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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他坐在秋天深夜的一九六八年里,两手捧着被樱桃酒膨胀起来,又被夜晚凉意冷缩的头颅。小石啊小石,那个跟他一块儿进工厂,带给他许多欢笑的猴子,那个为了给他欢笑,宁可不顾自己廉耻的小石。小石的姐姐送他到火车站时,对张俭和小环如同托孤那样泪眼涟涟地拜托。结果呢,张俭把石家的独苗齐根斩断。张俭开了那么多年的吊车,从来没让吊的东西脱过钩,偏偏脱钩就发生在小石走过的那一刻?

小彭但愿自己在场,能推小石一把。

就像小石把他从火车轨道上拉下来一样。

小彭在脑子里一遍一遍看着小石怎样跳上铁轨,把蒙头转向朝错误方向跑的自己拉回来。小石这一拉,拉回来了一个钢厂新领导彭主任。

小彭想着小石的大度,明明知道小彭在和他争夺多鹤,还是拉了他那一把。他自己呢,为了多鹤多少次明里暗里诅咒过他。

结果让他遭了张俭的暗算。难道还不是明摆着的暗算吗?偏偏发生在他回老家去的时候。

这是一件命案。张俭这个凶手,居然还待在法网之外,上班领工钱,下班赏鸽子,出门是工人阶级,进门是俩女人的男人。

小彭在三点多钟睡着了。早晨有人进来送开水,看见彭主任睡在沙发上,睡得十分香甜,都不敢叫他。他是被九点钟的第一批文件弄醒的。他盯着中央、省里、市里、厂里的一大摞文件,心里说:“小石,你兄弟对不住你。”

他把军代表请到自己办公室,关严了门,跟他谈起一个叫石惠财的工人的死亡,以及一个叫张俭的吊车工的历史。

张俭在吊车上看见车间的军代表走在前,几个公检法的警察走在后,走到了车间主任身边。是车间主任下意识的那个转身让张俭警觉的。他们刚和车间主任说了几句什么话,车间主任弹簧一样向后上方看去。也就是说,是往吊车的位置看去。

车间主任走到吊车下,向张俭招招手,突然主任想到了什么,慌忙地向一边退。

已经够了。够他判断什么临头了。他停了吊车,喘了口气,厂房的顶就在他的头顶,下面的人和物都很小。他从来没看到前方的铁轨是怎样绕在一起,又怎样绕出各自的头,分头延伸,这一刹那都看清了。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这个位置看那些铁轨,看厂房顶部,看吊车下的人。车间主任怕他再玩一次阴谋,把他也砸成第二个小石。

张俭下来之后,意外地发现自己非常惧怕。他走在几个公安人员前面,看着一向和蔼的军代表的背影,心里对自己说:我是清白无辜的,我能把事情讲清楚,一旦讲清了,事情就都过去了。他马上发现,正因为他对“讲得清楚”抱有很大希望,他才惧怕。

他们把他带进更衣室,让他把所有东西从自己的储衣柜里取出来,取干净,然后交出锁和钥匙。有两个躲在更衣室打盹的工人一见这情形,把帽檐拉低,从他们旁边溜过去。他把柜子里的一双木拖板、一个肥皂盒、一把梳子、一套换洗衣服拿出来。假如他们不让他回家,直接拘留,这些东西很有用。他再次跟自己说:关不了多久,我会把事情从头到尾讲出来,讲清楚——从多鹤被买进家门那天开始。我们是一个平常百姓的家庭,父亲是老工人,只想救救一条快要饿死的性命。难道日本普通百姓就不该救,让她去饿死吗?我们附近屯子里的好心老百姓可不止张家一家,很多人把这些快饿死的日本小姑娘救回家了呀!你们可以去我们安平镇调查……

张俭把钥匙和锁交给车间主任时,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他抱的希望越大就越惧怕。等他清理完柜子,他的手似乎对他们没用了,一个铁铐上来,把它们铐在了一块儿。

拘留所是公安局的干训宿舍。因为真正的拘留所不够用。干训队在城市的另一头,张俭记得和多鹤热恋的时候曾经来过这一带。宿舍是简易房,砖墙的缝隙长着小小的蘑菇。地上也铺着砖。一走上去,地面跟着脚板动。窗子是十足的铁窗,钉着钢板厂裁下的废钢条,一条胳膊也别想伸出去。

