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4年年末，2500多名匈牙利公民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是“匈奴族”。尽管这一要求后来被匈牙利国会人权、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驳回，但关于匈奴民族是否在欧洲还有后裔存在的话题再一次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1500多年前。
公元460年，最后一位匈奴政权的国王——北凉国王沮渠安国在西域称王称霸16年后被西迁的柔然顺手消灭。从此以后，这个曾经叱咤蒙古草原700多年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彻底消失了。他们到哪儿去了？真的是完全和汉民族融为一体了吗？还是另外又找到了一块乐土，正在欢乐逍遥呢？
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原本默默无闻的匈奴人突然进入华夏人的视野，蒙古高原上发祥出来的一支游牧民族，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开始对东方和西方世界发起猛烈冲击。
匈奴人的出现，是游牧文明对农业文明的第一次深犁。
一、中亚高原：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区
中亚高原的地理、气候特点，构成了它的优势。沿着这条横贯东西的绿色草原地带，向西可以打击欧洲，向东可以直指东北亚，向北可以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向南可以进攻伊朗、印度，东南则对黄河、长江流域构成巨大威胁。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往往速兴速亡，在崛起之后就向南或向西掀起黑色风暴，刮起一次次的飓风。这种强迫性的动力，不断地把人类推向更高的境界。
英国学者迈金德为此请求沉迷于“欧洲中心论”的人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
无边无际的草原，用绿色的舌尖舔吻着蓝天的胸膛。“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祥和气氛掩饰不住瑟瑟秋风吹临后的肃杀之气。草原有博大的胸怀，有开阔的视野，温馨的空气，明媚的阳光。当你看到一只雄鹰振奋双翼、搏击长空之时，当你眼前掠过一匹嘶鸣的战马，拖着长长的尾巴消失在绿色和蓝色之间时，你一定会渴望变成一匹烈马，去感受大自然内在的节奏。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所在，因为它的勃勃生机；那又是一个令人想仓皇躲避的世界，因为它有暴风骤雪，在漫长严冬有昼夜几十度的温差，因为它满目疮痍。
在亚欧大陆的腹地，大约从东经30度到120度、北纬35度到50度之间，从黑海向东，跨过乌拉尔山、帕米尔高原、蒙古高原，一直到大兴安岭，就有这么一块总面积不下千万平方公里的空间，那里自古以来一直是游牧民族的乐土。在这一广阔的地理区域内，由于远离海洋，所以气候非常干燥，降水很少，昼夜温差、季节温差很大，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地带；环境十分恶劣，森林稀少，基本是干旱的草原。自然条件给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只提供了一种选择，即必须经常移动，靠一块草地是无法长久活下去的。为了生存，他们逐水草而居，把整个草原当成自己的家，把整个草原作为生存的竞技场。可就是这片乍看起来并不太适合人类生存的区域，恰恰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北亚，蒙古高原以其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度显示着它的雄姿。阿勒泰山脉是它的西端，它宛若惊龙拥向东南，直到与所谓的戈壁“瀚海”衔接。向东则是杭爱山和肯特山，直至最东端的大兴安岭。与其他中亚腹地地区不同，蒙古高原总体上比较平缓，几座大山也并不陡峭，除了零星点缀着腾格里、巴丹吉林、毛乌素等几片沙漠外，这里分布着大片可供利用的牧场和小片森林。在高原南端，阴山山脉成为天然的屏障。这片相对平缓又封闭的空间给了游牧民族充分活动的场所。这里是游牧民族最活跃的地带，是绝大多数对中国以及世界产生过强烈影响的马背民族诞生的地方。不论是匈奴、突厥，还是后来的契丹，都曾占据过这块土地，建立起自己的草原帝国。
