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位继承制度一直是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也同样是让他们最头痛的问题。这是因为，各朝各代最高统治者的共同心愿就是如何把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顺利地传给自己的子孙，并且让自己的子孙万世千秋地传下去。
到了隋唐时期，储君制度发展得更加成熟，一般都是立嫡长为太子。
为此，唐朝还专门建立了东宫，并配有东宫官属，太子贵为储君。但是龙生九子，各不相同，往往嫡长子的智慧、才干、功绩还不如他的兄弟，这就会引起他的兄弟觊觎他的皇储地位。隋唐相继发生了隋炀帝逼父夺位、唐太宗杀兄夺储然后又逼父让位的事情。这些事件都表明了嫡长子继位的制度并不能保证皇权的稳定过渡。
这就好比兄弟两个分家产，都是老子的儿子，都为创下家业流过血汗，如果家里盖了两层楼，老大、老二各一层。但分家，和分天下，还是有质的不同。虽说是家天下，可家好分，皇帝却只能有一个，如果都想当这个户主，那就会捅娄子。
汉武帝刘彻皇权在握之际，他并没有忘记其曾祖母吕后的种种恶行。于是，汉武帝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子为储君，母当赐死”。就是说如果皇后一旦生下皇太子，那么等待皇后的就只剩下死亡一条路。原因很简单，汉武帝以此来谨防类似吕后这样的垂帘涉政所导致的历史悲剧再度上演。
垂帘听政并不是一种多么令人放心的好办法，它之所以能够被沿用两千年，还是因为别无选择——如果连母亲都是不可靠的，那么在权力场上还能信任谁呢？
按照今天的法律规定，未成年人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在封建时代，虽然没有这种观念和制度，但是冲龄践祚的皇帝在大婚之前，只能在书房中接受皇家教育，或是在皇帝宝座上枯燥地接受百官的朝贺，亲政的权力只能交给他的监护人——皇太后。
作为女性来说，能够与皇权男性结合是她们攫取权力的前提。但是仅有这种前提，还不足以让一个女性合法地从她的亡夫那里继承权力，只有自己的未成年儿子是皇位继承人，她才能以太后的名义发号施令。
“母以子为贵”的现象在政治上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孩子太小，由娘看着。那些文武百官在向年幼的皇帝叩首的同时，自己的双膝也自然地向皇帝身后的皇太后弯下了。
尽管这种本属于男性的皇权已经为女性所操控，作为皇帝的生母或嗣母也得到了文武百官的拥戴，但是这种拥戴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女性参政权力的认可，而是对由女性代理的皇权的一种认可。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十一月初三，武则天的得力干将、时任礼部尚书的许敬宗向李治上奏，建议解决国本问题。所谓国本问题，就是太子问题。当时的太子的确有问题，因为太子是李忠。
李忠不但不是武则天的儿子，也不是前任淑妃萧氏的儿子，甚至在实质上也不是前任皇后王氏的儿子。他的母亲姓刘，是李治的一个妃子，在嫔妃中地位比较低。前任皇后王氏因为自己没生儿子，就在柳奭的建议下收养了李忠。成为王氏的儿子后，子凭母贵，李忠于永徽三年被册封为太子。
当初能成为太子，李忠貌似一步登天，却不知那根本就是一条死路。因为许敬宗所提的“国本”问题得到了李治的重视。当初立李忠为太子是看在前任皇后王氏的分上，现在王氏都已经死了，也不需要看谁的面子了。何况，这个太子再当下去，说不定会比王、萧二人死得还惨。
因此，许敬宗刚一表示应该立武媚的儿子为太子，李治马上说李忠已经主动请求让出太子之位了。许敬宗就说：“如果李忠能像吴太伯一样不恋栈皇位，请陛下赶快答应他。”
永徽七年正月初六，李治把李忠由太子降职为梁王，梁州刺史，武则天的大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李弘当时年仅四岁。
正月十七，李治又大赦天下，把年号由永徽改为显庆。这一年也由永徽七年变成了显庆元年。武则天成为皇后，李弘成为太子。看起来，大唐内部的一切尽在武则天的掌控之中。
小事不断，大事没有，大唐帝国安定团结的局面依旧。
如果把大唐帝国看作一个人的一生，这时候的大唐帝国经过贞观、永徽年的生长发育，进入了盛年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人口不断递增。当时唐都长安人口更是突破了百万之众，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会。
这一年，新皇后武则天三十五岁，李治三十一岁。
唐高宗李治改元显庆。李治和武则天这两口子最爱在年号上搞噱头，大玩文字游戏。这两位尊神的年号加起来，几乎占去了大唐诸年号的将近一半。
唐高宗在立武则天当皇后之前也只用了一个年号，叫永徽。可自从大唐第一创业女能手武则天参政以后，年号变动一下子就频繁起来了。武则天当了二十八年皇后，一共用了十四个年号，平均一个年号用两年；当太后五年，用了四个年号；当皇帝十五年，用了十四个年号，平均一个年号只用一年多一点，甚至有的时候一年就改三次年号。比方说696年，本来叫天册万岁，但是因为武则天登嵩山封禅，又改名叫万岁登封，刚叫了三个月，因为修建通天宫，又改名叫万岁通天。
武则天改年号就像我们在微信上改签名似的，恨不得让天下人都知道她在想什么，做什么。但也由此可见，从登上皇后之位的那一天起，武则天就陷入了自己内心的不安和焦虑之中。作为一个女同志，她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年代符号，去让天下人认可一个女人当国的合法性。
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和新皇后武则天特地在玄奘法师译经的大慈恩寺举办一场无遮大会，为新太子李弘祈福。
无遮大会是佛教举行的一种广结善缘，不分贵贱、僧俗、智愚、善恶都一律平等对待的大斋会。玄奘《大唐西域记》谓古印度“五岁一设无遮大会”。五年办一次，可以说是佛学界的奥林匹克，中国的无遮大会始于梁武帝，盛行于南北朝。
在这场佛教盛典的梵音佛乐声中，“后贞观时代”也随之风流云散。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十月，刚过而立之年的唐高宗和他的大唐帝国第一夫人武则天携手在朝堂之上掀起清算狂飙。夫妻同心，其利断金。网早已撒开，该到了最后收网的时刻。
唐高宗再度下诏，命李绩、许敬宗等五人重新审理长孙无忌谋反案。这是一项必须要完成的政治任务，无论采用何种手段，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国舅长孙无忌打成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然后将其彻底清洗。
当年九岁的李治，伏在自己的老娘长孙皇后的灵柩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太宗皇帝由此对他分外怜爱，他也因这个大仁大孝的举动打动了舅父长孙无忌的心。
从此长孙无忌力排众议，为李治竞选太子，奔走拉票，力挺不止，直到把他这个仁孝双全的外甥给送上了皇帝的宝座，然后扶上马送一程，送了一程又一程。整整十年，权力这东西拿起来就放不下。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病死在翠微宫含风殿。二十二岁的青年李治，面对唐太宗李世民的突然驾崩，无所适从得像只受惊的四脚小兽，惶恐不安地抱着舅父长孙无忌流泪不止。长孙无忌轻声附在耳边提醒他：“你已经是皇帝了，皇帝不应该是一副孬种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