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行说对收继婚的解释其实是狡辩，纯粹为了打击汉使。游牧民族之所以流行这种婚姻方式，实际上是由他们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草原生活很艰苦，聚集一点财产很不容易。在草原上妇女是有一定地位的。如果父兄死了，允许后母寡嫂另外婚配，她们肯定要带走属于她们的那一部分财产。辛辛苦苦攒下的家产岂不要灰飞烟灭？
匈奴人的丧葬习俗也很有特点。马是匈奴人最亲密的朋友，也是最好的随葬品。按照他们的葬礼习俗，贵族的马要在主人死后的第3天、第7天、第49天分别被杀死，身子留给亲朋好友享用，马头埋入地下。马笼头、马鞍以及他的武器一同随葬。
在正式的葬礼开始后，男人们要剪下自己的辫子，划破脸颊，用血水和泪水的混合物哀悼自己的领袖。死者的尸体安放在正中央的帐篷里，歌手骑着马围着帐篷高唱哀歌，接着是狂欢的酒宴，悲伤与娱乐交替进行。尸体在夜间下葬，如果是贵族，会有部分男性奴隶和漂亮的女子殉葬。
匈奴人的棺材分三层，最外面一层是铁皮，中间一层是银的，最里面一层是金的。如果是贵族，会全部用金、银、铁，财力有限的也要镶上银片、金片。埋葬的地点尽量保密，如果是在草原上，会尽量把墓地踩平，等草长出来后，就什么痕迹也看不到了。在欧洲，他们另有办法。像阿提拉暴亡后，匈奴人拦住一条河水，把其遗体埋葬在干枯的河床里，然后开闸放水，并把所有参与施工的奴隶全部杀死，以至于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埋在哪里。曾有人推测他的陵墓应该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交界处的蒂萨河下游，是否属实，只有等以后的考古挖掘结果了。
●“三权分立”的统治架构
冒顿单于建立起他庞大的草原帝国后，面临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由于游牧生活艰苦，匈奴的人口很有限。在征服了众多外族部众后，怎样统治他们呢？聪明的大单于创造出一种“三权分立”的统治模式。他把整个帝国一分为三，自己统治帝国中心区域；帝国东部交由左贤王管辖；帝国西部由右贤王管理。三王各自建立王庭（首都或首府），大单于的王庭最初在杭爱山附近，后来为躲避汉朝打击，北撤到现在的蒙古乌兰巴托附近地区。除重大军事行动需要在单于的统一指挥下行动外，一般事务和小规模军事活动左、右贤王可以自行处理，无需向单于请示汇报。
大单于自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人称天为“撑犁”，称儿子为“孤涂”，所以“撑犁孤涂单于”的意思就是“像天的儿子一样伟大的首领”。单于总揽军政大权，左右骨都侯是重要的辅弼大臣，只能由地位尊贵的呼衍氏、兰氏、须卜氏担任。
匈奴以左为尊，所以左贤王的地位仅次于单于，左贤王一般是单于的候补人选，因此常常由单于瞩意的儿子担任。在贤王以下，分别设有谷蠡王、大将等职务，分别隶属左右贤王。他们的地位高下顺序是：
左贤王第一，右贤王第二；
左谷蠡王第三，右谷蠡王第四；
左大将第五，右大将第六；
左大都尉第七，右大都尉第八；
左大当户第九，右大当户第十。
左右贤王有固定的游牧地域，他们手下的谷蠡王等高官也有相对固定的驻牧之地。这些高官和单于一样，同时也是各级军事首长，大的统领万骑，小的数千。其中万骑长有24个。在万骑长以下，又有千骑长、百骑长、十骑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官员。由于匈奴帝国是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直接过渡到国家形态，所以保留了很多旧习惯，以上这些大小官员基本上都是家族世袭的，普通士兵努力征战并不能升官，把虏获的俘虏、财物赏给士兵本人是唯一的激励方法。这种僵化的统治结构为匈奴后来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匈奴的统治结构看起来比较简单，左右各部“自治”的色彩很浓，集权的味道很淡，但是适合了匈奴不很发达的游牧经济水准，所以一直延续到1世纪匈奴衰落。即便在其西迁后仍有很大遗存。很多西方学者因为没注意到这一点，在记录西迁的匈奴帝国历史时经常出现一些误解，本书下文会随时修正。
二、三“花”怒放：多业并举的经济形态
造物主是公平的，在气候恶劣的蒙古高原，有着丰富的铁矿资源，使游牧民族可以更早地掌握冶铁技术，更早地获得锋利的武器，来和大自然搏斗。
草原民族有着博大的胸怀，从来不拒绝外来的技术和知识，于是，农业和商业有了天然的生存土壤，和叫喊了几千年“重农抑商”的汉民族相比，不知要强多少倍。
