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我们三卢布，然后走到拐弯处，把砖扔了。我们用这三卢布可以饱餐一顿，一块砖值十块蛋糕。
“良心—对空降兵来说是无用之物，卫生营是空降部队的贵族。”
看来，我是个不错的演员，因为我很快就学会扮演我应当扮演的角色。如果被人说成“婴儿”就最倒霉了，这个词里含有阴柔、缺乏阳刚之气的意思。
三个月以后，我被除名了。怎么什么都忘了呢？不久前我和一个姑娘接过吻，坐在咖啡厅里，还跳过舞。仿佛不是过了三个月，而是三年，你又回到了文明世界。
晚上。
“猴子们，站队！空降兵最重要的是什么？空降兵最重要的是别从地球边上飞过去。”
临行前举行了新年晚会。我化装成严寒老人，萨沙化装成白雪公主，这很像是在学校里举办的活动。
我们徒步跋涉了十二个昼夜……只有山比山更可恶……我们在躲避匪帮……我们靠兴奋剂行军……
“卫生指导员，给我一点‘发疯的药’。”
这是精神麻醉药美索卡，我们把所有的药都吃光了。
我连笑一下的力气也没有了。
“您哪儿不舒服？医生问‘猫先生’列奥波利德。”不知谁先开了口。
“我讨厌耗子。”
“讨厌耗子—不讨厌耗子……全都明白了。您太善良了。您应当发疯。这是‘发疯的药’，一天服三次，每次饭后一片。”
“效果呢？”
“您会变得像头野兽。”
第五天，有个士兵等所有人都走到前边去以后，把自动步枪对准喉咙，开枪自杀了。我们不得不拖着他的尸体、他的旅行袋、他的装甲坎肩、他的头盔。我们没有悲伤。他知道，我们不会抛下他的尸体不管，我们会把尸体带走。
当我们退伍准备回家时，第一次可怜起他来了。
“一天服三次，每次饭后一片……”
“效果呢？”
“您会变得像头野兽。”
炸伤最可怕，一条腿从膝盖处被炸掉了，骨头支在外面，另一条腿炸掉了脚后跟……生殖器也被削掉了……一只眼睛炸没了，一只耳朵也炸掉了……
心脏第一次跳得这么厉害，嗓子眼里发痒……我对自己说：“你现在不动手，永远当不了卫生指导员。”
截掉两条腿……用止血带缠紧，止血、消疼、催眠……爆破弹打入肚子，肠子挂落在外面……包扎、止血、消疼、催眠……坚持了四个小时，还是断了气……
药品不够用，连一般的绿药水也没有了。也不知是未能及时运到，还是定额已经用完了，咱们是计划经济。想办法弄了些缴获品，都是进口药。我的药包里永远有二十支日本制的一次性注射器，聚乙烯软包装，摘掉套子便可注射。我国产的“列科尔德”注射器，垫纸被磨损后，就变成没有消毒的注射器了，一半不能注射，也不能抽血，成了废品。我国的瓶装代血浆容量为半升，抢救一位重伤员需要两升，也就是四瓶。在战场上举着胶皮气管能待一个小时吗？这是办不到的。你又能背上几瓶呢？意大利人采取什么办法？他们的聚乙烯袋容量一升，你就是穿着皮靴跳起来踩它，也不会破。还有，普通的苏联消毒药布包装极次，包装的重量甚至超过药布本身。而进口的呢……泰国的，澳大利亚的，不知为什么就又薄又白，我们根本就没有弹性药布。我们使用的夹板也是缴获来的……法国的，德国的……而我们国产的夹板呢？简直是滑雪板，而不是医疗器材。你随身能携带几条？我曾经用过英国造的，分别用在前肩、膝盖、腰部，有拉链，可充气。把手伸进去就可以拉上，断的骨头就固定住了，运输时还可以防震。
九年来，我国没有开发任何新产品。药布和原来的一样，夹板也是原来的那种。苏联士兵是最廉价的士兵，也最耐用。1941年如此，五十年后仍然如此，为什么？
别人向你开枪，而不是你朝他们开枪，那是可怕的。如果经常想这些事，就可以活下来。我从来没坐过第一辆和最后一辆装甲输送车，从来不把双腿伸进舱口，最好让它们在装甲钢板外边吊着，免得爆炸时被炸断。我总是随身带着能抑制恐惧感的德国药片，可是没人用过。
战场上很少有像苏联士兵这样的。他们自己搞鞋子穿，自己找衣服穿，自己找食物吃。我国生产的装甲坎肩抬不动，而美国造的装甲坎肩没有一点铁的东西，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子弹穿不透的材料，用“马卡洛夫”牌手枪近射也打不穿，用自动步枪在一百米内才能打穿。美国睡袋是1949年样式的，天鹅绒，非常轻。我国的棉袄最少有七公斤重。我们从击毙的雇佣兵身上扒下上衣、长檐帽、中国裤子，中国裤子不勒股沟。什么都要，连裤衩也要，因为裤衩不够用，还有袜子，旅游鞋。我弄到一个小手电筒，一把匕首。我们猎野羊，凡是离群五米的羊都算是野羊。有时也以物换物，用两公斤茶叶可以换一只羊，茶叶是缴获的。从火线上还能带回一些钱来—阿币，谁官大，谁就从我们手中抢走。他们当着我们的面就把钱分了，不回避，不躲躲藏藏。你要是把阿币塞进弹壳里，上边撒点火药，或许能留下两张。
