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河流域过着悠闲生活的契丹人无意中发现了南方世界的富庶和繁华。有着狼族血脉的他们忍受不住诱惑，未经充分准备就迫不及待地整装南下。等待他们的不是鲜花和贡品，而是硬弩长剑。为了生存，契丹人只好背井离乡，分头行动，各走各路。
近500年的蛰伏换来的不是消亡，而是成熟与雄浑。因为在蛰伏中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临摹的样本——盛唐。
跟历史上所有的民族一样，契丹民族也走过了从氏族到国家的艰难过程。只是，这段艰难的历程并不是外力所致，而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一次冒失行动。鲜卑——堪称骨灰级的草原前辈，决定适当教训他们一下，于是“不痛不痒”地给了他们一巴掌……
一分为三：朝贡带来的意外后果
契丹族在辽河流域，过着悠闲的游猎生活，虽然有吃有穿，但他们的生活条件，却远不及中原发达的农业文明所创造出来的繁华世界。如果说，契丹人在没接触到外面的花花世界时还能安于现状的话，那么，当外面的世界已经在触手可及之处闪烁着耀眼的光彩时，让他们仍然保持一种满足的心态去面对自己仅有的生活，就不现实了。改变发生了，而这种改变，起步于对外面世界试探性的接触。
公元466年至470年间，史载：“真君以来求朝献，岁贡名马。显祖时，使莫弗纥何辰奉献，得班飨于诸国之末。归而相谓，言国家之美，心皆钦慕。”尽管这是契丹族第一次派使者向北魏朝献，但得到的待遇与当时其他民族的使者一样，甚至在赐宴给使者们时，还被排在了最末等的位置。
尽管如此，这次朝贡在契丹诸部内部，仍然掀起了轩然大波。何辰回到契丹以后，把自己看到的北魏的兴盛富庶景象描绘给族里的人们。中原的繁华很快传遍了契丹八部，族人们顿生仰慕之心，就此开始与北魏进行互市交易，并且与北魏王朝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年年贡赋不断。
从记载来看，当时的八部是各自来“朝献”，各自与北魏交易互市的，他们之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但是没有统一组织的契丹八部族，彼此之间却保持着互为兄弟的血缘关系。他们牢记着八部出自共同的祖先，并将其作为互有血缘关系的证据。
辽阔的北部草原，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生活在上面的每个民族，无一例外，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脆弱的，只能被吞没；只有坚强的民族，才能挺立并发展起来。这些压力，除了来自大自然，还来自其他民族的侵袭。
契丹部落各自分散活动的状况，延续了很久。在这段时间里，契丹人不仅多次为慕容氏攻破，在北魏统治后期，契丹西部的柔然也逐渐发展起来。北魏太和三年（479）契丹因无法抵制外界逐渐强大所带来的压力，其首领莫弗贺勿于率领部落成员“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请求内附，整个部落最后迁徙到了“白狼水东”，即今天辽宁省阜新地界。在这里，契丹族在与中原的不断接触中，经济和军事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开始试探性地向外拓展。
北魏灭亡后的几年，刚刚建立起来的北齐政权尚无能力北顾，中国北方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权力真空期。契丹就趁这个时机，开始了扩张的步伐。最初他们西攻柔然胜利，杀死了柔然首领铁伐。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契丹人，转而南下袭击了北齐的边境要塞，企图乘这个国家立足未稳之际，获取更多的战利品。然而，这次南下无疑是捅到了一个大马蜂窝，北齐对这次侵扰立即作出了反应，决定对契丹进行报复性的还击。北齐的这次出征，除了报仇，自然还带有树立国威的意味。于是就在同一年（北齐天保四年），文宣帝亲自率部北伐，一路经平州（今卢龙）、白狼城（今喀左）、昌黎城（今朝阳），一直杀到了青山（今阜新西大青山），大破契丹，俘虏了契丹十万多人口，以及杂畜数十万头。
这次战争对于契丹族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大量人口与牲畜被抢走，让他们的经济一蹶不振，无路可选地只能臣服于北齐。北齐也达到了这一战的目的，报了仇，雪了耻，占了便宜，也扬了国威。这一战之后的第二年，契丹就正式入贡于北齐政府，附表称臣了。
