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卢布……给他们吃的是生蛆的肉、腐烂的鱼……我们都患了败血症，我前边的几颗牙都掉光了。他们卖掉被子、褥子，买白面儿，或者糖果、小玩意儿……小铺子里的东西琳琅满目，那边的东西让你眼花缭乱，那些东西我们这儿都没有。士兵们把武器、子弹卖了……好让人家用我们的枪来杀我们……
在那边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以另外的视角看清了自己的祖国。
害怕回国呀！说来也奇怪，仿佛从你身上剥下了一层皮，我总是哭。除了到过那边的人以外，我谁也不想见，我和那些人可以整天整夜在一起。其他人的谈话，我觉得无聊，纯粹是瞎侃，如此持续了半年。如今，我排队买肉时也能破口骂街了。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像“在这之前”那样生活，但是办不到。我对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已经漠不关心了。使命结束了，一切都完了，男人们习惯这种生活要更痛苦。女人可以一心去管孩子，可男人就没事可干了。他们回到国内，恋爱、生儿育女，但阿富汗对他们来说高于一切。我自己也想弄个明白：为什么会如此？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发生这类事？为什么这些事让人如此揪心？在那边时，一切都压在心底，回来以后，一切又都冒了出来。
应当怜悯他们，怜悯所有到过那边的人。我是个成年人，当时已经三十岁了，还要经受这样的剧变，而他们是些孩子，什么也不懂。国家把他们从家里带走了，发给他们武器，对他们说：“你们是去从事神圣的事业。”还向他们保证：“祖国不会忘记你们。”可现在，谁也不理他们，还极力想把这场战争忘掉，所有人都是如此，包括那些派我们到那边去的人。甚至与我们见面时，也越来越少谈论战争，谁也不喜欢这场战争。可是直到现在，每次奏起阿富汗国歌时，我还会落泪。我爱上了阿富汗所有的音乐，它们像是麻醉剂。
不久以前，我在公共汽车上遇见一位士兵。我们给他治过病，他失去了右臂。我对他记忆犹新，他也是列宁格勒人。
我问：“谢廖沙，也许，你需要些什么帮助吧？”
可是，他恶狠狠地说：“滚你的吧……”
我知道他会找到我，向我道歉。可是谁会向他道歉呢？谁会向所有到过那边的人道歉呢？谁会向那些遭到摧残的人道歉？更不用说有人会向那些变成瘸子的人道歉了。一个国家需要怎样地不爱自己的人民，才能派他们去干那些事呀？！
我现在不仅仇恨任何战争，甚至仇恨顽童们的斗殴。
请您不要对我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
每年夏天，只要呼吸一口灼热的尘埃，见到一潭死水里的闪光，闻到干枯的花朵刺鼻的香味，我的太阳穴就像是挨了一拳。
这种感受将伴随我们一辈子……
—一位女护士
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一切
我已经摆脱了战争，休整了一阵，不再过问此事了，可是我该怎样讲述过去发生的一切呢？那全身的战栗，那满腔的怒火……参军之前，我毕业于汽车运输技术学校，派我给营长开车。我对工作没有意见，可是大家一再谈论苏军在阿富汗的有限名额，每个政治部都收到这样的信息：我们的军队正牢靠地守卫着祖国的边疆，给予友好国家和人民以援助。
我们感到不安，说不定会派我们去打仗。为了消除士兵们产生的恐惧，当官的就耍了一套骗人的手法，这是我现在的理解。
部队首长把我们叫去问道：“弟兄们，你们想开新车吗？”
这还用问吗？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是，想开！”
首长接着说：“不过，你们要先到垦荒的地方去，帮助收割庄稼。”
大家都表示同意。
在飞机上，我们偶然从飞行员口中得知，飞机正在飞往塔什干。我不由得产生了怀疑：我们是去开荒的地方吗？飞机确实降落在塔什干了。我们排着队，被带到离机场不远的一块用铁丝围起来的地方。我们坐着，指挥员们心神不宁地走来走去，窃窃私语。到了午饭时间，他们往我们驻扎的地方搬来一箱又一箱的伏特加。
“成两列纵队，集—合！”
我们排好后，他们当即宣布：几小时以后，飞机来接你们，你们要到阿富汗共和国去履行军人的义务，去实现军人的誓言。