有的人想喝醉，有的人想活命，有的人盼望获奖，我也想获奖。在苏联国内见了面，人家会问：“喏，你得了什么？怎么，司务长，你只管过军需？”
我为自己的轻信感到委屈。政治部副主任让我们接受的是他们早已弄清楚，自己也不相信的事。
回国前，政治部副主任叮嘱我们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不能讲阵亡的人，因为我国军队既庞大又强大。关于条令规定之外的关系也不能扩散，因为我国军队既庞大又强大，道德也是健康的。照片要撕碎，底片要销毁。我们在这边没有射击，没有轰炸，没有下毒，没有爆破，我们是庞大的、强大的、道德健康的军队。
海关把我们携带的各种礼品都没收了：化妆品、头巾、手表……
“弟兄们，禁止携带这些东西。”
没收的东西根本不登记，其实成了他们捞的外快。
春天的绿叶真香啊！姑娘们身穿薄薄的连衣裙走在路上……脑海里闪现出斯维特卡·阿弗什卡，然后又消逝了（我不记得她的姓了，大家都叫她阿弗什卡）。她到达喀布尔的第一天，就和一个士兵睡了一夜，得了一百阿币。后来她弄清楚了行情，两周以后，她收费三千阿币，士兵付不起。“保尔·柯察金”到哪里去了？他的本名叫安德烈·柯察金，因为他姓柯察金，所以便叫他“保尔·柯察金”了。
“保尔，你瞧瞧，多么漂亮的姑娘！”
保尔·安德烈有个女友，她把自己的结婚照给他寄来了。我们一夜一夜地陪着他，怕他出事。有一天早晨，他把照片挂在山岩上，然后用机关枪把它打得粉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每夜都能听见他在哭泣。
“保尔，你瞧，多么漂亮的姑娘！”
我在火车上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们准备出发去打仗。
萨沙·克里夫佐夫问道：“为什么你只有三百五十发子弹，而不是四百发？”
“因为我这儿装着药。”
他沉默片刻，又问了一句：“你能够打死那个阿富汗姑娘吗？”
“哪一个？”
“就是那个让我们中了埋伏的姑娘。你还记得吧，咱们牺牲了四个人的那次？”
“我不知道，也许不会把她打死。我在托儿所和小学时，大家就都说我喜欢女孩，因为我总是保护女孩子们。你能打死她吗？”
“我感到羞耻……”
他没有把话说完，不知他为什么感到羞耻，这时我醒了。
到了家里，萨沙母亲的电报已经在等我了：“速来，萨沙已阵亡。”
“萨沙，”我来到墓地，“毕业考试时，回答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的问题，我对资产阶级多元论进行了批判，因而得了五分，我为此感到羞耻……在这之后，人民代表大会上说这场战争是我们的耻辱，向我们颁发了‘国际主义军人’纪念章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表彰状，为此我感到羞耻。”
萨沙，你在那边，我在这里……
—一位司务长，侦察连卫生指导员
我的小太阳
我的孩子是个小个头，出生时只有两公斤，很小，像个姑娘，长大后也很小。
我搂着他说：“你是我的小太阳。”
除了蜘蛛以外，他什么也不怕。那年他刚满四岁，我们给他买了一件新大衣。有一次，他从街上回来，我把他脱下来的大衣挂在衣架上，后来我在厨房里听到啪嗒啪嗒的声音。我跑了出来，只见门厅到处是青蛙，青蛙是从他的大衣兜里跳出来的。
他把青蛙捉起来：“妈咪，别怕，青蛙可善良了。”
然后他又把青蛙装进大衣兜。
“你是我的小太阳啊！”
他喜欢打仗的玩具。我们送给他的玩具有坦克、冲锋枪、手枪，他把枪挂在身上，昂首阔步满屋子走来走去。
“我是兵……我是兵……”
“你是我的小太阳哟……你玩点儿和平的玩具吧。”
“我是兵……我是兵……”
他该上小学一年级了，到处买不到适合他穿的衣服，每一件都嫌大。
“你是我的小太阳啊！”
他应征入伍。我祈祷上帝，不是别把他打死，而是不要有人打他。我怕比他力气大的孩子们会欺负他，他太小了。我听说，有人被逼着用自己的牙刷清洗马桶，给别人洗裤衩。我真怕这些事。他来信要求：“把你们的照片都给我寄来，妈妈的、爸爸的、妹妹的，我要动身了……”
信里没有写他到哪儿去。两个月以后，他从阿富汗寄来一封信：“妈妈，您别哭，我们的装甲非常牢固。”
