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汉保护伞下生活的匈奴人已经完全没有了狼的野性，变成了一只温顺的小绵羊。
一、昭君出塞：从此匈奴归汉家
“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请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我心中的大好河山。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谁说出塞歌的调子太悲凉，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而我们总是要一唱再唱，想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想着风沙呼啸过大漠，想着黄河岸啊阴山旁。英雄骑马壮，骑马荣归故乡。”
——席慕容《出塞曲》
呼韩邪单于获悉郅支被杀，又惊又喜。喜的是唯一的对手终于消失了，自己可以安心经营破败的匈奴政局和社会经济；惊的是汉朝连年征战后居然还有力量发动远征，自己不仅继续争夺西域不可能，稍不小心还可能招致塌天大祸。唯一的保全办法是继续向汉朝称臣，别招惹这个汉廷。于是，呼韩邪单于于公元前33年第二次前往长安朝觐当时的汉元帝，并表示以后要经常前来拜见。汉元帝很高兴，赏给他很多东西。呼韩邪趁机提出恢复和亲的建议。于是汉元帝命人挑选了5位宫女，冒充宗室，供呼韩邪选择。
南郡女子王嫱（字昭君）几年前选入宫廷，因为得罪御用画师毛延寿，始终没有得到皇帝临幸，颇多怨艾。一见皇帝要选人出塞和亲，暗想嫁给单于，虽然远赴大漠戈壁，生活艰苦，可总比独守青灯，一点点老死强得多，于是主动提出参选。王昭君国色天香，一选即中。不久呼韩邪偕昭君前去拜见老丈人，顺便辞行，汉元帝一见昭君，惊为天人，心中暗暗叫苦。无奈已经许婚，不能悔改，只好强作欢颜，赐予大批陪嫁，送他们启程。
为便于联系，汉元帝封王昭君的弟弟王歙做了和亲侯，陪姐姐出塞。对于毛延寿，除了一杀泄愤，也没别的解恨高招。
呼韩邪既得佳偶，喜不自禁，特意给昭君冠上“宁胡阏氏”的名号，表示从此胡地安宁。后来又上书要求作为边塞首领替汉朝守卫上谷至敦煌一线。汉朝居安思危，不肯把边境轻易交给胡族，委婉地拒绝了这个建议。
王昭君安心于漠北，克尽妇道，次年为呼韩邪生下儿子伊屠智牙师，以后被封为右日逐王，进封左贤王，进入单于庭政治核心。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病逝。王昭君请求归汉，汉哀帝要求她“从胡俗”，于是又嫁给了继位的复株累单于，并生下两个女儿。长女云嫁给须卜氏，史称“须卜居次云”（“居次”即匈奴语中的公主），在后来的匈汉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呼韩邪去世后，他的大阏氏为稳固统治，征得大人会议同意，立了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儿子雕陶莫皋做了单于，即复株累单于。复株累单于继续与汉朝修好，多次敬献礼品，并于公元前24年进京朝觐。公元前20年，复株累去世。三个弟弟先后即位，即搜谐单于、车牙单于和乌珠留单于。几个单于都对汉朝谨慎相处。
自五单于争立以后，匈奴国力大减，王昭君出塞，双方恢复和亲，尽管和汉初的和亲不是一个味道，毕竟换回一个和平。为了维持这个和平，匈奴统治者只是尽力修好汉朝政府。像乌珠留单于在进京被阻拦后还是委屈地派兄弟前往做人质。汉平帝时太皇太后王政君垂帘听政，乌珠留赶紧又派王昭君的长女须卜居次云前往“入侍”。这时的匈奴已经完全没有了狼的野性。
二、顽固的正统捍卫者：王莽的倒行逆施
当了15年新朝皇帝的王莽，是2000多年来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有人称他是改革家，有人骂他是复古狂。有人把他比作“周公再世”，是忠臣孝子的楷模；有人把他看成“曹阿瞒的前身”，是奸雄贼子的榜首。有人赞他救世主，有人骂他野心家……王莽的道德水准暂且不论，单就他对匈奴的政策而言，是完全地错了。他不仅没有消灭这个眼中钉，还给后世王朝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在汉朝，因为政治经验还很缺乏，外戚和宦官一直在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汉朝的小皇帝很多，注定了太后要临朝主政，从吕太后时就是这样。太后临朝自然要大力提拔不会背叛自己的娘家人，吕家、窦家、王家，等等，都是如此。等皇帝长大了，要夺回权力，同样也要依靠自己的妻族，像汉武帝时的卫青、李广利、霍去病，等等。宦官是自己的奴才，当然更可以信任。可话说回来，那时候还没有成熟的选官制度，不像后来的科举，一次可以给皇帝提供几百名候选亲信。皇帝的兄弟理论上都有篡位的可能，躲还来不及，自然不能重用，可以重用的就只剩下宦官和娘家人了。