阴山以南历来是汉民族农耕文化的地盘。不幸的是，糟糕的气候总是给游牧民族带来无尽的灾难，特别是旱灾和白灾（雪灾），对马、牛、羊的生存构成巨大威胁。一旦遭灾，游牧民族只好南下，到定居生活的邻居那里寻求救济。当无际的草原、糟糕的气候造就出的粗犷的性格和安土重迁的农耕民族讲究温良恭俭的柔弱性格相遇时，难免会发生误会和碰撞，加上一些草原统治者的私心杂念，草原政权和中原政权的冲突也就无法避免了。这也是游牧民族向来保持进攻姿态的原因。来自北方的压力，成为中原汉族政权延续了2000多年挥之不去的噩梦。
一般来讲，有着骑射优势的草原民族总会在冲突中讨得便宜。可风水总归是轮流转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旦中原政权强大起来，“扫北”就成了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骑马的民族往往喜欢直来直去，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向东是浩瀚无际的太平洋，骑马是断然游不过去的；向北，是西伯利亚的猎猎寒风和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还不如待在原地；于是，向西成了唯一的选择。因此强盛时向南、衰落时向西成为草原民族迁徙的一条无法回避的历史规律。
由此向西进入中亚，眼前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中亚是一片浩瀚无垠的沙漠和草原，它在地理上最显著的特点是几乎完全隔绝了来自海洋的影响，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沿锡尔河与天山一线，中亚北部地区虽然有部分地区比较干旱，但大部分地区还比较湿润，提供了广袤的牧场供游牧民族生活。天山南部地区却非常干燥，塔克拉玛干沙漠占据了塔里木盆地的绝大部分地区。中亚地区另一显著特点是高山林立，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链将中亚劈为两半。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把中亚大地分割成一些独立的绿洲与谷地，相互间或有终年积雪的高山，或有干旱不毛的沙漠戈壁，穿越非常困难。这里的居民只能在分散的小片绿洲上生活。在这些绿洲上建立的国家规模都很小，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一旦出现气候异常变化，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国破家亡。不信你就去看看楼兰，除了留在地面上的一点点遗迹，有价值的东西哪一个不是从沙子底下挖出来的？统治这些绿洲国家的王朝虽然长期内争不已，但王族却很少被替代。它们对外随时准备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归降某个大国做附庸，以保存王统，但也随时准备摆脱附庸地位而独立自主。
由于水利技术的熟练应用，这里从很古的时候就有了精耕细作的农业。除了一些富庶城市的诱惑之外，这里对于从蒙古高原败退下来的游牧民族没有什么吸引力。在这些“蕞尔小国”面前，西来的民族无疑是庞然大物。在他们处于低谷时，这里是他们谋求复兴的优良的后勤补给地，等他们重新强大后，这里狭小的空间就不够他们腾挪辗转了。
在中亚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根本无法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仅仅是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的政治隶属和赋税榨取，而各个基层政权之间则缺乏横向的联系。况且中亚的任何一块大绿洲也都没有能力供养一支足以长期威慑附庸国俯首听命的军队。因此，不论是匈奴、突厥、阿拉伯人，还是蒙古人都不得不向这严酷的地理和历史条件臣服。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是离开，另寻生存空间。
回到蒙古高原不太现实，因为总有后来者占据他们的“故土”。在西域零散的农耕文化熏陶下，他们的骑射技艺在不知不觉中被削弱了不少，回去只会自讨没趣。向南是青藏高原的雪山绝域，羌藏骑士的武功更是不得了，于是只好再向西拓展。
幸运的是，造物主在中亚的群山之间留了几条羊肠小道，穿过阿拉套山、穆扎特山口，呈现在骑士脚下的是广袤无边的吉尔吉斯草原和俄罗斯草原，向西一直延伸到中部欧洲。尽管这里的绿草和呼伦贝尔草原相比实在矮了点，可如此广阔的生存空间对于人口并不很多的游牧民族而言，绰绰有余。兴奋的草原骑士重新找到自己的乐土，他们长啸着冲向草原的怀抱。怀着重建幸福家园的梦想，他们一路杀去，无人能够阻挡，也由此在历史上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波。