这下可热闹起来了，恐惧、惊慌把人变成了牲畜。有的人一声不响，有的人怒气冲冲，有的人因为委屈哭了，有的人傻了。这种出乎意料的、对我们进行的卑劣的欺骗，让人惊呆了。原来伏特加是为这事而准备的，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定我们。伏特加下肚之后，趁着酒劲发作，有些士兵企图逃跑。他们去找军官打架，可是营盘已被别的部队包围了。那些士兵把大家推上飞机，然后像装箱似的把我们塞进空空的铁皮舱里。
我们就这样来到了阿富汗。过了一天，我们就看到了伤员和死人。我们听到了这样的词语：侦察、战斗、战役。我仿佛觉得，发生的这些事让我休克过去了。只是过了几个月以后，我才渐渐苏醒过来，清楚地意识到周围的一切。
当我的妻子问：“我丈夫是怎么去了阿富汗的？”回答她的是：“他自愿申请去的。”我们部队里所有人的母亲和妻子，听到的也是这样的回答。如果伟大的事业需要我献出生命、献出鲜血，我会自愿地说：“把我也列入志愿者中去！”可是我两次受骗，他们没有告诉我真相，没有说明那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过了八年，我才知道真相。
我的朋友们躺在坟墓里，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骗去参加那场卑鄙的战争的。有时我甚至羡慕他们，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一切，他们也不会再次上当受骗……
—一位司机
我们好像已经是死人了
我丈夫长期在德国服役，后来又去了蒙古。我非常想念祖国，我有二十年时间是在境外度过的，我对祖国的爱无法抑制。我给总参谋部打了一个报告，说：“我一辈子都在国外，再也活不下去了。我请求帮我们回家……”
我们已经坐上了火车，可我还不相信，隔一分钟就问我丈夫一次：“我们是去苏联吗？你不骗我吧？”
到了国内的第一站，我就抓了一把祖国的土，一边看一边微笑，这是家乡的土呀！请您相信我，我甚至吃了一口，还用它擦洗了脸。
尤拉是我的大儿子。我爱他甚于其他所有家人，虽然当母亲的承认这一点是不好的。我爱他甚于丈夫，甚于小儿子。他小时候，我睡觉都摸着他的小脚丫。有的妈妈去看电影，把儿子交给别人带，我简直不敢想象自己能做出这种事。他三个月大的时候，我就抱着他，带上几瓶牛奶，一起去看电影。可以说，我打算一辈子都和他在一起。
我全是按书本上的话，按理想人物的标准在教育他。他读一年级时，背诵的不是童话故事，不是儿童诗歌，而是整页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女老师惊叹不已：“尤拉，你妈妈是干什么的？你已经读了这么多作品。”
“我妈妈在图书馆工作。”
他知道理想，但不知道人生。我也这样，多年生活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以为人生就是由理想组成的。
有这么一件事。那时我们已经回到了故乡，住在契尔诺夫茨市，尤拉在军事学校读书。有一天半夜两点钟，门铃响了，是他站在门口。
“是你呀，儿子？怎么这么晚回来了？为什么还冒着雨？看你全身都湿透了……”
“妈妈，我回来是要告诉你：我活得太艰难了。你所教的一切，生活中都没有……你是从哪儿找来的呀？……这还只是开始，以后我该怎么生活呢？……”
我们俩在厨房里坐了整整一夜。我能说些什么呢？不外乎还是那些：生活是美好的，人们是善良的。这都是真理。
他静静地听我讲。天一亮，他又返校了。
我不止一次对他说：“尤拉，放弃军校，到非军事学校去读书吧。你的位置在那儿！我能看见你现在是多么痛苦。”
他对自己的选择并不满意，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成为军人的。他本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一名学者，他生活在《古希腊—何其美好的国度》这样的书里。
十年级寒假时，他去了一趟莫斯科。我有个哥哥住在那里，是位退役中校。
尤拉跟舅舅说：“我想报考大学的哲学系。”
舅舅不赞成：“尤拉，你是诚实的小伙子。我们这个时代，当一名哲学家是不容易的，既要欺骗自己，又得欺骗别人。你要讲真话，就可能会尝到铁窗的滋味，也许会把你送进疯人院。”
到了春天，尤拉决定了：“妈妈，您什么也不要问，我要当军人。”
我在一个军事小镇见过锌皮棺材。那时老大在读七年级，老二还很小。我当时盼望着，等他们长大，战争也就结束了。难道战争会持续那么久？
“没想到战争和上学时间一般长，也是十年。”有人在尤拉的追悼会上说。
军校毕业晚会后，儿子当了军官。可是我不明白，尤拉为什么要到外地去。我从没想过，我生活中会有一瞬间和他不在一起。
“能把你派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申请去阿富汗。”