外戚、宦官既然成了政坛骨干，其他人自然没多少机会。忠正能干的大臣得不到提升，还可能被杀害或排斥；留下的不是谄媚奉承之辈，就是“大隐隐于朝”、明哲保身的“大隐士”。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一旦皇帝没什么本事，全国马上会黑暗一片，腐败横行。西汉末年恰恰就是这个样子。
公元前33年，汉成帝即位，皇太后王政君把持朝政。王家在朝中势力弱小，王政君深感孤单，于是大肆提拔娘家人做官。哥哥王凤首先做了大司马大将军。六年后，王凤的五个弟弟同一天封侯，王氏的势力空前膨胀。不过就在王家春风得意的时候，王莽却没有沾上光。
王莽，字巨君，王政君的侄子。他的父亲王曼是个薄命郎，眼看姐姐掌握了大权，他却很不知趣地死掉了。而且他的长子也是个废物，新婚不久即一命归天。王曼父子一死，丢下年幼的王莽和寡母孀嫂没人照顾。王凤兄弟忙于揽权，也顾不上这个侄子。结果王莽一家在众叔伯纷纷入朝秉政的时候却过起了贫穷的日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莽从小就养成了节俭、好学的习惯，而且特别善于表现自己。王凤生病，亲生儿子不愿服侍，王莽却在旁衣不解带服侍了一个多月，深得姑姑、叔伯欢心。
公元前16年，王政君终于决定奖励一下王莽。她让成帝追封王曼做了新都侯，王莽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侯爵。虽然封了侯，王莽的态度依旧很恭谨。他广泛结交各级官员，赡养救济名士，连自己的军马衣服也拿来分发给宾客，自己的老婆接待客人时穿的却是破旧衣衫。朝野人士纷纷传播他的佳话，王莽的名声逐渐超过了他的叔伯们。
表兄淳于长名列九卿之首，却腐败成性，而且居然给皇帝的废皇后许氏写信调情。王莽得知后毫不客气地检举揭发，气得太后马上让成帝免了淳于长的官。王莽自己则顺理成章地取而代之，很快荣升大司马，时年不过38岁。
正当王莽声誉日隆时，成帝突然驾崩。成帝无子，侄儿刘欣继位为哀帝，其母家也就成了新的外戚。王莽失势，被迫回到新都侯府闭门不出。王莽的儿子王获杀了一名奴婢，被他痛骂一顿，逼令自杀。王获临死前大骂父亲只要名声不要儿子。王获这一骂很大程度上已经撕开了王莽伪君子的面具，可惜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
外戚宠臣不仅专权，而且穷奢极欲，贪得无厌，土地兼并恶性发展。成帝、哀帝时，失去土地流亡的百姓数以百万计，大批沦为官私奴婢，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从高层官员到百姓贫民，对现实都普遍不满，无不希望出现某种积极的变革，于是，以一副正人君子、道德楷模形象出现的王莽当然会给大家带来希望。
几年后，哀帝病死，太皇太后王政君顺应民意，急召王莽进宫，恢复大司马职位。王莽别有用心地建议迎年仅9岁的中山王继帝位，是为汉平帝。太皇太后以72岁高龄临朝称制，由王莽执政。
王莽很快收罗、组织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王舜、王邑为心腹谋士，甄丰、甄邯负责决策，平晏掌管机密，刘歆撰写文告制造舆论，等等。公元1年，大臣们向王政君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4人，以后再考虑他，并不顾太后多次诏令，坚决推辞。于是太后下诏：王莽增加封邑二万八千户，封为太傅，称安汉公，以萧何的故居作为官邸，并定为法令，永远遵守。王莽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退回了增封的土地和民户。
王莽又建议先封诸侯王和开国以来功臣的子孙，然后是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于是朝廷下令：全国成年男子每人增加一级爵位；无子的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可以将孙子作为继承人；宗室中因有罪而被开除出族的，可以恢复；全国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如年老退休，可以终身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上一年多收的赋税一律退还；天下吏民不必再自行置备服兵役所需物资；等等。全国上下无不为此感谢王莽。为了复兴儒家传统制度，他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并为学者建造1万套住宅，“天下寒士俱欢颜”。
公元5年，富有四海的汉平帝莫名其妙地死掉了，年仅14岁。王莽从汉宣帝玄孙一辈中挑选了只有2岁的刘婴继位，史称“孺子”。紧接着，武功县令孟通“及时”地从井中挖得一块白石，上有朱笔撰写“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当时谶纬之学已经很流行，朝野上下对上天的指示都很尊敬。现在既然天降诏命，太后当然不敢违背，王莽于是当了“摄皇帝”，刘婴则变成了他的皇太子。
