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人的弓箭恰恰满足了这个要求。他们的弓被称为“反背弓”，由弹性优良的木头和金属复合制成，弓的两端和中部另外用兽骨或毛皮加固，弓长接近1.3米，有效射程超过200米。他们的箭种类繁多，有用来猎杀鹿、羊的骨箭，有专门用来传令的响箭，更有射杀大型猎物的铁箭。至于专门用来作战的铁箭更是可怕：箭头呈三棱状，长度大约60厘米，穿透力大得惊人。匈奴骑兵一般随身带上30多支箭，足够一次大战使用。即使用完了也不用担心，因为负责制造弓箭的能工巧匠就在大军尾部，随用随造！草原民族比较粗犷，但对工匠是异常尊重的，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征中的成吉思汗，十几次大规模地屠城，唯独工匠一个不杀了。
回头再看看同时代罗马战士的武器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对匈奴骑兵那么恐惧了。在古罗马，“远程”武器主要依靠投枪，和目前体育场上常见的标枪基本一样。为了增加杀伤力，投枪往往造得很重，以便增加其下落过程中的动能。但重投枪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投射距离很有限。至于他们的弓箭更是不值一提，有效射程不超过30米！在他们还没有看清敌人的模样时，匈奴人的如蝗长箭已经从四面八方倾泻下来，穿透罗马士兵的鱼鳞甲就像穿透一张纸。
等匈奴骑士冲到面前，在箭雨下幸存的罗马士兵又不得不面对另外几件魔鬼兵器——套索、弯刀和长剑。套索本来是牧民在奔跑过程中用来对付不听指挥的烈马的，对付人自然绰绰有余，不知道有多少罗马士兵在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就成了蹄下冤魂。至于长剑，中国人并不陌生。我们的双刃剑可劈、可刺，和欧洲有尖无刃的重剑相比优势明显，而且匈奴人的剑把上部还装有金属护手，在近距离白刃格斗时不必担心被刺伤手背。
有了马，有了弓箭，也就有了天生的骑射士兵。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有人甚至认为，一个训练有素的骑兵的战斗力能抵得上20个步兵的战斗力。如果以1：20的比例计算，10万匈奴骑兵的战斗力即可抵得上200万罗马步兵的战斗力。骑兵有两大优势：（1）它能以最大的速度和力量向敌人冲锋，如果让它冲到步兵阵营中，唯一的结果就是屠杀；（2）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机动灵活地从侧翼迂回包抄敌人。正是靠着这种无与伦比的优势，匈奴铁骑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即横扫了整个中、南欧洲。阿米亚诺斯说：“匈奴人就像从山里出来的旋风，他们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还没等人发现他们，营地就已经被攻占了。”当代军事史家总是习惯于把“闪电战”的发明专利权送给成吉思汗，其实，蒙古草原帝国的开创者——匈奴人才是当之无愧的闪电战发明人。
匈奴人从小就开始随父兄围猎，习惯了长期的埋伏和狩猎的种种诡计。他们不会和猛兽硬碰硬地搏斗，而是选择时机，出其不意地攻击它们，然后即刻逃走，让受到袭击的猛兽发怒追击，等它追累了，又突然回头发起猛攻。一而再，再而三，直到使其精疲力竭。这和中国古代兵法所讲究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是何其地相似。生活的经验很自然地会运用到战场上。匈奴人战术的核心是速度与突袭，其中最擅长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诱敌深入。先派一支专门训练的骑兵部队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500～1000人为一组，做一种显然事先计划好的、十分复杂的曲线运动来迷惑并打乱对方的阵形，如同暴风骤雨般地射箭，当战斗呈胶着状态时，则佯装撤退，迅速消失在地平线上，吸引敌人紧追不舍。只有最精明和控制力极强的敌人才能抑制住追击的冲动。等敌人超出其后援所能顾及的范围或陷入包围圈后突然返回来，依靠自己弓箭射程远的特点，突然从上百米外用密集的箭雨攻击敌人。随后装备精良的铁骑会对陷入混乱和遭受严重伤亡的敌人发起最后一击。让我们来看看匈奴打败汉将李陵的战例。
