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蒋介石和张学良在台北桃园大溪会面，聊了一段时间，临行前，蒋介石对张学良说：西安事变，对党国的损失太大了。
张学良低头，万分愧疚，低头不语。
对蒋先生的个人感情而言，张学良很难过，但对国家民族而言，非也。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合作，进而使得中苏关系在外蒙古独立的阴霾之后迈向了一个新台阶，这一点，对抗日战争的大背景而言，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声明：
蒋先生的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的“言必行，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事后确守信义，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
然而蒋的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的字典里“反动派”作何解释。
作为对蒋介石的补偿，从1927年起就被斯大林扣押为人质的蒋经国携妻子蒋方良回国。这时候，蒋经国的身份是苏联共产党党员，他曾经的党小组组长就是后来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他的同桌就是后来的蒙古族解放军将军乌兰夫。后来的电视剧把国共内战戏剧化成了红蓝同学会之间的斗争，由此看来，也不为过。
但是，从斯大林对中国事务的干涉力度，对中共的影响力度，对自己儿子的扣押等种种事情看来，蒋委员长都清楚地看到了苏联对于中国的野心。中国人从1840年开始就一直被侵略和压迫，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俄国人那样鲸吞。民族主义情结不在毛泽东之下的蒋介石心知肚明。纳入中国国土几百年的外蒙古于1924年单方面宣布独立，也是由于苏联的支持。蒋介石越想越怕，他甚至低估了中共的民族性，这恐怕就是他反共的一个重要因素吧。历史不能假设，历史也证明了，蒋委员长的对手毛泽东并没有成为斯大林的小跟班，中国也没有被俄国人瓜分。但是斯人已去，独裁的蒋委员长所思所想，后人无法去猜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