作为游牧民族，畜牧业自然是其经济形态中的主业。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为匈奴人的牧业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只要有效看管，牛马羊群就可以大量繁殖。畜群既是他们的财富，也是他们的生产资料。他们“食畜肉，衣皮革，被毡裘”。牛羊的乳汁及其制成的干奶酪是他们必备的食品。
马是匈奴人最好的朋友，在匈奴人的词汇中，关于马的词汇最多，像骊、駃鞮、騊駼，等等。骡子的出现，说明匈奴人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杂交技术。在汉匈战争中经常有数以10万计的牲畜被掳走，说明他们的牧业成果是巨大的。
每年秋天马肥畜壮的时候，单于都会在林举行大会，检验这一年中各部落畜牧的成果。在帝国的各行业中，畜牧业是唯一需要定期检查统计的，足见牧业在帝国经济中的地位。
不过匈奴人逐水草而放牧的游牧经济毕竟是粗放而不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利用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所以，一旦遇到风灾雨雪、严寒瘟疫，牲畜就会大量死亡，经济萎缩，人民饥饿困毙，濒于绝境。这时，狩猎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蒙古高原野兽种类众多，既有可供食用的黄羊、野鹿，也有危害牧业生产的狼群、狐狸。所以，匈奴人的狩猎既出于补充食物、手工业原料不足的目的，也有保护牧业生产的考虑。匈奴的狩猎一般集体进行，各部首领经常组织上万人参与的围猎活动，在狩猎的同时进行练兵。他们打猎的常用方法是合围，然后乱箭齐发，竭泽而渔，一个不留。这种方法后来被运用到战场上，让汉人吃了大亏。
后来匈奴社会里还出现了诸如“射雕者”这样专业的猎户。
对刚刚跨过文明门槛的匈奴人拥有农业，似乎很少有人能理解。其实不仅有，规模还很大。与定居民族不同的是，匈奴的农业并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随着游牧地的变化，隔几年就要换一个地方。蒙古高原土壤肥力较差，土层较薄，隔几年就要休耕，客观上正好符合生态需要。大青山一带土壤较为肥沃，是他们首选的农业地带，常种的作物主要有小米、高粱、糜子等耐旱品种。
在占据了西域后，匈奴右贤王还曾派出人马到天山北麓的车师国屯田。车师国土地肥沃，汉朝政府在打通西域后也在这里驻兵屯田。匈奴和汉朝为了争夺在这里的屯田权利曾展开反复的争夺，这也说明匈奴人对农业非常重视。
生产出粮食就要贮藏。匈奴人发明了两种贮藏方法。一是“治楼”，即盖高楼，发挥其凉爽干燥又没有鼠害的优势；一是挖“大窖”，挖窖比盖楼技术复杂得多，既要保证不受地下水侵袭，确保干燥，又要防止其塌陷。估计蒙古高原良好的直立土层帮了匈奴人很大的忙。
正如适应游牧生活要有穹庐一样，适应农耕生活必然要有村落和城郭出现。头曼城、赵信城、范夫人城等是匈奴最有名的城池。它们大多点缀在适宜农耕的阴山山脉附近。从考古挖掘来看，匈奴人的城池和汉地的差不多。城中建筑物多为土木结构，屋脊也用瓦当覆盖。地下有下水管道，城周有围墙。墙外有数道壕沟。居民一般住在城外。
在匈奴的农业中少不了汉人的影子。战国、秦汉时代，“夷夏”的区分观念并不浓烈，经常有汉人因为不满内地统治逃往草原；匈奴的不时南下，也使边境上的汉人被大量掳掠而去。这些北去的汉族人肯定会把他们掌握的农耕、筑城技术带给匈奴。他们是草原与中原联系的纽带，也是汉匈文化交流的第一批使者。
弓箭让罗马人在第一时间领略了匈奴人的手工业发展水平。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记载很多。毛皮制衣工、金饰工、木匠、木雕工、象牙雕工、皮革制件工、补锅匠、陶工、车辆制造匠等，不一而足。
匈奴人最擅长的是冶炼、制造铁器。在内蒙古白云鄂博等地蕴藏了大量的富铁矿石，为其冶铁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条件。至晚从公元前7世纪起，匈奴人已经开始冶铁并用其制造铁斧、铁刀一类生产工具。由于铁制工具更坚硬、更有韧性，很快被用于生产兵器。著名的“径路刀”即是铁制匕首。三棱箭镞更是让敌人魂飞魄散。
匈奴人兴起的河套地区曾经诞生过著名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说明他们冶炼青铜器的历史更为久远。后来由于兵器多用铁制，青铜器基本被用于生产日常生活用品，如铜锅、铜铃、炊具，等等。
草原民族受地理环境限制，生产并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天生就需要商业的辅助。他们和周边民族，和中原内地都有商贸往来。用于交换的主要是马匹牛羊。
由于商业对他们至关重要，汉朝政府经常以禁止边境贸易作为手段要挟匈奴。匈奴也在同汉朝的“和亲”谈判中每次都附带上开“关市”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