第一天张俭坐在自己铺席上熟悉着环境,心里对每一个可能的提问都振振有词。他寡言大半辈子,是懒得争辩而已。

第二天一早,提审开始。他被押解着穿过院子,走向第一排平房。隔着窗能看到每个屋都是六七个人合囚。突然他一转念,想到为什么人家有六七个狱友,自己却单独囚着,说明自己的罪行不是太重就是太轻。那么就是太重,他们把他当死囚囚着。小石的那条命是非得要他偿了。所有希望刹那间破灭。没了希望,他成了一条大胆的好汉。

几只黄鹂落在树上,你叫一声它叫一声。那些幽会多鹤躺在他怀里,两人听过各种鸟叫。这辈子再也没有跟她一块儿听鸟叫的时候了。

审讯室也是临时的,一头的墙上,靠着一个侧翻起来的乒乓球桌。审讯者三十来岁,张俭进来的时候他在读案卷,头也不抬地说:“坐那里。”

指的是他桌子对过的长板凳。

“问你的问题,你要老老实实回答。”审讯者说,“因为我们对你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他还在读那一摞案卷。

张俭一声不吭。他的一生虽然过了一大半,但做的就是那几桩事,还至于这么用功去读?

审讯者终于抬起脸。这张脸竟有点像小石,比小石大两号而已。你觉得他坐在这样的桌子后面是他自己在找乐子。他没有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样子,反而让张俭刚抓住的自我感觉又失去了。这不会是个业余审讯吧?这年头业余的人物很多:业余厂长、业余车间主任、业余战士、业余演出队,都是些外行们做起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事。张俭觉得业余是比较可怕的东西,它的自我弥补是把一切做得更过火,因此更业余。

“你出生在哪里?”

“黑龙江省,虎头镇。”

“……就完了?”

张俭的沉默是期待他开导,“就完了”是什么意思?

“虎头镇就算交代清楚了?”

他还是沉默地等待对方启蒙。难道不清楚?请问你想要我们家的门牌号?街坊姓名?

“虎头镇是日本鬼子比中国人还多的镇子。这一点你为什么不主动交代?”

他觉得他更张不开口了。首先他没数过虎头镇的日本人口和中国人口,其次他刚刚两岁父亲就被调到了安平镇。假如审讯者用功读了卷宗,应该知道他离开虎头镇时的岁数。

“你父亲是伪满职工?”

“我父亲……”

“回答‘是’或者‘不是’就可以了!”

张俭决定不理睬他。

“所以你所标榜的工人阶级出身是冒牌的!”

“旧满洲的铁路工人有几千,你都说他们是冒牌工人阶级?”张俭发现自己原来十分伶牙俐齿,一下子把该说的说了,免得说慢了他叫他住嘴。

“可以这么说吧!”他倒不急眼,挺高兴有个吵嘴扯皮的对象。

“那李玉和呢?”

“谁?”

“《红灯记》里的英雄人物李玉和啊!”

“他是地下共产党员。地下共产党员不一样,国民党高官里还有地下共产党员呢!”

张俭又沉默了,看来他要从张站长那一代的开始否定他张俭。这很有可能,他也许会追认张站长为日本走狗。

“你们搬到了安平镇之后,和日本人有没有密切来往?”

“没有。”

“我可以马上指出你在撒谎。”

张俭想,果然是业余的。

“你父亲在抗战以后窝藏在家里的日本女人竹内多鹤是不是日本人?她在你家一藏二十多年,和你们的关系算不算密切?”

“她当时只有十六岁……”

“只需要回答‘是’或‘否’!我再问你一次,你们家窝藏的这个女人是不是日本人?是不是?!”

“是。”

“她在这二十多年里,到底干了些什么对中国人有害的事情?”

“她没有干过任何有害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隐瞒她的身份?我们在东北调查过,确实有一些农民救了日本女人,跟日本女人结婚生孩子。不过他们没有隐瞒真相。当年东北解放的时候,就有肃清、惩处汉奸和日本间谍的组织,他们都在那里备了案。只有极个别的人没有备案。不备案,只能说明居心不良。你为什么把这个竹内多鹤带到鞍山,又带到这里,一直隐瞒她的身份?”