公元前99年，依靠人海战术，在战略上已经确立优势的汉武帝派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率领5000步兵出居延海千余里寻找匈奴主力。以步兵迎战铁骑，是典型的以弱敌强，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李陵北行30多天，深入匈奴腹地，可连敌人的影子也没见到。行至浚稽山，突然被3万匈奴骑兵包围。汉军就地扎营，四周围上大车，逼迫敌军进行攻坚作战。攻坚战根本发挥不出骑兵的优势，加之此前几次大战失利，匈奴士气较为低落，所以第一战损失了几千人。单于又招来8万多骑兵围困汉军，以逸待劳，不时骚扰，逼得汉军只能且战且退，直到后退进一道山谷当中。匈奴居高山，巨石、长箭如雨下，汉军损失惨重。最后副将韩延年战死，主将李陵投降，5000士兵只有400多人回到塞内。
此战是匈奴诱敌深入的典型战法。
战术之二是突然地大规模袭击，即闪电战。由于拥有优势的武器和强大的骑兵，匈奴人在欧洲军队面前一般不需要示弱，而是更多地主动出击，利用骑兵的冲击力直接打击敌人。
和他们交锋的欧洲军队都有一种经历暴风雨的感觉：先是看见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片云彩，那是匈奴人高速行军时掀起的尘土；然后能听见闷雷般的轰鸣，那是马蹄铁踏击地面的响声；在连匈奴人的影子都没看见的时候，突然间大雨倾盆：无数铁箭已经像非洲沙漠中的蝗虫那样，遮天蔽日地飞过来，下起瓢泼的“死亡之雨”。大部分曾与匈奴人交战的欧洲将士们至死都不知道，杀死自己的敌手长的到底是什么样子。
更令敌人恐惧的是，匈奴人完全不遵守战争规则，凡是进行过武装抵抗的对手，一律格杀勿论，从来不抓战俘。只有在一开始就老老实实投降的人，才能保住自己的生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的士气，迫使大批潜在的敌人未战先怯，主动放下武器。
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看似毫无规律，缺乏组织纪律性，其实不然。每个部落，每个家庭都有相对稳定的活动区域，而且相互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游牧民族无一例外地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平时，全体健康男子会提起套索，背上弓箭，外出放牧狩猎，既是生产劳动，又是最佳的战斗训练；战时跨马提枪，在本部首领的指挥下迅速组织起来，投入战斗。这样，游牧民族就具有了定居的农业民族所不具备的超强的动员能力。一般来说，全体战士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随时准备应召。如果战争规模有限，不需要全体动员，则按一定比例抽兵参战。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几乎不需要什么薪给，完全靠“以战养战”。就匈奴骑兵而言，他们只要随身带上饮用水和干肉就足够了，没有水的时候还可以暂时喝牛羊奶。至于其他的作战物资，就全靠敌人来“给我们造”了。在特殊的环境里，他们甚至可以一连十几天不食人间烟火。阿米亚诺斯曾经写道：“艰苦的生活方式磨炼了他们，他们从来不把食物煮熟了吃，也不需要美味佳肴。他们吃野菜的根，任何一种动物的生肉。他们把肉放在自己的大腿和马背之间，以此来加温。”吃生肉是完全可能的，不过把生肉垫在马鞍下可不是为了加温，而是为了避免因为长期骑乘，磨伤了马背。马是骑士的命根子，保护好战马才有一切！这样的军人，这样的生活，造就了一支可以高速运转的军队，一个驮在马背上的国家，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
●海纳百川：接受所有的归附者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2200多年前，秦国客卿李斯在被驱逐出境，回返故国（楚）的途中，用这样骈散铺陈的话语，惊醒了被一帮别有用心的糊涂虫亲戚愚弄的未来的秦始皇，使之及时收回了“逐客令”。秦国的发迹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他不是周王姬姓宗亲，甚至不是华夏族邦国，却凭着一股不屈的韧劲崛起于西北，屡经挫折，终于把中原诸国打得落花流水，纳地称臣，统一了偌大中华，完成了千古一帝的伟业。
秦国成功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总是被人有意无意地忽视，即嬴秦尽管自称是“颛顼之苗裔”，但实际上是出自西戎。其祖先在商朝曾风光一时，可惜在武王伐纣时站错了队，惨遭打击，后世子孙只混了个周王的马夫身份。后来周王一时高兴，把秦地封给他，希望他能有其祖先一样的运气，把周王的马群养好，同时利用他来“和西戎”。
