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契丹帝国是历史上一条边缘清晰的分界线。契丹之前，北方草原与中原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裂痕。从战国争雄开始到五代十国，一个处理不好，就可能有一片土地游离于中国版图之外。而契丹之后，中国版图越来越密合无隙。近一千年再没出现过较大的、时间较长的分裂，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契丹帝国堪称我国最早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典范。
五京并存：独出心裁的分都制度
契丹帝国，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也是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在广阔的领土上，设置了五个都城，以这五点为中心，辐射出一张牢固的统治网。这五个都城分别是：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天显三年称南京，天显十三年改称东京）、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
辽上京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城址位于群山环抱的辽阔的冲积平原上，东南有白音戈洛河萦绕，这里是契丹王族迭剌部的领地，同时也是契丹帝国的龙兴之地。该地原为荒野，太祖阿保机曾经在此射箭选址建立龙眉宫，后于神册三年（918），在龙眉宫之地建城，名曰皇都，作为帝国初期的统治中心。辽灭渤海之后，国土扩大，国家大业已经稳固，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这时的皇都城规模就显得不够宏伟，所以太宗于天显元年（926）对皇都加以扩建，在内部又兴建宫室，至天显十三年（938）又更名为上京，设立临潢府，以此作为帝国的政治中心。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宁城县境内，有一座大明城（又称大名城）遗址。这座位于老哈河冲积平原上的古城遗址，就是契丹帝国中京大定府的故址。辽亡后，金在这里设北京路；后元设大宁路；明设大名城，永乐元年撤卫而逐渐荒废。中京的修建在圣宗统和年间，当时辽宋两国刚刚签订“澶渊之盟”，契丹帝国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圣宗过七金山、土河（今老哈河）之滨，南望云气有郛郭楼阁府库之状，因议建都”。实际上，在这一地区建立新都，除了当地环境宜人的原因外，更是出于经济和政治上的考虑。这里较上京偏南，是北部草原和南部农耕区的交接地带，便于统治两种不同生计方式的居民，更宜于与北宋交通往来。统和二十五年（1007），圣宗择燕冀工匠在奚王牙帐之地，仿北宋开封城修建了这座规模较大的都城。中京建成之后，帝国的统治中心就从上京南移至这里。
东京辽阳府，在今辽宁省辽阳境内，是契丹帝国五京中唯一一个名称有过变更的都城，这些变更，实际是皇位争夺和领土扩张的见证。太祖皇帝耶律阿保机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远征中，成功地攻下了素有“海东盛国”之称的渤海国，并将渤海改名为“东丹国”，意即东契丹国。他让皇太子耶律倍任东丹王进行统治。事情在太宗耶律德光即位之后发生了变化。德光作为次子继承皇位，本来就对哥哥耶律倍有所顾忌，自然不希望耶律倍的势力在东丹国过于巩固，于是，他营建了“南京”，并将渤海国的大量居民迁移至此。这一举措，一方面在于防止耶律倍在东丹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渤海居民有较高的农业耕种技术，可以为辽阳地区农业化进程的加速作出贡献。事隔十年，经过多年的向南扩展领土，尤其是燕云地区的扩入版图，原本的“南京”，也并不“南”了。于是辽阳府更名为东京，把南京的名号让给了燕京（今北京）。
契丹的南京，原称幽州，是天显年间太宗皇帝南下支持石敬瑭称帝时纳入版图的，后因其重要的军事地位而升为都城，始称“幽都府”，后改称“析津府”。南京京都是帝国五京都中规模最大、皇城建筑最豪华、人口最多的都城，幅员三十六里。皇城又称内城，位于今北京西，主要是宫殿区和皇家园林区。宫殿区东侧为南果园区，西侧为瑶池宫苑区，瑶池中有小岛瑶屿，上有瑶池殿，旁边建有皇亲宫邸。在皇城四周分布有九个里坊区。坊内建有寺塔。公元1122年金军占领南京，后将首都迁到这里。之后的元、明、清均将这里作为首都。北京成为现在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就是从契丹帝国时期开始的。
五京之中，西京大同府的建立时间最晚，是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改云州为大同府而成的。皇帝建立西京的用意，至今人们仍无法揣测清楚。有人说是为了防御西夏，可西京的军事设施远远达不到一个军事重镇的水平。可以说五京中，西京无论从修建目的还是城市规模，都较其他四个有所逊色。它在当时所起的作用，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研究思考。
四时捺钵：契丹皇帝的现场办公
皇帝们为自己建了五个都城，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要待在这其中的某一个里面。事实上，皇帝们是随着四季的变化而不断搬家的，在所到各地设置的行帐中一边游猎，一边办公，由此便产生了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的“四时捺钵”制度。
春捺钵主要是钓鱼、捕鹅雁，地点在长春东北35里的鸭子泺（今吉林省月亮泡）。皇帝一般是在正月上旬由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出发来到这里，先凿冰钓鱼，到冰解之时捕鹅雁，并举行头鱼宴和头鹅宴，顺便宴请当地的各部族首领们。帝国的摧毁者完颜阿骨打就是在这里的头鱼宴上，初次与当时的天祚皇帝交锋的。
