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蒙古草原的第一个主人——匈奴，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南方汉地乃至西方世界发起猛烈冲击。继之而起的鲜卑、柔然、突厥，给人留下的印象依旧是狼性十足，略输文采。契丹帝国则不同，它迅速地找到了和其他民族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方法，创造了令汉人自愧弗如的“一国两制”。北宋王朝到灭亡那一天也没想明白，幽云十六州的汉民干嘛对契丹人忠心耿耿，对同文同宗同种的自己视如寇仇？
没有话语权的尴尬：一个被忽视和扭曲的政权
很多研究世界史的学者认为，契丹帝国是亚洲历史上最为浓重的一笔。据说，哥伦布的出海航行，就是为了寻找他仰慕已久的契丹帝国，然而他并不知道，当时契丹帝国已经灭亡，甚至连契丹民族也消失得不知所踪了。也许是上天眷顾这个执著的人，才把他带到了美洲新大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算是一种弥补吧。只是实在难以想象，欧洲和阿拉伯人直到13世纪，还在把中国称为契丹（Cathay）。直到现在，俄文和拉丁文中，还把“契丹”（Китай）作为对中国或中国人的通称。
但在国内，大多数人对于契丹的印象，都是来源于一些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杨家将》中残暴诡谲、率军打仗的萧太后；《水浒全传》中被梁山好汉打得落花流水的契丹狼主；《天龙八部》中把人当野兽一样残杀的大辽皇帝……这些文学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契丹，不仅是一个野蛮、落后的民族，其所建立的帝国，也是一个敌对、残暴的存在，并且是不堪一击的，甚至契丹帝国最终的下场也是被北宋迫降或灭亡。这些违背历史真实的作品，却拥有大批的读者，数百年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和汉文化相比，契丹文化显然落后许多，文学领域的话语权因此拱手让出。时至今日，很多人仍然不知道，契丹民族及其建立起来的帝国有什么值得被提及和重视的。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契丹是个被遗忘，或者说是被刻意忽视和扭曲的政权。
另一个北朝：北中国版图的奠定者
公元916年，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于唐亡后的乱世中建立起契丹帝国，其子耶律德光曾一度改国号为辽，故而契丹帝国也称辽国。从阿保机建国至天祚帝被女真所建立起来的金国推翻，部分契丹民众西走中亚建立西辽，契丹帝国共传九世。
契丹帝国的疆域，以今天内蒙古赤峰地区为中心，雄跨长城内外。极盛时的版图：北至色楞格河流域，南至河北中部和山西北部，西至阿尔泰山以西，东临大海，东北到外兴安岭和鄂霍次克海。契丹建国半个世纪之后，被尊为“正统”的北宋王朝才在其南方诞生，所控制的领土面积，还不及契丹的一半。
可以说，历史上真实的契丹帝国，绝不是一个渺小而残暴的存在，它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是隋唐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北朝”，一个强大的帝国。它对我国北部、东北部的有效开发，以及对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都起过巨大的作用。
如果说，现在中国的版图，是在清帝国时最后确定下来的，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我国北方和东北这部分轮廓，是由契丹帝国勾画出来的。在我国的北方和东北地区，生活着许多民族。他们在这里游牧、渔猎；他们强壮彪悍、各自为政；他们逐水草而居、流动性很大。尽管曾经有匈奴、突厥这样的强大帝国崛起，却都未能真正统一过这片广袤的草原。可契丹帝国做到了。它通过军事征服，把分散的北方各族，先后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为了巩固统一，契丹在地方上的行政设施，比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完备：通过设官置府，派遣官吏，大大加强了对北方各族的直接统治。将北方如此广阔的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为以后元代多民族国家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把长城圈进自家大院：草原与汉地正常交往的新途径
如果契丹只是统一了中国北方，那么她在历史上的地位，就不过是一个地方政权而已，远远不值得如此大书特书，更配不上帝国这个称号。
契丹帝国的真正伟大之处，是在于她开启了“长城内外百花香”的时代。
纵观中国历史，北方的游牧民族，大都抵御不住农耕之地散发的沁人馨香的诱惑。他们背起弓箭跨上战马，就着地势的落差，一波又一波地向农耕地带进攻。五胡乱华、蒙元一统……无一不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征服。即使被认为是正统的中原王朝，有的也带着“胡”气。嬴政所在的秦国，在西周初期，是被归入戎狄一列的；建立唐王朝的李氏家族，虽以中华民族的“正统大支”自居，却有着明显的鲜卑血统，太宗的长孙皇后，更是正统的鲜卑人。
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包括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系统：一种是游牧民族带来的草原文明，他们从北方来，借着地势不断南下，为中华民族带来了野草般无尽的生命力，却也弥漫着血雨腥风；另一种是农耕民族开创的定居文明，他们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这里春种秋收，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深沉厚重，却也有着不可避免的故步自封。中华民族现在的文化，正是这两种文明不断碰撞、不断磨合的结果。
