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欧是欧洲文明的起点，在2000多年前，巴尔干半岛南端和亚平宁半岛先后兴起了雅典、斯巴达、罗马等城邦。这些寡民小国或实行民主，或实行独裁，几乎把人类目前所有政治制度都试了一遍。慢慢地，他们都沉沦了，只有罗马，这个母狼哺育出来的战神之子的家乡在一天天地发展壮大。他们走出了罗马，走出了亚平宁，走出了欧洲，把地中海变成他们的内湖，建立起横跨三大洲的世界帝国。
但是，文明的脚步在前进，帝国北面丛林里的日耳曼人逐渐发展起来，富庶的南方、美丽温暖的地中海岸吸引着他们一步步走出丛林。称王称霸上千年的罗马人无法容忍野蛮人不讲道理地南下，没有谈判、没有宽容，有的只是铁和血。
就在日耳曼人不断南下的时候，帝国内部开始出现裂痕，内外交攻下的罗马帝国终于撑不住了，直到有一天，那个来自遥远东方的民族给予它最后一击。
战神之子建立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充满暴力。战士的心里充满了对英雄的崇拜。英雄代表着财富，代表着荣誉，也代表着专制和强权。于是，罗马人开始从共和走向帝制，走了一条同东方完全相反的道路。
一、放眼看世界：亚平宁半岛崛起的城邦小国
地中海是欧洲文明的起点，这里到处是在东方人眼里只能算低矮的山峦、丘陵，错落其间的谷地和小片冲积平原是欧洲先民最早生活、开发的乐土。因为地理上的阻隔，这里没有产生大的联邦国家，而是以城邦为单位，孕育出了最早的西方文明。希腊的雅典、斯巴达是最典型的例子。
城邦是典型的小国寡民，人口少，彼此都是邻居、朋友，管理时丢开谁都不好意思，于是，在这里诞生了历史上最古老的共和制度。全体城邦成员都有参政权，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全体公民对城邦的忠诚和热爱是它存在的基础。
被古希腊英雄们摧毁的特洛伊城难民流亡到意大利半岛，在台伯河畔依样画葫芦，也成立了一个民主制的城邦国家——罗马。在这里，由德高望重的资深贵族组成的元老院虽然只是个咨询机构，但具有令人生畏的威信，对它的建议，官员们必须认真考虑，因为元老们没有任期，他们的亲族掌握着可怕的社会资源。森图里亚大会（后来衍生出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可以制定法律、宣战、媾和、审判要案。大会每年要选出两名执政官作为最高行政长官，任期一年，拥有广泛的权力。执政官只受法律约束，并不对森图里亚大会负责，有点像美国总统。两名执政官可以互相否决对方的提议，避免出现独裁。但是，罗马人对独裁的防范有些过了头。只有一年任期，而且不能连任，能干成什么大事？平庸得只会做些急功近利的政治秀，有才干有抱负的必然要想办法突破一年任期的限制，谋求连任，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政局动荡。而两名执政官相互否决对方的权力肯定会滋生出不和、拖沓甚至阴谋。此外，后来又增加了以维护公民权利为主要任务的保民官、负责选择元老的监察官，等等。执政官则自动具有了进入元老院的权力，而且是院长。类似的体制目前仅存在于意大利的国中之国——圣马力诺，只有这里还有两名任期一年、不得连任的国家元首：执政官。
这样的政体大概只能适用于世外桃源、与外界很少接触的国家。稍微大一点的国家都无法容忍这种缺少效率的制度，崇拜古罗马的拿破仑也曾封自己做执政官，但是首席执政官。对古罗马政体多有借鉴的美国人也只设立了一个总统。
可问题出来了。母狼哺育出来的罗马人先天好斗，罗马兵团的威名远近皆知，罗马公民的视野根本没有局限在台伯河两岸，他们有着统治世界的野心。经过三次布匿（即腓尼基）战争、三次马其顿战争，迦太基和马其顿这两个大国先后被罗马吞并，西班牙、山南高卢、希腊与小亚细亚尽入版图，埃及、叙利亚、努米底亚诸国莫不俯首称臣，茫茫地中海，俨然成为共和国的内湖。所向披靡的罗马将士们拔剑四顾心茫然，似乎已经到了孤独求败的境界。