“尤拉——”
“妈妈，是您把我培养成了这样的人，现在您休想改造我了。您对我的教育是正确的，我在生活中遇到过那些败类，他们不是我们的人民，也不能代表我们的祖国。我去阿富汗，是为了向他们证实：人生中有崇高，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有了满冰箱的肉食，就是有了幸福。”
申请去阿富汗的并非他一个人，许多男孩都写了申请报告。他们都是良家子弟，有的父亲是集体农庄主席，有的父亲是教员……
我能对自己的儿子说什么呢？说祖国不需要这样做？他想向那些人证明人生中有崇高—那些人过去认为，将来也认为，他们去阿富汗只是为了捞点儿破烂衣服，捞点儿兑换券，捞几枚勋章，捞个一官半职……对他们来说，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不过是个狂热分子，不是理想人物，因为正常人是不会那么做的……
哭诉、哀求，我不知道我都干了些什么。我向他承认了我对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事，说我失败了，或者觉醒了，我不知道应当怎么说。
“小尤拉，生活完全不像我教你的那样。一旦我知道你到了阿富汗，我就会到广场上去，到断头台上去……我会把汽油倒在自己身上，然后自焚。你在那边会被打死的，不是为了祖国……你会被打死的，不知道为了什么……没有伟大的理想目标，难道祖国能派自己优秀的儿子去送死？这算什么祖国啊？”
他骗了我，说去蒙古。可我知道他一定会去阿富汗，他是我的儿子。
和他同时，我的小儿子盖纳也参军了。我对他放心，他成长为另一种人了。他们哥儿俩总是吵个没完。
尤拉：“盖纳，你看书看得太少了。从来不见你膝盖上放着一本书，总是在摆弄吉他……”
盖纳：“我不想成为你那种人，我想和大家一样。”
他们哥儿俩都走了，我搬到他们住的房间里去。除了他们的书、他们的东西和他们的来信以外，我对一切都丧失了兴趣。尤拉来信讲到蒙古，可是他把地理位置讲得混乱无比，这样我对他身在何处已不再存疑了。白天夜里想的尽是自己的经历，我仿佛把自己切成了碎块。这种痛苦，用任何一种语言、任何一种音乐也讲不清的。是我亲自把他送到那边去的，我亲自送的呀！
几个陌生人走进家里，看到他们的表情我就知道，他们给我带来了不幸的消息。
我退到屋里去，剩下最后一个可怕的希望：“盖纳？”
他们的目光转向一旁，我当时下决心把一个儿子交给他们，以便拯救另一个。
“盖纳？”
他们中间有个人轻声说：“不，是尤拉。”
我讲不下去了……讲不下去了……我已经死了两年了……我没有任何病，可我已经死了。我的整个肉体都是死的……我没有在广场上自焚……我丈夫没有把自己的党证退回去，也没有把它扔到他们的脸上……我们好像已经是死人了……不过，谁也不知道，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
——一位母亲
我们在忏悔
我一下子就把自己说服了：“我什么都记不住……什么都记不住……”我们家里禁止提这件事。我妻子四十岁已满头白发，女儿原来留长发，现在是短发。夜间炮轰喀布尔时，怎么也唤不醒她，只好扯她的辫子。可是过了四年，我突然喜欢胡言乱语了……总想说话……昨天家里偶然来了几位客人，我的话就是止不住……有人送来一本相册……有人放幻灯片：直升机在村庄上空盘旋，一位伤员被抬上担架，他身边放着他那条被炸掉的大腿，脚上还穿着越野鞋……被判处死刑的俘虏们天真地望着镜头，再过十分钟他们就没命了……万能的真主啊！我回过头去，男人们在阳台上吸烟，女人们进了厨房。只有他们的孩子坐在那里，都是些小娃娃，小娃娃们对这些事挺好奇。我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总想说话。为什么突然会如此？为的是永远不要忘记任何一件事……
那时我怎么样，那时我有什么感觉，用言语讲不清楚。也许再过四年，我能够说清我的各种感受。也许再过十年，一切声音都会变调，说不定变得无影无踪。
一种仇恨埋在我心头，有些懊丧。为什么我应当去？为什么这事儿让我摊上了？我感觉到了重担，但没有屈服，这一点令我感到心满意足。我开始从琐琐碎碎的事上做准备：随身带上一把小刀、一套刮脸用具……收拾完毕……这时就急不可耐了，希望快点和陌生的世界见面，免得热情冷却，激情过去。设想形成了……任何人都可以讲给你听……可是我身上发冷，或许是额头在冒汗……还有一种情况：飞机着陆时，既感到轻松又觉得兴奋，现在一切就要开始了，我们会亲眼看见，用手摸到，可以在生活中感受一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