2年后，王莽又故伎重演，唆使梓潼人哀章做了个铜柜，柜里放的纸上写着“王莽为真天子”，还将王莽的8位大臣和3个胡编的名字，每人写上官职，附于后。黄昏时分，哀章抱着柜子去高祖庙，将它交给值班的仆射。得到报告后，王莽立即去高祖庙将金柜迎回，即真天子位，改国号为“新”，演完了攫取帝位的最后一场戏。
王莽是个典型的儒家理想主义者，登皇位后马上热情顽固地推行他的复古改革。
公元9年，王莽下诏，历数土地兼并的危害，下令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实行井田制。天下田地一律改称“王田”，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每个不足八口的家庭，占田不得超过一井（900亩），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人可以按照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对胆敢诋毁“井田圣制”的人，一律流放边疆，以儆效尤。
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王莽在公元10年下诏实行五均六筦法。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管理市场。每季度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百姓无钱时，可向钱府借无息或低息贷款。所谓六筦，即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种产业实行国家垄断经营。
从这些政策的内容看，似乎相当合理，制定的出发点也不能说不对，如果真能实行，政府和百姓双方都能得益。但是，土地并非一句话就能收归国有，收回土地肯定要得罪大批既得利益群体，这些人往往又有着巨大的能量，可以轻而易举地干扰国家政令的执行。无地农民希望得到土地，一旦拿不到也会对政府不满，这样，王莽就把上下两个阶层都得罪了。而五均六筦实施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同时拥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和桑弘羊式的精通经济管理的人才。王莽则一个条件也不具备，于是只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些人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结果只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经营，对国家，对百姓没有一点好处。
至于王莽对货币的改革，更是胡闹，除了给古钱币爱好者增加一点收集的乐趣和麻烦外，没一点用处。
一个成功的改革者，不能只依靠某一部分人群，否则会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他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社会各阶层都有所妥协，实现双赢或多赢，从而促成社会的平稳向前发展。在妥协中逐渐消灭旧事物，培育新生命。王莽是个改革者，但却是一个不称职的改革者，是个志大才疏的改革幻想家。他的改革方案很快被自我否定，辛辛苦苦抢来的帝业也迅速地瓦解了。
王莽泥古不化，一切都要符合古义，又深受“夷夏之辩”的影响，在对待边疆少数民族的问题上自然也会犯下很多错误。
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已有的北海郡、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50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这个西海郡因此也成为第一个损害王莽形象的祸首。
对于匈奴，早在汉平帝时王莽就开始改变汉朝以往的和平共处国策，谋求一步步削弱匈奴。公元2年，他炮制了一个约定，要求从此以后匈奴不得接受从汉朝、乌孙、西域诸国以及乌桓流入的人口。这等于要把匈奴彻底孤立起来。国力日减的乌珠留单于忍气吞声，只好接受。
更荒谬的是，乌珠留单于本名囊知牙斯，王莽出于汉族本位思想认为这个名字太长，公然要求单于改名。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儒家文化的传统，匈奴虽然没有儒家思想，可也有尊严，逼人家改名，等于让单于背弃祖先。不过这位乌珠留单于确实是一位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改名就改名，不仅自己改为单名“知”，手下人也一起改。弟弟右贤王改名“舆”，右犁汙王改名“咸”，儿子改名“助”、“登”，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