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让就是这一时期被起用的。韩德让辅佐景宗，以勤奋谨慎著称，为景宗帝的政权巩固，百姓安居乐业出了很多好的主意。因此他屡屡升官，先是代父韩匡嗣为上京留守。在任期间，举贤任能，励精图治，由于政绩卓著，得到景宗的赞许。乾亨元年（979）七月，韩德让又代父守南京，为南京留守，管理偌大的燕地。他勤勉聪颖、为官干练，深受官民拥戴。
这年九月，北宋出兵占领河东，又继续北进侵扰契丹南部，试图夺取燕云地区。景宗派五院详稳耶律奚底、统军萧讨古等将帅率兵抵御，由于缺乏谋略而连遭败绩，被北宋军队包围，南京城岌岌可危。就在宋军攻打南京之际，韩德让临危不惧，组织军民坚守燕城，利用城池坚固的优势，备足滚木雷石，把城内军民分成多班，轮流守卫，严密防御，多次打退了敌军的进攻。经过十五个昼夜的坚决抵抗，终于保住了燕城，并寻找到燕京原来的地下坑道，加紧修整，待机反攻。当援军到达之时，他充分使用地下巷道，出奇兵抄宋军背后，勇猛截杀宋军。这支生力军如天兵降临，配合萧皇后所派耶律休哥、耶律斜轸所率的援军，大败宋兵于高梁河（约在今北京外城一带），史称“高梁河之役”。这次战斗不但保住了幽州燕地，而且使宋军元气大伤。韩德让以守御之功和良好的军民关系，誉满朝野，因此景宗授之为辽兴军节度使。乾亨四年（983），迁升南院枢密使。
公元982年秋，景宗疾病发作，病死焦山，临终之前将韩德让与耶律斜轸召到床前，委托后事。
当时，皇后萧绰才30岁，太子耶律隆绪12岁，孤儿寡母，主少国疑，诸王宗室二百余人拥兵握政，盈布朝廷，全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帝位，内外震恐。尽管景宗在世时全力支持萧绰，皇后“以女主临朝，国事一决于其手”，但景宗毕竟是正统天子，群臣各安其位，尚不敢萌生邪念。而今萧皇后失去景宗这一背景，茕茕孑立，局势马上变得险恶起来。
韩德让知道景宗临终交代下的，是一个多么沉重的任务；他也清楚，面对皇子年幼，“诸王宗室二百余人拥兵握政”的情况，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又一次为争夺帝位而爆发宫廷政变。萧绰秘密召见韩德让和耶律斜轸，二人都表示支持萧绰，向其效忠曰：“您可以完全相信我们。”这时，韩德让将自己的担忧分析给萧太后听，并陈述了自己解决目前危机的想法。
韩德让建议萧太后下诏让各诸侯王回到自己的领地，相互之间不得互通消息和见面，并随机应变，在合适的时机夺取他们的兵权，更换为自己的心腹。解除了宫廷政变的危险之后，萧绰在韩德让和耶律斜轸等人的“参决”下，宣布遗诏，立12岁的梁王耶律隆绪为皇帝，是为辽圣宗，尊圣宗生母萧绰为“承天皇太后”，称制摄国政。
韩德让因拥立有功而被委以总理宿卫事，参决大政。在这期间，他一方面主持朝廷政务，安抚臣民，一方面兼起保卫皇太后和幼年皇帝之责。韩德让对上京临潢实行戒严，以萧太后为首的领导核心，很快地稳住了局势，渡过危机。
由此，太后、皇帝对韩德让益加宠信。韩德让成了朝中权势最煊赫的大臣，并最终成长为深谙治国安邦之良策、心怀忠君建功立业之品格的政治家。他三次封王，除宫籍、赐国姓，被任命为大丞相，总摄北南两枢密府之政事，是契丹帝国历史上地位最高、宠遇最隆、声名最好的汉族名相，得到了连契丹贵族都难以得到的荣誉。
雍熙北伐：拿绯闻当情报的北宋君臣
契丹帝国平静地完成了政权交接，内部稳定了，外部的风言风语却弥漫开来。
当时帝国皇帝年幼，母亲萧绰摄政，偏偏宠信一个汉族男人。年轻的寡妇，倚重年龄相当的臣子，这种情况在契丹人看来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在读了多年圣贤书的中原人看来就觉得大大地不适宜了。于是，一些关于萧太后与韩德让之间的流言蜚语散布开来，继而成了绘声绘色的故事，甚至公然地写进了史书，生生地将故事变成了正史。
《乘轺录》记载，萧、韩二人年幼时即已相识并私订婚约，但是景宗横刀夺爱，一对爱侣活活被拆散。萧绰“后”门一入深似海，后来生了耶律隆绪，才慢慢淡了对韩德让的思念。直到景宗死了，登基的耶律隆绪年纪小，韩德让当时又掌握帝国兵权，萧太后怕他不利于自己的儿子，于是开始跟韩德让套起交情，“吾尝许嫁子，愿谐旧好，则幼主当国，亦汝子也”。韩德让欣然同意，“自是德让出入帷幕无间然矣”。甚至还有记载说，萧太后不但因妒杀了韩德让的妻子自己下嫁，还跟韩德让生了个孩子，使故事圆满地像真正的历史。
