狂，此未必是佳事，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缺少有思考的头脑罢了。克实而言，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思想，未必尽符达尔文原意，我们时常讲的“进化”，在达尔文那儿更多的不过是“适应”的意思。但是历史的选择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西方国家宣传的“平等、自由、博爱”主张相距不啻千万里，而“与天争胜”的思想，何尝不为后来的“与天斗，其乐无穷”提供理论依据。庆幸的是，当时并不缺乏有思想的头脑，孙中山先生就明确反对把“物竞天则”的原则用于人类生活中，孙中山先生认为，“弱肉强食”的理论是“一种野蛮的学问”，不适合人类，帝国主义运用它们不过是提倡“有强权无公理”，鼓吹霸权主义而已。无论如何，当时经受甲午惨败的中国人，如果再联系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泱泱文明古国心态终于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了。明白当时救亡图存的情势，是多么急迫，我们才更觉得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提议是多么解恨。当时的蛮横无理，就如日本侵略中国之后，在国际法庭上反说中国平民的自卫是违反国际法的。
对于《天演论》的评价，邵建在《胡适的前半生》中给予了有趣的解说——当把“天何言哉”的大道运行解释成“你吞噬我我反噬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天演”的本意（evolution）就被遮蔽了。天演是一个渐进的（A gradual process），就其本质而言是改良的而非革命的——被国人引用了一个世纪的“天演”（Evolution），却干了一个世纪的“革命”（Revolution）。Evolution与Revolutionz只有一字母之差，其结果却有天反地覆之感。一言以蔽之，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惊醒了中国睡狮，却也使中国失去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雍容气象。
梁启超与胡适
在本章中，胡适长篇大论地引用梁启超的话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胡适的影响是多么地大。
对于梁启超地位的评价，曾经以批评胡适为业的李季，曾做出如下总结：同时我又认定侏儒式的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博学多闻和势力最大的巨人，对于思想界发生了许多不良的影响，急应加以严格的批评，这两个巨人就是梁启超与胡适博士。前者是戊戌变法以后玄学思想的民族导师，……后者是五四运动以后唯心哲学的中心人物，在现今大多数文哲学教授、“自由思想家”和一部分老成持重的青年中犹有坚固的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说，胡适确实是梁启超的好学生。梁启超播下的种子，胡适也是受到深远影响的。在《我的信仰》中，胡适系统总结道：
从当代力量最大的学者梁启超氏的通俗文字中，我渐得略知霍布士、笛卡儿、卢骚、宾坦、康德、达尔文等诸泰西思想家。梁氏是一个崇拜近代西方文明的人，连续发表了些文字，坦然承认中国人以一个民族而言，对于欧洲人所具有许多良好特性，感受缺乏；显着的是注重公共道德，国家思想，爱冒险，私人权利观念与热心防其被侵，爱自由，自治能力，结合的本事与组织的努力，注意身体的培养与健康等。就是这几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转运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它们开了给我，也就好像开了给几千几百别的人一样，对于世界整个的新眼界。
这段文字，代表了当时的国人向西方学习“从器物到制物”的提升。“就是这几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转运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这可以说是，胡适后来“全盘西化论”思想的由来之一。
除了这些影响，胡适还特意提及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于自己的影响。《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本书，虽然是说明中国学术，实际上是放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来评价中国。可以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本书籍直接催生了胡适后来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其中有段文字，可以说是后来“轴心时代”说的翻版，而且要比雅斯贝尔斯（1883～1969）提出“轴心时代”（Axial Age）几乎要早半个世纪。
梁启超在比较了中国春秋战国与同时期的希腊、印度之后说：此前后一千年间，实为全地球有生以来空前绝后之盛运。兹三土者，地理之相去如此其辽远，人种之差别如此其淆异，而其菁英之磅礴发泄，如铜山崩而洛钟应，伶伦吹而凤凰鸣。於戏！其偶然耶，其有主之者耶，姑勿具论。要之此诸贤者，同时以精神相结构、相补助、相战驳于一世界遥遥万里之间，既壮既剧，既热既切。
但是梁启超和雅斯贝尔斯各自提出的“轴心时代”说意义是有所不同的——西方文明在近现代骄傲极了，忽然有雅氏将世界几大文明古国并列，这对于西方文明唯我独尊的心态构成了极大的警醒，而相比之下，中国历来是开放兼容的，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后，才发现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文明，梁启超先生的“轴心时代”说，是对世界各大文明的一律承认和平等看待。
那么，胡适承袭梁着而来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呢？在叙述中国哲学史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破天荒地“截断众流”，撇开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传说，径直“从孔子、老子”讲起。不仅如此，这部哲学史在写作方法上也改变了传统的注疏方式，用冯友兰的话讲，即是：“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着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着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创新。
对于胡适的这部续书，梁启超是这样评价的，总体上，“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之所以这样，就在于胡适将西方的方法运用到分析中国文化时，终归少了一些东西，这个少了的东西就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我们暂且称其为“中国魂”（楼宇烈先生在2013年12月6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主题发言中正式提出）。胡适先生的着作，读来非常轻松，也非常耐读，但是再一思考，往往会有用西方手术刀来切割中国文化的感觉，对于中国文化独特的价值往往缺乏同情之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胡适认为中西文化之间，是谁多走一步少走一步的问题，也就说中西之别，不是发展路向问题，而是发展速度问题。在这一点上，胡适的早期的盟友陈独秀曾经发表过《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这种文章，胡适先生终其一生似乎也没有写过吧，更不要说像梁启超先生那样大声疾呼，西方文明等待东方超拔救度的话来。
胡适的探索，是有意义的，但是遗留的问题，更是值得人们深思。如果说，梁启超们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殿军，那么，胡适们就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新兵了。在梁启超逝世时，胡适送了一幅这样的挽联：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这句话用在胡适身上也是贴切的。梁启超和胡适，他们都有志于再造文明，只是方法不同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