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1年1月，在重庆的周恩来极为痛心地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日，上官云湘向蒋介石通报了皖南事变的全过程，项英失踪，叶挺被捕。
蒋介石内心很矛盾，他明知道包围圈中的新四军仅仅是一些机关部队和后勤部门，这和江南的共产党力量比，九牛一毛。陈毅、谭震林、皮定钧、粟裕都已经在华东敌后遍地开花，华东日军力量薄弱，共产党的队伍已经切入华东五省的每一个边边角角。蒋介石这时候对一个仅有几千人的机关队伍没有任何兴趣。叶挺并不具有新四军的完整的指挥权，因为这是一支游击战术为主的水银泻地一般的部队。仅仅是因为韩德勤这个天子门生的部队被新四军缴械，仅仅是因为新四军对江北地区的抢占，蒋介石绝对不会在这个紧张的时候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两年前的1939年5月，汪精卫离开了河内远赴日本，在开怀大笑的东条英机面前羞涩地低下了头。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冒险。站在日本人面前背叛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这绝对不是对死亡的恐惧使然。汉奸绝对不是黑白电影里那种因为害怕死亡的威胁才投敌卖国的。相反，在河内，他的老同事戴笠已经派人招呼他了，要不是因为临时更换房间，他也许此时已经和自己的秘书一起去见无颜愧对的先总理去了。他不怕死，1910年，当他离开尊敬万分的孙中山回到北京策划腰间带上炸弹准备刺杀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不幸被捕的时候，写下的那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已经写进民国小学生的课本。他的心，在1931年9月18日那天就绝望了。所有人都知道，中日之间必有一战。这是日本的野心，也是两国之间既定国策的绝对冲突。可是三个月之内，国土沦丧，不到一万的关东军就把近二十万东北军赶出了东北。年底，锦州沦陷，三万守军不战而退。明朝以来拱卫辽东的最后屏障丢失，扼守进攻或者防守的战略咽喉白白葬送。东北军工和煤矿、工业、农业，以及巨大的倾销市场为日军提供了巨额的军费，九一八之后，日军的军费一路飙升，到1937年，已经增长了7倍。等战争进行到1939年，上海已经是一个孤岛，中国所有的港口都在日军控制之下，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对外联系只剩下了尚在建设的滇缅公路、雪山航线、新疆的苏联公路。两年间国军死伤百万计，蒋委员长备战十年的德国装备师所剩无几。国际阵营已经划分清楚，德意日对阵英法。美国迟早要加入欧战，但是参与的力度尚不可知。重要关头，决定作用的苏联却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时侯，世界的未来是法西斯还是民主，汪精卫迷失了。他的选择，是对个人的牺牲，不可否认，这也是一次赌博。现在用两种思路去思考，以他年轻时候那种勇敢，他可能会是1937年留在北京被人误以为事敌的张自忠，抱着必死的决心离开了河内。也许他也是个野心家，他需要借外族的力量书写历史。如果吴三桂不反清，他又何尝不是被高高在上歌颂着的平西王。如果他是高尚的，他在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中华留下一点骨血，在德意日胜利之后保持一个战胜国的身份。他觉得南京和重庆的暂时敌对，可以换来一个无论英美还是德意日胜利都可以得到的战胜国地位，不至于被瓜分。如果他是卑劣的，那么在九一八之后的绝望，让他放弃了早年的理想，一个工业国对四分五裂的农业国的进攻在他看来是那么不可违抗。这就是知识多了就反动。
1941年初的蒋介石，在地图上找到了叶挺的新四军，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对共产党下手。他向往曾国藩，同时又是一个基督徒，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的门徒，孙中山的学生。中西全会，儒道通吃，黑白两全。现在他很迷茫，他期待的国际援助遥遥无期，共产党的队伍却坐大。苏联和德国签署和平条约，西班牙法西斯化、捷克斯洛伐克被吞并，南斯拉夫王国不复存在，只有铁托的共产党游击队还在殊死抵抗。波兰已经亡国，法国成立了维希政府。只要香港和上海租界安全，远东已经完全不是英国人考虑的部分了。
他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对新四军下手？
我们这个民族，一直习惯于征求团结。于是团结变成了习惯。你不团结，就是和习惯作对。
二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单独召见了后来的新四军副军长、政委项英。斯大林对项英说：“项英同志，你是中国革命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要不断在斗争中锻炼，要加强理论学习，使自己完全布尔什维克化。”并送他一支手枪和一支钢笔。
这时，这个曾经组织过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工人领袖脑海中充满了国际主义荣誉感和理想主义情节。在他心里，中国革命俨然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自己是斯大林同志在中国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诠释者。这一点，恰恰就是民族荣誉感极强的毛泽东心中不快的。
毛泽东的不快并不是狭隘，1936年，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到达陕北。仅仅几千人的队伍在诗人毛泽东的诗歌里被说成了播种机、宣传队，可实际上已经是战斗力严重下滑。陕北的穷乡僻壤，李先念打通北方苏联联系通道的战斗失利，注定了这支部队将在陕北接受更加严峻的考验。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借助围剿红军解决了贵州军阀王家烈，震慑了四川军阀刘湘，云南王龙云老奸巨猾，但是却夜郎自大，偏安一角不足为虑。广东军阀陈济棠被迫下野出国考察。白崇禧让路共军，党内和李宗仁遥相呼应，时不时上演一出逼宫好戏，这才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红军到达陕北，蒋介石此时已经在对日局部战争中失去了东北、山海关、热河，日本兵进驻平津，日军华北非军事化的要求得寸进尺。国内骂声一片。这些他都可以忍。在后方训练的德国装备师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始备战，他在日记里也一如既往地继续书写着国耻的标记。1936年的蒋介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苏联的帮助，有一个版本的记录是：他派陈果夫到斯大林那里寻求支持，解决陕北问题会不会牵动斯大林的神经。陈果夫见到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询问对陕北红军的围剿，苏联有何态度，斯大林同志是什么态度。莫洛托夫说：“贵国剿匪是贵国内政，我国不干涉。至于中国共产党，山沟里的土匪而已。”陈果夫惊呆了，回电蒋介石，蒋介石自然不相信，国与国的外交必须谨慎，电令陈果夫必须得到斯大林的亲口表态。斯大林接待了陈果夫，坐在他的椅子上神态自若，笑着说：“莫洛托夫同志每句话都代表我，请转达给贵国政府和蒋委员长。”
当然，这只是一种口述历史的娱乐，而苏联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日本，在和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同时继续在外蒙古建立独立事实，签订军事互助条约，却是让中国人始料不及的。
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一拉一打，言传身教，已经让毛泽东心里十分抵触。
这种记录就是毛泽东对项英的不快。在毛泽东心里，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必然是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民族，而不是苏联的小跟班。革命领袖的毛泽东，也绝不会看着斯大林的脸色战战兢兢地在北京听着来自莫斯科的命令。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绝不甘心成为美国或者苏联的小催帮，这两个在争夺中国未来话语权和国家道路的死对头，在民族共识上是空前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