版图的迅速扩大带来了两个问题：拖沓低效率的政治体制如何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庞大国家的缔造者——军队应该处于什么位置？于是，城邦背景下的共和制度开始被逐渐否定。但是，有着民主传统的罗马人很难接受独裁统治，于是，在独裁和民主的长久较量中生长出来一个蹩脚的政治怪胎。共和国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在这个怪胎的领导下抽风似的一会儿长期和平，一会儿动乱不堪，直到走向灭亡。
二、帝制和共和的混血儿：罗马帝国英雄们制造的三个怪胎
屋大维是罗马帝国的开创者，可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他在罗马人的共和传统面前却退缩了。元老院保留了下来，而且拥有了选举皇帝的权力，尽管行使的机会并不多。
屋大维没儿子，只好让养子即位。喜欢勾引别人老婆的罗马人高兴了，养子从此成为皇帝的第一候选人。
屋大维靠军队控制了国家，后来人可不一定都有这个本事，于是，军队掉过来成了皇帝的老板，谁想做皇帝，先要讨好军队司令官。可军人们的胃口并不一致，于是，几个皇帝同时执政的怪现象成了正常事，帝国的分裂潜滋暗长，直到报销了整个帝国。解铃还须系铃人，可屋大维信仰的朱庇特的天国已经被上帝占据，他还有这个兴趣吗？
罗马兵团的最高统帅是执政官。战争是没有期限的，如果战争刚打到一半，执政官要卸任，还不让敌人乐翻天？没办法，只好让步，制造出一个独裁官，专门领兵打仗。罗马原来没有职业兵，服兵役是罗马公民的天然义务，而且装备自备。罗马公民的数量本来就有限，有钱置办刀枪的更少得可怜，可偏偏大战不断，怎么办？没办法，罗马公民们还得让步，同意执政官或独裁官从被征服民族中选拔士兵。可让他们当兵首先就得给报酬，给多少呢？还得执政官们说了算。执政官或独裁官掌握了大笔钱财，难免有自私的想法，为了共和国的前程，公民们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选拔出来的外族士兵逐渐变成了雇佣兵，对雇用他们的将领自然感恩戴德，感谢他给自己提供了饭碗。
这下贵族们不干了，长此以往独裁官们岂不变成了军阀，干政怎么办？于是，罗马公民们又开始拉拢雇佣兵，给予他们公民权。可军事统帅们有他们的办法。一方面，他们利用战争形势的变化，争取到了连任的权力，换句话说，他们拥有了长期和自己的军队接触的机会。另一方面，此时的公民大会作用越来越小，元老们经常用非常手段干扰大会进程、暗杀甚至政变，改变公民大会的决议，元老院已经变成了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士兵们要公民权有什么用？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待遇。独裁官们想尽办法给士兵创造福利，比如退役后分一块土地，提高军饷，等等。在士兵们眼里，统帅才是自己的再生父母，罗马城的元老们只会想办法限制自己。于是，军队逐渐带有私人性质，事实上的军阀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随着疆域的扩大，战争规模的扩大，军队统帅的作用越来越大，个人权力在罗马政治事务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第一个公开率军进攻罗马的内战发动者是苏拉。著名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评论说：“从此以后，群众的骚动只能由武力来解决。罗马城经常被进攻，城下经常发生战斗。从此以后，羞耻心或法律，制度或国家都失去了约束力。”元老院从此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开始沦为独裁者的遮羞布。不过民主的影响力还很大，苏拉的所有职务、荣誉都要经过公民大会“合法”授予，而且还成了元老院权力的维护者。最后，他居然效法古人，宣布退休，而且把卫队都遣散了，自己跑到乡下过起了田园生活！
不过，苏拉留给后来者一个“宝贵”的经验：不要解散元老院，但要对它进行改革，最简单的做法是增加名额，把自己人塞进去。对此学得最精的是恺撒，他一下子给元老院增加了400个名额，达到空前的900人，因为手底下的人员有限，干脆连自己释放的奴隶也塞进去凑数。元老院的代表面扩大了，可再也不高贵。不过，留任的元老们可不甘心让人随意玩弄，他们刺杀了恺撒，“维护”了共和国的民主传统。刺杀他的元凶布鲁图斯在大庭广众之下高傲地宣称，“我爱恺撒，但我更爱罗马！”一句话堵住了上万张嘴。
