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青云并不是江东县人，也不是湘州市人，甚至不是海津省人，他原籍湖南，自幼在北京长大。都说绍兴师爷湖南将，陆青云身上也多少有些武将的霸气。
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直接进了团中央，后来被一位中央首长赏识，调到身边做了贴身秘书，这一做就是十年，和这位首长的任期一样。
十八大结束后，这位首长把陆青云叫到身边，说了一番至今让陆青云十分感动的话。“青云啊，你跟了我十年，23岁到33岁，人生最宝贵的十年都奉献给了我，我要先感谢你啊。”
“能在首长身边学知识，长本领多少人求之不得，与首长在一起的这段光阴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十年。”
“会开完了，你有没有觉得院子里冷清了许多，那些以前没事都要来转转的人，都给新人朝贺去了。”
“首长，何必在意这些，该来的人总会来，不该来的人，来的再多也只是徒增一些烦扰。”
“青云，我又何曾没有料到今天，干部做到我这一级，还有什么事情是看不透的。”
门前冷落鞍马稀，这是每一个官员退休后都要面对的境况，任何人都逃不过。
“首长，等明年三四月开完两会，您把政府的职务也退了，到时候我就开着车，带着您和夫人到处去走走，我们游遍祖国的万里江山。”
“这正是我要说的，明年人代会和政协会一开完，我就算全退了，到时候说话会比现在还不灵。”
“不管灵不灵，在我心中首长永远是首长，我一切都听首长的。”
这位首长，原名肖援朝，在文革期间凭借军功在北京崭露头角。文革中，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四人帮”的活动，但是排起来也算总理这条线上的人，善与恶已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
文革后，清算“三种人”险些算到首长的头上，首长索性就改了名字——“肖万方”，取自“万方有错，错在朕躬”，也算是对以前历史的切割，更多的是悔过之意吧。
肖万方鹤发童颜，浓眉大眼，发型是典型的斜七分大背头，“鹤发”因为工作的需要染成了黑色，童颜却一点都不假，可能是保养的好也有可能是心态比较随和，快七十的人皮肤还和小孩子一样，白里透红，只是近看脸上还是被时间留下了深浅不一的细纹。
陆青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肖万方的情景，当时肖万方已经是国家领导人，响当当的中央首长，而他虽然在团中央工作可是初出茅庐完全没有任何权力和地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团中央办公厅通知他去见肖万方的时候，他以为只是例行公事，肖万方要询问一些他分管的共青团事务。陆青云战战兢兢的拉门进去，肖万方的两只脚搁在办公桌上，说了一句：“你来了啊。”
在陆青云的意识中，把脚搁在桌子上是对客人的不礼貌，而且显得很粗俗，当时陆青云心中鄙夷嘴上却不能说什么，肖万方又询问了一些他的家庭情况、学习和工作经历，然后放下双脚走到陆青云面前，说：“好了，明天开始你就是我的秘书。”
多年之后，陆青云才知道把脚搁在桌子上是一些中央首长的习惯，这被当做革命传统一直沿袭了下来，只是这革命传统从何而来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首长把脚搁在桌上见一个人，传递的意思只有一个：你是自己人。
见陆青云走神了，肖万方略微提高了一点音调，说道：“青云，你现在还年轻，我可不能耽误你的前程，趁着我现在说话还管用，会帮你谋个好去处。”
俗话说：人走茶凉。肖万方想在茶还没凉透之前尽快安排好陆青云的去处，等到茶凉透了恐怕会力不从心，肖万方从来都是掌握主动的人，他不想也不会让自己处于被动，秘书有好的归宿将为他的从政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
“首长，您也知道我并不是有什么大志向的人，跟在您身边十年，也听得多，看得多了，早就心如止水，对仕途没有什么追求了。”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成家，成了家你就知道立业的重要了，那种封妻荫子的责任感不得不推着你向前冲。”
“首长，您真要这么说，就让我留在北京吧，有事情我也方便过来照顾。”
“你读过《苏共亡党十年祭》吗？”
“十年前读过。”陆青云见肖万方突然这么问，多少有些吃惊，只能如实回答。虽然对于苏共亡党、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在民间仍旧属于不禁又不谈的敏感话题，但在****党内高层，却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形势所迫，如果再不好好研究苏共垮台的原因，吸取历史血的教训，难保哪天中国不会山河变色。
“我啊，最近又读了一遍，和十年前读，感受和想法完全不一样了。”
“怎么个不一样？”陆青云好奇地问。
“十年前，我一直认为压垮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会是腐败和没有节制的特权，现在看来这种认识过于狭隘了。”
肖万方抽出了一支黄鹤楼的香烟，陆青云马上掏出口袋中的打火机替他点上了火，肖万方烟瘾极重，直到最近几年咳嗽得厉害，才稍微少抽了一些。
陆青云自己是不抽烟的，但口袋里总是放着一只打火机，一看肖万方摸口袋便会立刻拿出打火机，当肖万方把香烟搭在嘴唇上的时候，陆青云往往已经点着火，不差分毫的点燃了烟。这过程一气呵成，完全找不到一丝缝隙，如此的默契正是肖万方最享受的。
肖万方深吸了一口烟继续说：“社会主义四百年，为什么迄今为止只有我们、古巴、朝鲜还勉强支撑着。是上层建筑出了问题？我越想越不对，上层建筑是最稳定的构造，美国也是我们这样的结构，英国甚至比我们的结构还要畸形。现在想来，应该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改变，倒逼着上层建筑做出调整，但是这种调整并不见得都是成功的。简而言之，是中央对于地方势力的管控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