张俭想,这一瞒,的确是令人生疑的。当初父母只想平息小环,只想瞒住张家一夫两妻的事实,而开始了一场弥天大谎。多鹤为张家生了三个孩子,名副其实的一夫两妻关系就更得靠谎言隐瞒下去。新社会的新工人张俭怎么能背负重婚的罪责?何况三个成年人三个孩子早就过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断骨头连着筋了。不隐瞒,最惨的肯定是多鹤,无论怎样把她从张家择开,她都是最惨的,因为她要和她亲生的三个孩子分开。而和三孩子分开,她和世上的一切就都分开了。

“竹内多鹤去钢厂刻字,是你介绍的吗?”审讯者问道。

“是。”

“假冒中国人朱多鹤,混进中国的国防重地,就是这个日本女人含辛茹苦、隐姓埋名隐藏二十多年的目的吧?”

也许是不该隐姓埋名、瞒天过海。从一开始就不该瞒。让人家生了孩子,又想把这孩子变成自己的,完全不沾日本血缘,就向安平镇所有人隐瞒,撒谎。难道他们到鞍山不是想进一步隐瞒吗?难道他们拖着多鹤一块儿走,不是想让她继续生养,续上张家的香火吗?他们想一劳永逸地隐瞒,才从东北搬到江南。他们拖着多鹤一道南迁,也出于良心的不安,因为他们不想让这个苦命的日本女子由于他们而更苦命。感谢这场审讯,它让他好好地把自己审明白了。他对于多鹤,是有罪的。

“其实怀疑竹内多鹤的人并不少。那个石惠财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不是跟竹内多鹤当面对质过?”

“没有。”

“我有铁的证据。”

张俭知道,证据来自谁。无非是两个人,一个是小彭,一个是大孩张铁。小石过去肯定跟小彭谈过什么,张铁或许从家长们的争吵里判断出事情的大概。

“你抗拒也没用,我有证据。石惠财跟竹内多鹤私下对质过。现在我问你,是给你机会,不要自取灭亡。”

“他俩对质的时候,我在场吗?”

审讯者一愣。一会儿,他恍悟过来,说:“据说你不在场。”

“我不在场,我怎么知道他俩对质过?”

审讯者又来了个停顿,然后他说:“你比我们想得狡猾多了。竹内多鹤事后告诉了你。她是你的姘头,什么不能睡在枕头上告诉你?”

张俭想他的一贯沉默正是让这类人逼的。这类人的话讲着讲着就不要体面,不成体统。

“因此,你就决心杀人灭口。”

张俭不做声。争辩不争辩一个样。

“你决定跟石惠财上同一个夜班的时候行凶杀了他,对不对?”张俭不反应,扯皮扯不起来不刺激,审讯者很不甘心。这就像吃了泻药的肚子,一路毫无阻力地泻下来,缺乏大小肠子厮杀一团、最后一阵阵痉挛带来的战栗的快感。“你掐准了时间,等待大多数人都吃夜餐的时候下手,是不是?”

这是个冤案重生的大时代。辩争会招来麻烦的冤案,而不辩争将导致省事的冤案。张俭这一瞬间明白那些跳高炉的、上后山坡吊颈的都是怎样想通的。他们是经历了一连串皮肉麻烦和精神麻烦才想通的,张俭却这么快就想通了这个道理。给他们省事,也给自己省事。最重要的是给自己省事。看看那张乒乓球台子,一个人打过去,抽得再狠,没人抽回来,台子就得靠边竖起来,游戏就得收摊。

“你必须回答问题!”他狠拍一下桌子。狠抽了一个空球。

张俭半睁的骆驼眼看着他心目中的远方。

“那你默认你的罪行喽?”

“什么罪行?”

“你杀害石惠财以达到灭口目的的罪行。”

“我没有杀过任何人。”

“石惠财不是你杀害的?”

“当然不是。”

“你假造事故,对不对?”

他又钻进了沉默的甲壳。

“你算好时间,正好跟石惠财上同一个夜班,对不对?”

他的眼帘又合上一点。虚掉这个世界吧!暗去所有的现实吧!原来自己从小爱耷拉眼皮就是要把世界虚化。这样好,这样就看不清那四条桌腿后的人腿,一条抖完抖另一条。这样一个由不安分的腿组成的世界还是虚化成一片灰色比较好。多鹤在多年前的一个八月天,和他去公墓附近的塘边过日本的“Obon(鬼节)”,点起纸灯笼,接她在另一个世界的父、母、兄、弟、妹回家过节。可她不能接他们回张家,就在塘边上搭起一个和张俭共有的家:插了荷花摆着酒和饭团的草棚。棚子是从农民那里买的芦席扎的。也许明年,她接回家的亲人里有张俭。他已经成功地错过了审讯者一连串提问。这场业余审讯的游戏该收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