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文革中都受到冲击，那时候还没恢复工作，在学校我依然是狗崽子，比黑五类的孩子混得还惨。长得文弱却又生性高傲，所以常常是被人欺负的对象。在市上干部子女云集的第一小学里，我没有朋友。几乎所有机关干部的孩子都被家长告知离我远点，免得沾包。那些文革后按片区划进来的工人和市民的子女也不搭理我这个走资派的狗崽子。
你不知道，对于一个十一岁的孩子，那是什么滋味。你上课，不听讲的人可以拿钢笔在你白衬衣的后背悄悄画一只小乌龟；你交了作业，本子会无端的掉到水盆里；没人敢和你说话、没人和你玩。我只好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学习和读书上，老师们暗暗的帮助我，为我额外辅导功课。很快，我就成了年级学习最好的学生之一。
只有李莉和几个部队干部子女不理那一套，和我是朋友。她能歌善舞，是校宣传队的队长，她哥哥冀中是校红小兵大队长。她经常大骂那些恶作剧的家伙，甚至威胁要把他们送到他哥哥那里去专政（就是去尝他哥哥的拳头！）。在她的保护下，我才度过最初那段难挨的时光。
但是她的活动很多，经常是下课就跑了。这时候，智华出现在我身旁。用那时候的话说，他是个根正苗红的工人子弟，人憨厚不爱说话，长得很壮实，是校田径队的主力。
同桌的恶少老欺负我，在我向老师告状之后，老师把他调来和我同桌。他学习不好，但好学上进，老师让我帮他。自从他挥拳把我原来的同桌打掉了一颗门牙之后，我在班里的处境立马好转了。当然，在我的帮助下他的学习成绩也明显提高。终于，也可以跻身于我和李莉这些有家世背景的好学生圈子了。
升初中，虽然我的成绩那么好，却因为父母的问题被搁置了。李莉、智华他们选择去了市一中（四、五、六年级一起升初中也是那一届的一大奇观），我妈只想我能顺利的从小学部升到初中部就好，可是就这都不行。我独自步行十几里跑到关押父亲的学习班大哭了一场。父亲悲愤而无奈地搂着我，只说：“一切都会好的，我马上就可以出去了，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