可是，祸不单行，很快的，契丹族的又一个灾难出现了。发家于草原西部的突厥民族势力大增，就在契丹入贡北齐的第二年，发兵灭掉了曾经强大一时的柔然，并开始向东攻打契丹。契丹与北齐战后还没来得及恢复经济，又失去了柔然这个屏障，面对来势汹汹的突厥人，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
面对这种南有北齐，西有突厥的局面，分歧，在契丹族内部产生了：有一部分契丹人，为了躲避战祸，选择了向东迁徙；留在原地的契丹人，因为没有抵抗的能力，终于被突厥纳入统治范围之内。自此，契丹族分化成三个大部分，一部分为北齐“分置诸州”的俘虏；一部分东迁；还有一部分受突厥统治，由可汗设官管理。
50年后重相聚：面目全非的契丹八部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契丹部落经过了一个从分散到聚合、改组的过程。长期的战争，使得分散的各部落认识到，单纯依靠各自的力量，是无法维持本部落的生存的，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与外族抗衡和“寇抄”近邻的财富。正是由于外部的压迫，促使契丹民族团结起来，正式组成了“部落联盟议事会”。
隋朝统治时期，契丹族开始有了新的变化。按《隋书·契丹传》记载：“开皇末，（契丹）部落渐众，遂北徙，逐水草。……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隋末唐初的契丹人正在经历着“亲族部落间的联盟”的历史发展阶段，这种亲族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
他们的发展经过，史料并没有留下直接的记载，只是从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从6世纪中叶开始，周围的强大邻人北齐、突厥先后发动了对契丹的进攻，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把他们打得四散。
防御外来侵略的要求，显然是促使他们联合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契丹八部从分散活动走向初步的联合，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按照一般惯例，互为兄弟的亲属部落，本来就比较容易在对外作战中相互支援；一旦客观条件成熟，共同推选出酋长来联合各部对外作战，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在今天看来，这只是在部落组织的发展史上向前迈进了一小步，但是对契丹族人来说，走到这一步，却是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酝酿。不过，他们并没有在这种松散联盟阶段多作停留，当契丹人尝到了联合作战带来的甜头，而外部条件又要求他们增强这种联合力量获取更多利益的时候，这个暂时的松散的联合迅速地进一步发展成为固定的永世的联盟。
历史的车轮转到了公元6世纪末。隋文帝杨坚南征北战，终于结束了中国的分裂局面，在中原地区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政权。那些当年被北齐俘获，而分置到营、平各州的契丹人，看到了南方政权的强大与稳定，认为应该是一棵可以依靠的好乘凉的“大树”，于是部落首领莫贺弗派使臣到隋，表达臣服之意。有人主动来归附，这是多么及时地宣扬国威的事情啊。隋文帝感到面子十足，当然是快乐得不得了，所以不但对这次内附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举朝迎接，还立刻封了莫贺弗为大将军，更是满口答应了契丹人的内附请求，特许契丹人回到原来的居住地，继续在白狼山东北部生活。于是，就在这一年，契丹举族内迁。
受此鼓舞，不久，东迁的万余家契丹部众，也举族迁徙，内附于隋。隋朝政府自然以同样的热情接纳了他们，同样也让其回到了原居住地，与从北齐回来的契丹部汇合。
几年之后，一直受突厥统治的4000余家契丹人，也脱离了突厥的控制，回到白狼山东北。但是这批人的回归，却没有前两批兄弟那么幸运。当时的隋王朝非常清醒，知道自己的北部防线并不牢靠。对于北部最大的威胁——突厥，隋朝选择了守势，尽量避免发生正面的军事冲突。因此，隋文帝非常担心契丹的回归，会影响并不稳固的和平局面。于是，文帝下令，赐给这4000家契丹人粮食供给，但让他们重回突厥的统治区内，并作势修书一封给突厥可汗，为契丹人求情，请求可汗不要因其叛离而予以惩治。
但是，契丹民众的统一之心，完全没有因隋朝的拒绝而动摇。从突厥统治区回到故地的契丹人拒绝再次离开自己的族人，隋王朝最后也只能妥协。于是，在开皇末年历尽劫难的契丹诸部再次团聚在一起。