你是我的小太阳啊……我们的装甲非常牢固。
我已经开始等他回家了，再过一个月他的服役期就满了。我给他买了小衬衫、小围巾、小皮鞋，这些东西现在都放在柜子里，哪怕下葬时让我给他穿上呢。我会亲手给他穿上，可是就是不让开棺……我真想再看一眼我的小儿子，再摸摸他……他们是不是给他找到了合身的制服？他躺在棺材里，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呀？
头一个来到家里的是军委会的一位大尉：“请您保重，大娘……”
“我儿子在哪里？”
“在这儿，在明斯克，马上就会把他运回来。”
我一下子坐在地上了：“你是我的小太阳啊！”
我站起来，举着双拳扑向大尉：“为什么你活着，可是我的儿子却不在了？你这么壮，这么有力，他那么小……你是个大男人，他还是个小孩子……为什么你活着？！”
他们把棺材运来了，我敲打着棺材：“你是我的小太阳！你是我的小太阳啊……”
我现在常到他的坟上去，扑在墓碑上，搂住它：“你是我的小太阳啊！”
—一位母亲
如今我什么也不信了
抓一把故乡的土，装在衣兜里—在火车上我产生了这么一种感情……我们中间当然也有胆小鬼。有个小伙子，检查视力时审批委员会没有通过，他兴高采烈地跳着出来：“真走运！”跟在他后边的是另一个小伙子，他也没有通过。这个小伙子差点哭了：“我有什么脸回自己的部队呀？那里为我举行了两个星期的欢送会。如果发现我有胃癌还说得过去，结果是牙病。”他穿着裤衩冲到将军面前：“只因为我牙有毛病就不要我，那么让他们把我的那颗牙拔掉就是了！”
在学校里，我的地理课是五分。我闭上眼睛想象，山峦、猿猴，我们晒太阳，吃香蕉……而实际情况是这样：我们坐在坦克上，一身军大衣，一架机枪朝右，一架机枪朝左，后边的一辆坦克上机枪朝后，所有炮眼都开着，自动步枪从炮眼里伸向外边，坦克活像一只铁刺猬。
路上遇见了我们的两辆装甲输送车，小伙子们坐在车上，穿着白色条纹汗衫，戴着巴拿马帽。他们望着我们，笑得东倒西歪。我看见一个被击毙的雇佣兵，受到很大震动。那个小伙子锻炼得像个大力士。
我进了山，不知道应该怎么踩着石头走路，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先迈左脚。背着电话机爬十米高的山崖……一听到爆炸声就闭上嘴，其实应当张开嘴，否则鼓膜会被震破。他们给我们分发了防毒面具，头一天，我们就把防毒面具扔了，“杜赫”们没有化学武器。我们把钢盔也卖了，它戴在头上是多余的负担，而且像炒勺似的烫人。我有一个问题：从哪儿能再偷一个装满子弹的角状子弹盒。他们发给我们四个，第五个是用第一次领到的军饷从同志那儿买的，第六个是别人送给我的。作战时要留下最后一个角状子弹盒和最后一颗子弹。—这是为自己准备的，必要时对准自己的牙齿来一枪。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可是却用铁蒺藜把我们给圈了起来：“弟兄们，不能到那儿去，不要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因为已经为宣传工作派来了专门人才。”不信任我们，真让人气恼。我和一个阿富汗商人说：“你过去的生活方法不对，我们现在教会你，我们来建设社会主义。”
他微微一笑：“革命前我做生意，现在照样做生意。你回家去吧！这是我们的山。我们自己知道怎么办……”
在喀布尔市里，妇女们向我们的坦克扔木棍、石头，小孩子们骂娘，不带口音①：“俄国人，滚回家吧！”
①[ 指阿富汗小孩用俄语骂人，发音很纯正。]
我们在这儿干什么？
对方用火箭筒朝我们射击，我及时端起了机枪，这一次救了我的命。子弹向前胸飞来，打穿了我的一只手，弹片刺入另一只手。我还记得，那是一种软绵绵的、舒服的感觉，一点也不疼……我还听到有人在我头上喊了一声：“射击！射击！”我扣扳机，可是机枪不响，我一看，我的一只手耷拉着，流满了鲜血。我还以为自己在用手指扣扳机，其实我已经没有手指了……
我还没丧失意识，和大家一起从坦克里爬了出来，有人给我缠上了止血带。必须往前走，我迈了两步就昏倒了，我流了大约有1.5升血。
我听见有人在喊：“我们要被包围起来了……”
有人说：“必须把他甩掉，否则我们都得完蛋。”
我央求道：“开枪把我打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