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从来买盒饭的两个小姑娘那里知道了哪些地方是小公司最集中的地方，偶尔听她们抱怨街上到处都在施工太脏、工作太忙没空出来买饭。第二天我就一大早跑那些小公司，跟他们定盒饭，中午直接送上去。后来干脆印了快餐公司的名片，电话订餐、定点送饭，生意一下就火了。老板高兴得要死，让我做经理。其实他也就雇了四五个人做饭、卖饭什么的，根本就没注册公司。哈哈！
就靠这个业务，我被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板看上了，就进了他的公司做文员，兼职拉广告。”我想象着这样一个娇弱的美女在深圳尘土飞扬的街头嘶喊着叫卖、在油迹模糊的地下室里洗菜切菜得样子，不敢想象我自己在那种条件下会怎样。不过我想经过文革的人应该起码是心理上就比我们坚强得多。
估计是我那一脸得敬佩逗乐了她，她说：“这算什么？那个发现我的广告公司老板你猜原来是干吗的？”
“他是真正的老三届，在陕北下过四年乡，美院毕业，去深圳以前是北京一个区里的宣传处长。那时候深圳聚集了全国的人才，想发展不快都不可能！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我可能就跟着他一直干下去了。”她笑吟吟地说着。
“发生什么了？他爱上你了？还是你爱上他了？还是你做砸了生意他把你炒了？要不就是你又找到更好的工作了！”我弯过身就着明晃晃的月光盯着她瞧，叽叽喳喳得比麻雀都闹。
“呵呵，哪有那么复杂。我跟他干了一年多，拉了几个比较稳定的大客户，从文员升到副总。说句当时的笑话：在深圳街头倒下个广告牌来，砸着十个人，八个是老总。所以我这个副总也没啥了不起的。”听得我哈哈大笑。
“可公司里有几个小女人不乐意了，尤其是一个原来和他一起从北京来的，是他老婆的同学还是发小什么的，大概和他老婆搬弄了不少是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