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阿富汗人站在那里，他们在议论什么，他们在笑。一个肮脏的小男孩顺着货摊奔跑，一下子钻到柜台下边的厚布帘中不见了。鹦鹉绿色的眼睛瞪得圆圆的，盯着我。我望着这一切，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没有中断谈话……背向我的人转过身来……我看见了手枪的枪口……手枪慢慢举了起来……举了起来……瞧，那个窟窿眼儿……我看见了。与此同时，我听见了扣扳机的生硬的声音，我不存在了……我在同一时刻既在这儿又在那儿……可我还没有倒下，我挺立着。我想和他们说话，可是发不出声来。“啊—啊—啊—”
世界像洗照片似的渐渐显现出来……窗户……高大的窗户……一种白色的东西，很大的东西，白色套着很重的东西……眼镜碍事，看不清脸庞……汗水往下滴……汗珠落在我的脸上，打得生疼……我想睁开那睁不开的眼睑，我听到轻松下来的叹息：
“喏，好了，中校同志，‘出了一趟差’，回来了。”
可是当我抬头时，哪怕是转一下头，我的脑子就像掉到什么地方去了。又是那个小男孩往柜台下的厚布帘里钻……鹦鹉绿色的眼睛瞪得圆圆的，盯着我……三个阿富汗人站着……背向我的人转过身来……我的视线对着枪口……那是个窟窿眼儿……我看见它了……这次我不再等那熟悉的扣扳机声了……我大喊一声：“我应当把你打死！我应当把你打死！”
喊声是什么颜色，有什么味道？血是什么颜色？在军医院里血是红色的，干沙上的血是灰色的，山岩上的血到了傍晚是蔚蓝色的，已经不新鲜了……重伤员身上的血好像是从打碎的玻璃瓶里流出来的一样，流得很快……人慢慢断气了……慢慢断气了……只有两只眼睛至死还闪着光，视线从你身边射过去……目不转睛地望着别处……
一切都付出了代价，我们为一切都付出了代价，全部付清了。
你从山麓往上看，重峦叠嶂，高不可攀。你坐上飞机，飞到上空，从上往下看，下边是一个个翻倒的狮身人面像。您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说的是时间，是事件之间的距离。当时连我们这些当事人也不知道，那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请您不要把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即1979年到过那边的人弄混了。是的，我当时还相信！1983年，我回到莫斯科。这里人的生活，这里人的活动，给人的感觉是似乎我们这些人从未去过阿富汗那边，也没有发生任何战争。
我走在阿尔巴特街上，问了几个人：
“阿富汗战争打了几年了？”
“不知道……”
“战争打了几年了？”
“我不知道，您问这事干什么？”
“几年了？”
“好像是两年……”
“几年了？”
“怎么，那边在打仗？真的吗？”
那时我们都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你们不吱声？！我也不吭气。中国有句智慧的谚语：“站在死狮脚下吹牛的猎手令人厌恶，靠近伤狮身旁自豪的猎手值得尊重。”①有人可以谈论错误。说真的，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我不谈。有人问我：“为什么您当时沉默？那时您已不是孩子了，那时您已经快五十岁了。”
①[ 这句谚语未查到出处，也许是假托。]
您要知道，我在那边开过枪，但同时我又尊敬那个民族，我甚至热爱那个民族。我喜欢他们的歌曲，他们的祈祷声平缓舒展，悠悠缠绵，如同他们的山峦。但是，我只谈我自己，我真诚地相信，帐篷不如五层楼房好，没有抽水马桶就没有文明。我们给他们一大堆抽水马桶，帮助他们建筑石头楼房。我们给他们运去办公桌、盛水用的玻璃瓶、正式会议用的红色桌布，还有成千上万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片。这些相片挂在所有的办公室里，挂在每一位首长头上。我们给他们运去黑色的“伏尔加”牌轿车，还有我们的拖拉机，我们的种牛。农民不愿意接受分给他们的土地，因为土地属于真主所有。被炸毁的清真寺的塔顶，像是从宇宙深处向我们窥视……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蚂蚁是怎么观看世界的，请您在恩格斯的著作中找找看吧。
东方学者斯宾塞罗夫说：“阿富汗是不能收买的，只能转让。”
有天清晨，我吸烟时看到烟灰缸上有只小蝎虎，像五月金龟子。过了几天，我回来了，蝎虎仍在烟灰缸上，还是那个姿势，连头也没有转动一下。我明白了，这就是东方。我消逝十次，再生十次，我粉身碎骨，再挺身而起，可是它还没有转动一下它的小脑袋。按照它们的日历，现在是1365年……