近半个世纪的分离，使得分散在三处的契丹族人再次相聚时，族内诸部的名称，已经与从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可以确定的是，此时的八部成员绝不会与古八部完全相同。这时的契丹八部，是在累遭强邻攻击，成员多次被掠、迁徙，部族严重受创后出现的，就像历史上说的，他们已经“部落离散，非复古八部矣”。
但是，也许是受到起源传说的影响，在他们的观念里，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神人天女所生八子的后代，这种同宗同源，绝不是时间与空间能够隔断的。正是这种理念，促使三部分分散各处的契丹人在历尽艰难后重新相聚。而重新整合后的契丹族，仍然保持了八个部落。不仅如此，契丹人之间并没有因半个世纪的分离产生隔阂，他们反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进而促进了契丹部落联盟的产生。与此同时，在八个部落中还出现了大贺氏这一显贵的氏族。而此后的很长时间里，整个契丹部落联盟的联盟长，都从大贺氏中选出。因此，契丹历史，从这时开始，进入了大贺氏联盟时期，这一时期，从隋末持续到唐初，大概经历了100年，此时的契丹八部，各部的名称改变很大，并没有恢复到古八部时期。
内附以后的契丹，基本上和隋王朝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经常向隋王朝入贡，并表示臣服。根据史书记载，只有在隋炀帝初年，契丹和隋之间爆发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战争。据说因为“契丹劫掠营州”，大业元年（605），隋炀帝下令官员韦云起“护突厥兵讨之”。韦云起和突厥启民可汗所派的两万骑兵到了契丹领地，谎称是路过此地，要去柳城与高丽交易。也许是出于对隋朝的信任，契丹人完全相信了韦云起的说法，对于突厥大军入境完全没有提防。行进到离契丹兵营50里的地方时，突厥军队忽然加速前进，袭击了猝不及防的契丹部。契丹有四万多人在此次偷袭中成了俘虏，其中的男子全部被残忍地杀害，女人则连同劫来的牲畜一起被突厥和隋朝作为战利品平分了。这次战争，对于刚刚稳定下来的契丹族来说，几乎是一次灭顶之灾，他们损失了近半数的人口，经济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几年以后，突厥启民可汗去世，他的儿子继任汗位，称为始毕可汗。新可汗年轻有为，在他统治时期，突厥的势力大增。而当时的隋朝统治已近末路，隋炀帝的暴政引发天下大乱，群雄竞起，中原地区战火不断。百姓们为了躲避战乱，纷纷逃至突厥，而边疆的各少数民族，无论是草原东部的契丹、室韦，还是西部的吐谷浑、高昌，也都不得不臣服于突厥，以求在乱世中自保。沉重的军事打击和强大的外敌，并没有让契丹人从此一蹶不振，他们就像草原上的野草一样熬过冬天，当春风吹来，又茁壮地成长起来。
唐朝的建立，可以说是契丹复原和壮大的“春风”。唐建国初年，在北方草原上的突厥，已经是当时的霸主了，其势力远远大于唐王朝。随着唐朝完成了中原的统一，开始经营边疆，最初臣服于突厥的契丹，开始处于二雄之间的境地。弱势的契丹只能分别款表称臣，以示恭顺，但也时而侵入唐境攻城略地，时而反抗突厥控制。
对于这种游离状态的边疆民族，唐高祖和之后的唐太宗，改变了隋朝那种表面招抚、实际上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们更加积极地拉拢契丹，实行笼络和扶植的政策。
随着唐朝的逐渐强盛，契丹诸部开始相继脱离突厥的控制，内附于唐。开始时，契丹族的君长咄罗只是试探性地派出使者，带着名马和貂皮等特产，来到长安朝见唐高祖。高祖李渊表现出天朝上国的风度与气派，这种态度给了契丹人很大的鼓励，于是，往来频繁起来。几年以后，老君长故去，新任的君长摩会朝唐，此时的唐朝也已经历了“玄武门之变”，皇帝换成了太宗李世民，新皇帝比老爸更加慷慨，他赐给了摩会“鼓纛”（象征可汗权力的战鼓和旌旗）。从此“鼓纛”成为契丹君长权力的标志之一。
估计唐太宗也没有想到，契丹人会如此重视他的赐予，甚至契丹帝国开国皇帝阿保机的老婆述律氏，也因为保护丈夫“鼓纛”，而一战成名，当然这是后话。随着契丹与唐朝的接触越来越多，李世民在拉拢契丹人的问题上，又下了一剂猛药，使契丹人终于下了决心正式接受唐朝的“统治”。这一次，李世民赐了契丹君长“国姓”。何谓国姓？想必不用过多解释了，就是跟皇帝一个姓。了解中国姓氏的人大概会有这样一个感慨，就是把姓氏按人口数多少排序，排名靠前的几个几乎都曾经是“国姓”呢！其中的原因并不只是皇族显贵，孩子生得比别人多，现在看来，应该有一大批是被赐了“国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