可是这些记载都出自宋人的著录。其实契丹社会婚姻自由，“离婚”和“改嫁”，都不是什么需要遮遮掩掩的事情，如果真有此事，早就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事实证明，将女人贞节看得比国家大计还重的只有汉族男子，他们的推己及人在契丹社会碰了个大钉子。当时的雄州知州贺令图及其父岳州刺史贺怀浦等人听说了萧太后的风流韵事之后，如获至宝，联同文思使薛继昭等人相继向宋太宗进言：“如今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而其母与韩德让不清不楚伤风败俗，定然招来国人痛恨，辽国肯定内乱，上下不齐心，会有谁愿听一个败坏妇德的女人指挥？现在正是对辽用兵的大好时机。”
宋太宗听了众人连篇累牍的汇报，也认为很有道理，终于下定了用兵的决心。于是，在统和四年（986）的三月，宋太宗置契丹已做好全面准备并积累了大批骏马粮草的情形于不顾，发动了大规模的“雍熙北伐”。
辽宋之间就此展开了多年的战争，最终双方在澶渊以盟约修好，在中国的历史上正式形成了辽宋对峙的局面，并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幽云十六州属于契丹帝国，结束了为此多年不息的争战，进入长达百余年的相对和平的时期。这使得萧绰的功业更为契丹人民所景仰。就在这一年，辽圣宗再一次为母亲加进尊号，使萧绰的尊号从统和元年的“承天皇太后”、统和二十四年的“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一直加到了“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法道仁洪圣武开统承天皇太后”。
契丹帝国的政局，从景宗开始，逐渐趋于平稳，国力逐渐地恢复过来。这时的南方，也正在慢慢地结束纷争、走向统一。
赵匡胤在后周世宗逝世后，重演了郭威“被逼”称帝的戏码，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当了皇帝，建立北宋，即宋太祖。他和他的弟弟赵光义，借由世宗打下的良好基础，用了近二十年时间，统一了中原。放眼中国境内，为敌者，只有契丹帝国最为强势。
北宋建立之初，契丹帝国与之共发生过五次较大规模的战争。
第一次正面的冲突，是由北宋攻打北汉引发的。由于当时景宗刚刚即位，新帝忙于进行内部改革，无暇南顾，对宋的侵扰，只是采取防御战略，对它的属国北汉也“训令”不得随意惹是生非，维持边境现状。但是退让没有换来和平，赵匡胤消灭北汉之心反倒更加坚定。北汉在赵氏的攻击下不得不向景宗紧急求援，契丹帝国被迫出兵支援北汉，击退了北宋的军队，并与其议和。北线战败的宋廷，于是将精力用在了南方。等统一江南之后，宋太祖又回头想再次灭北汉。辽保宁六年（976）九月，宋太祖派潘美等将领进攻北汉都城太原，结果在北汉和契丹的联合抵抗下兵败而归。十一月，宋太祖在“斧声烛影”中离奇病故，弟弟赵光义即位，即宋太宗。几年之后，宋太宗又亲自领兵讨伐北汉，这一次契丹同样派兵救援，结果在渡河时，被宋军击败，五员将领被杀，而契丹的属国北汉，也在这次战役中被宋灭掉了。
第二次战争，是北宋挑起的高梁河之战。刚刚取得胜利的宋太宗过低地估计了契丹帝国的力量，兴奋地打算一鼓作气将燕云地区收复。但当时的契丹帝国不同于羸弱的北汉政权，经过景宗几年的整治，国力开始恢复，已不再处于几年前被迫迎战的形势了。反观北宋将士们，大战之余，已疲惫不堪，原来满怀希望征服北汉能得到休息和赏赐的愿望，现在全部落空，还要徒步600余公里，越过连绵险恶的太行山脉，去进攻庞大的强敌，抵触情绪很大。北宋朝中的文臣也提出由于连年战争，军需严重不足，难以支持长久作战，实在需要休养生息。但已经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宋太宗拒绝采纳任何反对意见，他坚信“成大事者不谋于众”的格言，一意孤行地向北进发。