我坐在家里的沙发上，靠近电视机。我能够杀人吗？我连苍蝇也不会打死，至今从市场买回来的活鸡都是我的妻子宰杀。头几天，甚至头几个月，看到子弹打断桑树枝，觉得远不像是现实……战斗心理学是另一种样子……一边跑，一边捕获目标……注意前方……斜视左右……我没有统计我杀死过多少人……可是我跑过……捕获过目标……在这里……在那边……寻找运动中活的目标……自己也当过目标……当过靶子……不，从战争中回来的人里没有英雄……从那边不可能像英雄一样归来……
为一切都付出了代价，我们为一切都付出了代价……
您可以想象，1945年时某个士兵的样子，您喜爱他，整个欧洲都喜爱他。他天真，带点傻气，腰间系着宽皮带。他什么也不需要，他需要的是胜利，是回家！可是这个士兵呢，回到你们那栋楼房，那条街，已经是另外一种人了，这个士兵需要牛仔裤和录音机。古人早就说过：“不要唤醒沉睡的狗。”不要给人以非人的考验，他经受不住。
我在那边无法阅读我喜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阴森森的。我随身带的是幻想小说，布雷德贝里的作品。谁愿意永恒不死？没有这样的人。
可是有过那种人啊，有过！我还记得……有人让我在监狱里见过一位那样的人，那时我们把他称为匪帮首领，他躺在铁床上看书……书的封面熟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说：“可惜我读不完了，也许我的孩子们能把它读完……”
学校被大火烧毁了，只剩下一堵墙。每天早晨孩子们来上课，他们用大火后留下的木炭在墙上写字。下课以后，用石灰把墙再粉刷一遍，于是墙又像一张干净的白纸……
从林区运来一位没有胳膊没有腿的中尉，一切男性特征都没有了。从休克中苏醒以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弟兄们在那边怎么样了？”
为一切都付出了代价，我们付出的比任何人都多，比你们更多。
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我们什么都经受了。请您听完我们的话，希望您能理解我们。大家都习惯于给药品、退休金、住房……这个“给”字是用昂贵的“外汇”—鲜血换来的。我们是来向你们忏悔的……我们在忏悔……请不要把忏悔的秘密忘记……
—一位军事顾问
为什么逼我回忆
这样结束还真算不错，以失败告终，这样会擦亮我国人民的眼睛……
我无法讲述发生的一切，那是一种幻觉。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剩下的事是我亲眼所见的。我记得的事，只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后来出现的事，是我能够讲述的。为谁而讲呢？为了阿廖沙，他死在我怀里，他肚子里有八个弹片。我们从山上把他运下来，花了十八个小时。他活了十七个小时，到第十八个小时的时候，他死了。为阿廖沙而回忆，这么做是从相信人有所需这一观点出发的。我相信他再也不会疼了，再也不会怕了，再也不会害羞了。既然如此，何必再让往事翻腾呢？
您想知道我们有什么理想？您大概把我们看成另一种人了。您应当了解，在异国他乡多么困难啊，不知为什么而战，还能有什么理想？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大家都是同样的人，但不是志同道合者。使我们变得相同的，是我们都可以杀人，而且也都杀过人。但仅仅把到过那边的人和没到过那边的人调换一下位置，一点就不难理解了。我们各不相同，但我们处处相同，无论在那边还是在这里。
我记得在六年级或七年级时，教俄罗斯文学的女老师把我叫到黑板前：
“谁是你敬爱的英雄人物，是恰巴耶夫①还是保尔·柯察金？”
“是哈克贝利·费恩②
“为什么是哈克贝利·费恩？”
“哈克贝利·费恩……当他考虑是出卖逃亡的黑人吉姆，还是为他下地狱，让大火把自己烧死时，他对自己说：‘管他呢，让我下地狱去让火烧吧。’他没有出卖吉姆。”
下课以后，我的朋友阿廖沙问我：“如果吉姆是白军，你是红军，怎么办？”
我们一辈子就是这么活着的—白军和红军，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反对我们。