夏捺钵无定所，一般在黑山（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庙东汗山）东北的吐儿山，主要是避暑纳凉，暇日从事游猎张鹰。六月上旬来此，七月中旬以后离去。
秋捺钵在永州（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合处西）西北50里的伏虎林，主要是入山射鹿及虎。射鹿时，事先埋伏在鹿饮水必经之处，待鹿来饮水，令猎人吹角效仿鹿鸣，鹿集至则射杀之，称作“呼鹿”。
冬捺钵在永州东南的广平定。此地多沙，地势平坦，冬天稍暖，契丹皇帝多在此“坐冬”避寒，同时射猎，讲习武艺，并与大臣议论政事、接待各国使臣的朝贺。
我国历代中原王朝都有一个固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皇帝在这个中心之内号令天下，安国治民。同时，这个中心也是皇帝的安乐窝，除御驾亲征、出巡视察外，皇帝们都在这个窝里蛰伏着。那么，为什么偏偏契丹皇帝不辞劳苦、岁无宁居、周而复始地搞捺钵呢？
事实上，皇帝们的捺钵活动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而这也是辽朝政治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各捺钵处不仅仅是皇帝网钩弋猎，消寒避暑的场所；也是处理政务，召开国家级和地区级会议，接见各国使节、收纳贺礼的所在。
辽代皇帝的捺钵制度，很像我们今天的“现场办公”，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现场办公制度”。这个颇具特色的四时捺钵，也为后来的金、元、清王朝的统治者所接受，但其内容、规模都有了变化。金王朝捺钵形式几乎与契丹相同，但居留时间短，行动简单，多为嬉游，无关政治；蒙古大汗夏秋入上都（内蒙古正蓝旗）避暑，同时会见蒙古各部，到了春冬，则在燕京处理中原事务；清朝皇帝亦部分保留了捺钵风俗，只是改换成了木兰秋围的方式，可清朝的皇帝懒惰了很多，不再出门接见满蒙各部首领，而是要求他们齐聚木兰围场，其办公热情较大辽皇帝，不知少了多少。
将女权进行到底：女主浮沉的帝国政坛
女主沉浮是契丹政坛上的一个亮点，这一特点在很多少数民族中都曾存在。比如蒙古帝国时期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妻子唆鲁禾帖尼，她不但守护着丈夫去世时留下的领地，更是在窝阔台有正统继承人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儿子蒙哥扶上了汗位。清王朝的孝庄文皇太后和慈禧太后的例子家喻户晓，就更不必多说了。
但契丹帝国与其他政权的女主有很大不同，即整个契丹帝国的皇后、皇太后几乎都出于同一个姓氏，这种现象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在太祖阿保机建立契丹帝国之初，部族内部“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直到帝国建立，为了提高自己家族的地位，阿保机“始以王族号为‘横帐’”，以显示自己的家族是契丹民族金字塔的塔尖；同时“以乙皇、拔里（两家功臣家族）比萧相国（萧何），遂为萧氏”，以此来表达对汉代辅佐刘邦建功立业的萧何的尊崇。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当时的萧氏对阿保机建立契丹帝国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此后，萧氏与耶律氏通婚：萧氏的女子都嫁给耶律氏，耶律氏的女子都嫁给萧氏。这种政治联姻成为定律，世代沿袭。因此，萧氏成为辽国仅次于耶律氏的权贵势力。有辽一朝，萧氏共出了十三位皇后、十三位封王、十七位北府宰相、二十位驸马。
随着契丹帝国势力范围的扩大，皇帝后宫的女子不再限于契丹族，也曾经有过非萧姓的妃子，但占据绝对主要地位的，仍然是萧姓。皇后只能是萧氏女子，自然太后也都是清一色的萧太后，萧氏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后专业户”。
在契丹族内，“皇后专业户”萧氏还形成了“后族”，相对于王族的“横帐”，后族则被称为“国舅帐”。根据契丹帝国的规定，北府宰相一职由“国舅帐”中选出能者担任，因此一直到辽亡，萧氏后族一直把持北府宰相之位，确实应了“比萧相国”的说法。朝堂之上，“后族”萧氏与“皇族”耶律氏势均力敌；后宫之中，更是萧氏女人的天下，由于有娘家强大的势力作为靠山，尽管是嫁给帝国中至高无上的皇帝，这些萧家的女儿们，丝毫没有畏惧之意，并在帝国政治舞台上充分展示着她们的才能。
这样一来，整个帝国的命运，都跟这个国家的女人们息息相关。帝国的草创时期，是述律平一路扶着丈夫阿保机走向帝位，在丈夫去世后，述律太后又操纵了皇帝大选。纵观帝国历史，最风光的女性，无疑应属承天太后萧燕燕，她临朝称制30余年，最后把政权顺利地交给了儿子，也正是在她统治时期，帝国达到了辉煌的顶峰。圣宗升天之后，他的两个妻子齐天皇后和法天皇后斗法，搅得整个契丹政坛动荡不安，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帝国内忧外患逐渐出现，开始走下坡路。帝国女人的境遇开始艰难起来，是从道宗开始的，道宗因为一首《十香词》而赐给妻子三尺白绫，堂堂的皇后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赐死了。而这时的帝国也同这位皇后一样，风光只是表面，内部的重重矛盾随时都可能爆发，将一切摧毁殆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契丹帝国这驾大车，也是由耶律氏和萧氏联合驾驭的，当女人们掌权时，这辆大车在顺利地前行，而当女人的地位衰微到沦为王权的附属品时，这辆大车也在顷刻间坍塌了下来。
契丹帝国退出历史舞台已经800余年，但一些独具特色的治国方略及习俗却影响深远，至今独领风骚。然而这个帝国的历史及其创造的许许多多的辉煌，仍被无情的岁月尘封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