我们立足现在，回顾历史，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这种融合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其实几千年来，这种融合是艰难且血腥的。农耕民族为了保护着自己的劳动果实，修起了长城，小心翼翼地把北方草原与自己隔离开了。自战国时代开始，中原的各个政权就修筑长城，之后秦增汉补，从阴山南部扩到阴山北部，由土坯变成石块，由一条增至两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即使这样，仍然没有阻挡得了北方民族的一次次南下。中原政权修筑长城，与其说是保护疆土，还不如说是一种标示性的隔断，意欲昭显与北方“蛮族”的不同。
也正是因为如此，长城作为一个标志，将中国的北部草原隔断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风貌，而游牧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拉锯战，就发生在这长城沿线，在契丹以前，长城南侧的农耕经济很容易遭到破坏。而北方草原与中原农业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所以长城向北一直是“封域虽长编户少，隔山不见两三家”（苏颂《苏魏公诗》）。
契丹开国，在草地上建立城寨，安置据点，形成新兴的聚落，改变了草原的面貌；另外，由于燕云十六州与草原大漠关在同一个大院子里，长城南侧的农民不用再担心被人劫掠，自然也能安心定居生产，经济也开始稳定地发展。把长城南北大门打通，让经济文化空气流通得更快些，契丹帝国做到了。
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一国两制的成功尝试
契丹民族是帝国的创建主体，作为民族统帅的耶律阿保机要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情。然而，在帝国的统治范围内，还有大量归附的汉族人。这些代表先进生产力、掌握着先进农耕技术的居民，无疑成了国家最主要的税收对象。如何激发这些人的生产积极性，使之为自己的南征北战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成为耶律阿保机必须重视的问题。
但是，契丹民族和汉族之间，无论是生计方式还是风俗习惯，都存在巨大的差别。契丹人过惯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认为应该把汉人的耕地统统改为草场；汉人也实在看不惯契丹人没有纲常伦理，舅舅竟然可以娶外甥女的习俗。因差异而产生的矛盾日益突出，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这位契丹帝国的开国之君，是要做一个单纯的民族领袖，还是要做一个真正的帝国皇帝。
阿保机作为一代开国之君，确实有着卓越的胆识和开阔的胸襟，他在自己的帝国内，本着“因俗而治，得其宜”的原则管辖着各民族。阿保机的这种统治理念，被他的接替者继承，如耶律德光在得到燕云地区之后，建立了两套统治机构、两套办公衙署，即北、南面官。“（北面）以国制治契丹，（南面）以汉制待汉人。”后来，随着契丹帝国封建化进程的加快，北、南官制有了更加具体的职责范围，即《辽史·百官志》所说的“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就是说北面官专司管理契丹及其他少数民族事务，并主管契丹军政；南面官则主管契丹民政。
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似乎北、南面官是将帝国分成北、南两个区域，对契丹人和汉人分开进行管理的意思。其实不然，当时契丹帝国的统治者将其命名为北、南面官，是因为“辽俗东向而尚左”。具体地说，就是在东西南北的四个方位中，契丹人认为太阳升起的东方是最高贵神圣的，因此帝国皇帝的宫帐皆坐西朝东。各个官署就分列于宫帐的左、右两侧。与此同时，契丹人又认为左为尊，因此，“以国制治契丹”的官署被安排在了宫帐左侧，即宫帐的北面；那么，“以汉制待汉人”的官署自然就列在了宫帐右侧，即为南面。两套官署位于辽帝宫帐的北、南两侧，是北、南官制得名的真正原因。
聪明的契丹人，在官署设置这个问题上，回避了民族的差异和分布地域的不同。这样做，就使其统治区内的民族，容易产生对契丹帝国这个统一体的认同感。也正因为有了这种认同感，才使燕云地区的汉族民众，在完颜阿骨打与北宋联合伐辽时，坚决地同契丹民族站在了一起。
这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地起到了民族融合的作用。在其之前，虽然秦皇、汉武创造了我国的鼎盛时代，但他们处理民族关系的核心思想只是“蕃汉对等，保卫汉地”，仅限于“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唐朝以“兼包蕃汉，一视同仁”为指导思想，推行了“羁縻府州”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府、州，册封少数民族首领为节度使实行自治，是民族政策的一大进步。但唐朝这种一反秦汉传统的政策，实践得并不好，最终导致后来的“安史之乱”。契丹帝国虽然是传统意义上的“蕃”所建立的国家，但是它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蕃汉观念，而是把汉族当成与自己平等的民族，设置了北、南官制这套适应实际情况的统治政策，为后来的金、元、清建立中央集权统治和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