在巴格拉莫附近，我们走进一个村子，请村民给点东西吃。按他们的教规，如果一个饿肚子的人来到你家，你不能拒绝给他热饼吃。妇女们让我们坐在桌前，给了我们吃的。我们离开后，全村人用石头和棍棒活活把她们和她们的孩子给砸死了。她们本来知道自己会被打死，但是并没有把我们赶走，而我们也带着自己的教规走进她们的家……我们甚至还戴着帽子出入他们的清真寺……
①[ 瓦西里·恰巴耶夫（1887—1919）旧译夏伯阳，苏维埃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红军指挥员。]
②[ 哈克贝利·费恩：马克·吐温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主人公。]。”
为什么逼我回忆？这一切都是不便公开的事，我打死的第一个人，我流在细沙里的血，还有像烟囱一般高的骆驼脑袋，在我失去意识之前，它在我头上摇晃了一下。当时在那边我和大家一样……我一生中只有一次拒绝和大家一样。那是在幼儿园里，保育员让我们手拉着手，可我喜欢独来独往，年轻的保育员对我不守规矩的行为容忍了一段时间。过了不久，她们中有一位出嫁了，走了，克拉娃阿姨被派来代替她。
“谢廖沙，拉着手。”克拉娃阿姨把另一个小男孩领到我面前。
“我不愿意。”
“你为什么不愿意？”
“我喜欢一个人走路。”
“你要像所有听话的男孩和女孩一样，手拉手。”
“我不拉。”
那天散完步以后，克拉娃阿姨把我脱了个精光，连裤衩和背心也给扒掉了。然后把我带到一间空荡荡、黑乎乎的房间里，让我在那儿待了三个小时。第二天，我和谢廖沙手拉手地散步了，我变得和大家一样了。
在小学里由班集体做决定，在学院里由系集体做决定，在工厂里由全体职工做决定，处处有人替我做决定，对我的教育是：单枪匹马，一事无成。
我在某本书里读过这么一句话：“扼杀勇气。”派我到那边去时，我心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扼杀了。
“志愿战士，向前迈两步。”
所有人都向前迈了两步，我也向前迈了两步。
在申丹德，我见到了两个精神失常的我国士兵，他们一直在和“杜赫”交谈。他们按十年级历史课本里的说法，给这些“杜赫”讲解什么是社会主义……
“问题是：偶像是个空壳，祭司坐进去，坐在里边教训百姓。”这是寓言作家克雷洛夫老爷爷说过的话。
我十一岁时，有一天，一位获得“特等射手”称号的大婶来到学校，她说她打死过七十八个“德国鬼子”。那天我回家以后，说话结结巴巴，夜里发起高烧。父母认为我患了流行性感冒，这种病容易传染，我在家里待了一周，天天看自己喜欢的小说《牛虻》。
为什么逼我回忆往事？我不肯再穿上打仗前我穿过的牛仔裤、衬衫了，那是我不熟悉的陌生人的衣服，虽然衣服上还留着我身上的气味，按妈妈的说法。
那个人已经不存在了，那个人不存在了。另一个人，也就是现在的我，只是顶着他的名字而已。请不要写出他的名字……不过我还是喜欢原来那个人。
“神父，”牛虻向蒙泰尼里问道，“现在你的上帝得到满足了吧？”
现在我能向谁抛出这手榴弹一般的问话呢……
—一位普通炮兵
这里造就的都是扭曲的人
我怎么会去了那儿？很简单，因为我相信报纸上所有的话。
我对自己说：“以前的人们建功立业，敢于自我牺牲，如今我国青年什么事也干不成，我也是这路货色。那边在打仗，可我在为自己缝制新连衣裙、设计新发型。”
妈妈哭哭啼啼：“宁肯死我也不答应。我生你们，不是为了到头来分别埋葬你们的胳膊和大腿。”
最初的印象是喀布尔的转运站—铁蒺藜，肩挎自动步枪的士兵，狗吠声。全是妇女，有几百名妇女。军官们来了一个又一个，挑选比较年轻可爱的女性，明目张胆地选。有个少校把我叫过去：“如果你不嫌弃我这部汽车，我就把你送到我的军营里去。”
“什么汽车？”
“运输‘载重二零零’的汽车……”
我当时已经知道了，“载重二零零”就是运送死人、运送棺材的车。
“有棺材吗？”
“现在马上卸下来。”
装了帆布篷的普通“卡玛斯”载重卡车。士兵们卸棺材时如同往下扔子弹箱，我吓了一跳。士兵们明白了：“这是个新来的妞儿。”我来到了驻地，气温高达六十摄氏度，厕所里，苍蝇多得似乎可以用翅膀把你抬起来。我失魂落魄，我是此地唯一的女人。
两个星期以后，营长召见我：“你得和我住在一起……”我抗拒了两个月，有一次几乎把手榴弹抛了过去，另一次我操起刀子。这些话听得我耳朵磨出了老茧：“你想挑选个有天上的星星那么大的人物……你想喝茶还能吃上黄油……迟早会自己找上门来……”我从来没有骂过人，这次憋不住了：“你给我他妈的从这儿滚开……”
我爱骂人了，我变得粗野了。我被调到喀布尔招待所当管理员。最初，我像只野兽似的对待所有人。别人认为我有毛病：“你发什么疯？我们又不想咬你。”
可是我已习惯于自卫，改不了了。
每当有人唤我：“进来喝杯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