恺撒虽然死了，他的养子屋大维站了出来，迅速完成了养父的未竟事业。公元前29年，屋大维回到结束了百年内战的罗马，回到了公民们身边。放弃权力吗？不行！罗马人喜欢直来直去，可公开说自己要独裁弄不好会重落养父的下场。聪明的屋大维想出了一个东方式的含蓄方法。公元前27年1月13日，他在元老院发表演说，宣布还政于民。已经沦为陪衬的元老们毫无异议地拒绝了他的请求，还挖空心思，炮制出一个“奥古斯都”的尊号授予他。奥古斯都带有神圣、庄严、伟大等含义，可以显示屋大维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不会像国王一类称号刺激共和派的神经。屋大维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尊号，合法地当上了大皇帝。从此，奥古斯都成为罗马皇帝的代名词。不过，奥古斯都本身没有任何权力意义，拥有这一称号的人还要担任一大堆传统职务，如执政官、保民官，等等。这样，罗马政治的第一个怪胎产生了。元老院没有废除，而且拥有了选举皇帝的权力，每一个公民在理论上都有机会。每一个皇帝的继承人，都要到元老院履行一下这个程序。如果皇帝选好了继承人也就罢了，一旦没选好，或者不唯一，元老们就得费一番心思。这就给共和派的残余势力或者居心叵测者创造了机会。
屋大维本人后嗣无人，虽然娶过三个妻子，可只生出一个女儿。女儿倒是给他生了三个外孙子，可一个个都是短命鬼，比他死得还早。没办法，他只好把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他妻子与前夫生的儿子提比略收为养子，并把守寡在家的女儿嫁给了他。这样，提比略成为他唯一的继承人。罗马政治的另一个怪胎——养子继承制度诞生了。
控制军队是皇帝的第一要务，屋大维曾经骄傲地宣称：“向我宣誓效忠的罗马公民士兵有50万人。”但问题是并非每一个皇帝都身经百战，能够赢得全体士兵的爱戴。虽然皇帝未雨绸缪，把继承人安插到军队里领兵作战，培养感情，可这些养子们未必都是军事天才，碰上几个笨蛋只会弄巧成拙。军人们对无能的统帅当然不会效忠，稍不顺心就可能另外选一个自己倾心的将军，披上紫袍，让其做他们的皇帝。
另外，在把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湖后，罗马军团的敌人越来越少，唯一的压力是来自北方日耳曼人。在北部边境聚集了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养子们虽然被安插进北方驻军，可以在最精锐的部队中树立威信，可其他行省军队呢？连养子们的影子都没见过，凭什么对他效忠？让军队属于国家不行，那样只会让元老院得利，可养子们又没能力在全军树立威信，于是，原本是赖以争夺政权的军队，现在反而成了皇帝的最终选择人。
为了取悦军队，皇帝只好挖空心思为他们创造发财之路，唯恐得罪了自己的后台老板。被爱德华·吉本列为罗马帝国灭亡祸首之一的塞维鲁留给儿子的遗言最能说明问题：“愿你们兄弟和睦，让士兵们都发财致富，其余的不在话下。”他的儿子卡拉卡拉说得更露骨：“世界上除我之外，谁也不该有钱，以便我能把钱花在士兵身上。”
从地中海变成内湖那一天开始，罗马人简朴、纯洁的生活结束了，变得日渐奢靡。对酒神的崇拜蔓延全国。酒神节里，人们放纵地狂欢，制造出一大批花花公子和放荡女人。至于残酷的角斗，更让他们乐不可支。为了维持奢侈的生活，人们开始寻求特殊的致富方法——买官。罗马的卸任官员可以出任行省总督。行省本来是罗马的殖民地，百姓也没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力，总督更是独裁的代名词，绝对是个肥缺。据说总督第一年捞到的钱足够偿还买官的开支；第二年的收入足够将来万一获罪时贿赂法官；第三年的收入足够卸任后的豪华生活。总督任期一般五年，也就是说五年的收入够他挥霍三辈子。于是，有钱人纷纷买官，没钱人拼命借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