中亚高原的地理、气候特点，构成了它的优势。沿着这条横贯东西的绿色草原地带，向西可以打击欧洲，向东可以直指东北亚，向北可以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向南可以进攻伊朗、印度，向东南则对黄河、长江流域构成巨大威胁。这里无疑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区。崛起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往往速兴速亡，在崛起之后就向南或向西掀起黑色风暴，刮起一次次的飓风。游牧民族的突袭给其经过的地区带来了持续不断的灾难和恐惧。但也正是这种强迫性动力，不断地把人类推向更高的境界。
英国学者迈金德为此请求沉迷于“欧洲中心论”的人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美国学者麦高文说得更直接：“倾覆罗马帝国的动力，便来自中亚细亚……侵入高卢和意大利的亚洲蛮族，虽携恐怖混乱俱来，但也未曾长期定居，他们所造成的政治变局，历时甚短。而直接倾覆罗马帝国旧制的，却是由于日耳曼诸族的入居帝国版图之内……（但这些日耳曼人）不过是一班丧胆的逃难者。这些哥特部落并非不畏惧罗马的大军，可是他们更畏惧突然出现于他们面前的来自中亚的狂暴的乘马战士。因为这种恐惧，才驱使他们冲破罗马的防线，而普遍侵入罗马各省。”这里所说的亚洲蛮族，就是本书要呈现给大家的离开故土的华夏儿女——西迁的匈奴族。
二、速度与开放：游牧民族的先天优势
人类文明就像露天花园里的花草，既需要和煦的阳光和充足的水源，也需要狂风暴雨的摧逼和考验。来自蒙古高原的黑色狂飙正是农业文明不可缺少的养分。匈奴人——马背上的王者，天生的骑射专家，在用他们无与伦比的速度向南冲击的同时，也在用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接收着来自农业文明的营养。草原和耕地的互动，催使人类文明的车轮不断向前。
●马背上的民族：闪电战的专利持有人
对于游牧民族而言，马是不可或缺的劳动工具。为了追逐奔驰于无际草原上的黄羊、野鹿，为了驱赶逐水草生存的牛羊，为了驱逐或躲避外来部落的侵扰，草原的孩子们从小就要学会在马背上生活，三四岁的小孩子就能在没有大人帮助的情况下自如地上下马，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就是在马背上脱离母腹，来到这个世界的。长年的骑马生活，使他们和马的结合异常和谐。当匈奴人第一次出现在欧洲骑士面前时，那些身着沉重铠甲自以为是的重装骑兵们目瞪口呆，他们无法理解匈奴人竟然能那样与马紧紧地连在一起，比希腊神话中的“人身马”还要神奇。
匈奴人的马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不过从当时人们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马和后来成吉思汗率领下的蒙古铁骑骑乘的蒙古马很接近。我们不妨拿蒙古马来参照一下。蒙古马头很宽，眼睛突出，腿腕很细，比欧洲马普遍矮一些。由于是在空旷的牧区牧放，漫长的严冬里没有避寒之地，没有干草或谷物作为补充饲料，蒙古马的体格不很高大，鬃毛很长，尾巴蓬松，显得非常单薄瘦弱；但却非常能吃苦，耐力、适应性很强。一匹蒙古马可以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一天连续奔跑100英里以上，而且特别擅长在山地上飞驰。换了欧洲马，早就累死了。不过第二天就不能再骑这么远了，得将它放牧几天才行。不过这对匈奴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作战时习惯带上好几匹战马，能按需要连续不断地换着骑。高素质的战马保证了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推进速度。
马鞍是人、马完美结合的关键。匈奴人的马鞍号称“高桥马鞍”，即两头是很高的木制托架，这样可以保证骑手无论怎么跑都不会摔下来。相反，罗马人的马鞍不过是裹在马肚子上的一块皮革而已，士兵征战时不光要躲避敌人的砍杀，还要时时提防从马上摔下来。匈奴人另外带给欧洲人一项伟大的发明——马镫。他们的马镫一般用皮革或亚麻制成，直接绑附在马鞍上。罗马历史学家阿米亚诺斯形容匈奴人的马镫是“用山羊皮裹住他们多毛的腿”。有了马鞍、马镫，士兵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从马上站起来甚至180度转身。奇怪的是，向来自我感觉良好的欧洲人直到匈奴铁骑退出欧洲历史舞台时也没有学会这项技术。
光有人、马的和谐结合还不行，总不能追上黄羊后再扑过去徒手搏斗。于是，另一种令定居民族胆战心寒的兵器——弓箭，应运而生。弓箭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得很早，早在母系社会，负责打猎围捕的男性部落成员就开始使用弓箭。但草原民族的弓箭威力更胜一筹，自然的挑战要求他们的弓箭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功能更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