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军突然进攻卢沟桥，战斗持续了两天。在和守军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达成口头停战协议后，战争扩大化的报告送到了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案头。近卫文麿终于看到了出兵的理由，利用宝贵的停战时间，迅速从东北、朝鲜抽调关东军和朝鲜住屯军二十万人进入华北。
此时此刻，中国人似乎已经群情激奋，表达出强烈的爱国心，四万万五千万华夏儿女似乎也要万众一心，同侵略者斗争到底了。蒋委员长在庐山发表抗战演讲。戴笠已经通过军统天津站得知日军在塘沽登陆的人员、装备数据。二十万人，这在当时的蒋委员长眼里，是一个天文数字。九一八、一二八、山海关抗战、察哈尔抗战、多伦抗战、长城抗战，中日两国军队伤亡统计数据相差十倍。唱高调的自由派学者高呼：我们不怕日本人，我们一年消灭他们五万人，损失四百万人，我们也能用人口基数压倒他们，让他们亡国灭种！这是战争，不是拔河比赛，战争不是你杀了我五个人，我砍了你十个人，你就输了。综合国力，蒋委员长一直在思考这个词。一个内乱了三十多年，背负了晚清数次战争赔款，丧权辱国条约又被迫让国民党政府继承的就有一千多条。几乎每一个地方省份都有独立的财政、军事、行政割据。好容易逼走了在瑞金的红军，委员长天子门生薛岳在红军后卫部队后一百里跟进，假途灭虢。红军走到湖南，陈济棠给红军开了一个口子让红军过路。陈济棠本以为祸水西引，委员长不会进粤了，谁知兵权一夺，乖乖地打发到国外考察去了。王家烈倒是实惠，可是中央军到了贵阳，王家烈就发现味道不对了。龙云和白崇禧是天生的地头蛇，拐了弯地讨便宜不干活，蒋委员长吃了哑巴亏也没办法，暗自咬碎钢牙：走着瞧。
不过好歹，红军这一路走来，薛岳这一路跟来，广东、贵州、四川好歹听话了。好容易地方分制的割据被打破，大一统的局面已经形成。张学良刚刚在西安给了蒋委员长一个下马威，局势稳定下来后，慢慢耕耘，力求改变的。他不怕，不就一个东北么？几千万父老就能让日本人给变了种？中国人又不是没被异族统治过。假以时日，评定了西北各部，一百多万德国顾问训练，希特勒援助的军火装备的整编师调理得当。在中国实行他蒋委员长的东方独裁，跟他德国的心灵导师有样学样，像德国一样突飞猛进，若干年后，挥师北伐，东北还是我们的。
他把东北当成了德国的莱茵区了。
可是眼下，日本人进攻了。
蒋委员长在庐山紧急发表了演讲。
“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
“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付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每一个字，都藏着蒋委员长无尽的委屈和深切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