西戎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部落，换句话说，是草原儿女。蒙古高原天高地远，天然造就了草原民族海纳百川的开放性格。源于西戎的秦王室继承了这一优良品格。在关东诸国拘泥于繁琐的礼仪，拘泥于华夏风骨，为是否应该称王甚至称帝吵个不停的时候，秦王室毫不犹豫地率先称王，把周王室甩在一边，同时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广泛吸收各国人才来为本国服务，以弥补自身由于出自西部边陲、文化落后于东方诸国的缺陷。著名的客卿制度应运而生。由余、百里奚、公孙支、商鞅、范睢、韩非等名士纷纷西向入秦，为秦国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当时在中国形成两个人才中心，一个是秦国首都咸阳，一个是齐国临淄的稷下学宫。不同的是，后者聚集了大批思想者，百家思想汇集，更像是一个清谈场所，体现的是齐王形而上的理想主义情结。秦国则不同，只要实干家，耍嘴皮子的一概不要。对外来客卿用人不疑，政权由客卿把持也不担心，以至于当政者中除了樗里疾等少数人外，几乎见不到嬴秦本族人士。只可惜秦国在统一全国之后没有更广泛地吸收各国人才，反而“焚书坑儒”，自我放弃了行之已久的人才政策，落得个二世而亡，徒令天下笑。
西戎毕竟只是小邦，距离真正的草原帝国还差得很远。匈奴就不同了，作为整个蒙古草原上的第一个主人，它的开放性远远超过了前者。燕人中行说只是个宦官，赵信、卫律本来是从匈奴叛逃出去的“投降派”，李广利、李陵曾经是血债累累的敌人，成千上万匈奴骑士死在他们手里，这些都没关系，只要是真心归顺投诚，一概接受，而且决不秋后算账！
草原帝国都是散发着原始气息、充满野性和活力的骑马民族国家，和南方的中原王朝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在这里，崇尚的是朴素和粗犷，反感的是繁文缛节。在这里你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和领导者一起醉卧草丛，抵足而眠。草原民族厌恶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只要他相信你是真心归诚，他肯定会以诚相待。对于刚刚走出原始社会，还没有完全摆脱军事酋长领导阶段的匈奴民族来说更是如此。
草原生活非常艰苦，这对人口的增加是很大的阻碍。当一个部落崛起后，如何利用广大的领土就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并不是漫无目的地随意游走，而是有着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一年四季，四个营盘足矣。新增的土地干什么用？空出来长草，留着备用吗？不行，因为一旦发生灾害，往往是大范围的，空地也跑不掉。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交给信得过的人去使用，遭灾时也好有个照应。那么谁可以信任呢？敌人！
草原民族性格粗犷，喜欢直来直去。礼仪三千的形式主义在南方司空见惯，在草原是绝对见不到的。有这样一个故事：南宋将军赵珙出使来到刚刚崛起的蒙古帝国。一天，成吉思汗派人去问他：“今天打马球，你怎么没有来？”不请自到对于长期生活在礼教社会中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赵珙亦然，于是实事求是地回答：“大汗没有召唤我呀。”成吉思汗大笑：“既然来到我国，那就如同一家人。在宴会、打马球、打猎的时候，请不要客气，一起娱乐好了。何必每次都要让人请呢？”最后的结局是没学会入乡随俗的赵珙被罚酒六杯。
这个故事尽管是发生在13世纪蒙古族，但同属草原民族的匈奴性格也大体一致，只是没留下具体的故事罢了。既然要直来直去，那不服气就打一打，打输了决不矫情，认赌服输，随你处置。于是我们会经常看到下面一幕：
失败的部落投降后，其首领还会被委以各种官职，继续统领本部。随后，该部落成为通婚的对象，大家变成一家人。“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当然，如果有着深仇大恨或者拒不投降，将面临残酷惩罚：成年男子全部屠杀，妇幼罚为奴隶。
匈奴崛起后的民族结构就呈现出这样一个“百蛮大国”的特点：楼烦王、白羊王仍然统帅本部人马，东胡、乌桓等由于并非一战征服，不再独立存在。至于汉人，大多是从中原掳掠去的，而且文化差异巨大，大多沦为奴隶。
诚心接纳归顺者，对匈奴的发展有很大帮助。燕人中行说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