战争开始时，契丹帝国处于弱势地位，易州刺史献城投降，北宋大军开到涿州，再次兵不血刃。宋军兵锋直指帝国的南京城（即幽州，现北京）。一个月后，北宋大军抵达南京城外。守卫南京的将领耶律奚底和宋军在沙河初次交战，被宋军打败，退到了清河北面。宋军将南京包围起来，帝国军队在韩德让的统领下坚守不出，等待援军。景宗见形势紧急，派名将耶律休哥领重兵相救。耶律休哥将军队分为两路，一路只有5000人，佯装主力去南京城下引诱宋军交战。而3万主力骑兵则在夜里绕行南面，到了宋军的背后。号令之下，3万精锐以席卷之势猛攻宋军。在现在北京市西南的高梁河一带，双方展开了激战，北宋愤怒而疲惫的士兵乘酣战时叛变，宋军崩溃，宋太宗腿部受伤，狼狈逃回涿州，这时追兵赶到，赵光义已不能骑马，只好爬上驴车奔驰，才算逃脱。这一战，宋军损失惨重，元气大伤。
很快，契丹与北宋之间第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满城之战又爆发了。高梁河一战，契丹帝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为了报北宋围困南京之仇，景宗下令讨伐北宋。宋军开始时按照宋太宗的命令将军队布成八阵，每阵距离百步。与战友相聚甚远使士卒们非常恐惧，没有斗志。宋将赵延进登高望去，只见契丹军队东西相连，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于是对负责排列八阵的崔翰说：“陛下将边关之事委托给了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克敌制胜，现在敌人的骑兵一字排开，虎视眈眈，而我们却分散布阵，如果敌人猛攻，那我们将怎么应付？我看不如将兵合为一处，这样才可能与敌人一决雌雄。虽然违抗了陛下分兵布阵的命令，但我们却取得了战役胜利，这不比兵败辱国更好吗？”崔翰心里没底地问：“万一不能取胜，那该怎么办？”赵延进说：“如果兵败丧师，我来承担全部责任。”崔翰仍然觉得不应该擅自改变皇帝的意旨。正在犹豫不决时，镇州监军李继隆也劝说崔翰：“用兵贵在随机应变，怎么能以事先的预料情况约束自己呢？违抗诏命的罪名由我一人承当。”崔翰听了监军的话，这才下决心改变布阵方式，将宋军分成两阵，前后互相呼应。士卒们也很高兴，士气得到恢复。
在决战之前，宋军诈降诱敌深入，契丹帝国的督统韩匡嗣信以为真，想纳降，经验丰富的耶律休哥赶忙劝阻道：“宋军军容整齐，锐气十足，肯定是不肯屈服的，这是诈降来引诱我们上当。我们应该严阵以待，静观其变。”文人出身的韩匡嗣立功心切，哪里听得进去他的话，执意准备纳降，因而放松了警惕，结果被宋军突袭成功，两阵合攻辽军，韩匡嗣仓促应战，无法抵御宋军的强大攻势，士卒们纷纷丢掉兵器逃命，韩匡嗣更是扔下军队逃得无影无踪。宋军在乘胜追击时遭到了耶律休哥的顽强抵抗，只得退回，契丹帝国这才免于全军覆没。
第四次对战是瓦桥关之战。满城决战第二年的三月，契丹再次用十万重兵围攻雁门（今山西雁门关），宋的代州刺史杨业领兵大败契丹军队于雁门之北。杨业就是《杨家将》中的老令公杨继业，当时的人们都叫他杨无敌。在辽宋战争中，杨业赢得了极高的威望，不但北宋军民真心拥戴，契丹人也很尊重他。到了十月，景宗亲自赶到南京，领兵伐宋。先是围攻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宋军救援，被早有准备的耶律休哥击败。宋军守将张师想突围而去，景宗亲自督战，耶律休哥临阵指挥，最后张师战死，宋军败退回城中。帝国军队隔河与宋军对峙，耶律休哥则率领精锐骑兵强渡，过河与宋军决战，宋军不敌，大败而退。辽军又追到了莫州（今河北任丘），与宋军再次决战。宋军损失很大，几员战将被俘，但契丹的军事实力也遭到重创，无法取胜，只好退兵。耶律休哥因为瓦桥关一战立下战功，被晋升为契丹帝国的于越。
在瓦桥关决战之后两年，982年的四五月间，景宗再一次亲自领兵伐宋，但被宋将崔延进打败，只好退回。这是景宗在位时与宋廷的最后一战。当年的九月，辽景宗到达云州（今山西大同）境内，游猎于祥古山（在现在河北宣化境内）的时候得了病，最后在赶往云州的途中死于焦山（今山西大同西北）。
耻辱VS双赢：带有近代国家关系色彩的“澶渊之盟”
公元986年，宋太宗听了两个边关将领的汇报，说契丹“主幼国疑”，此时北上必定胜利。听了这个汇报的宋太宗大为高兴，再次向契丹帝国发动攻击，因这一年是北宋雍熙三年，这次战役又被史学家们称为雍熙之役。这时，在契丹国内，确实是“主少”，新即位的圣宗皇帝还不满1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