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2月最后一天元宵节的晚上，有着一丝贫困和陈旧气息北平城里的响起了节日时的炮声，似是像春节一般热闹非凡。这不仅仅是因为元宵佳节的缘故，还因为正是这一天象征国耻的东交民巷里的多国大兵乃至包括一些巡警在内开始主动灰溜溜的撤出了城。中国虽然是一个贫困落后百姓素质和教育也较差的国家，但自古以来“天朝上国”的自信心的崩塔乃至那些外国人逐渐在华经济渗透后很多人同国内的牛鬼蛇神们一般无二的嘴脸还是培育出最早的朴素民族主义情怀，并且在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和无线广播、初级教育、传媒出版的初步发展后近一步增强了。
张学良在这一天最终下定了决心，在东北军主要将领的会议上宣布了有关和平改编的重大决定。心腹黎天才的意见到是次要的，张学良知道他是个有亲共倾向的左翼分子。海南岛上传来的消息外加北平城里外国人的动向使他最终认识到谁才是更强势的一方，乃至如果自己选择跟随老兄弟蒋中正去日本的话会面临怎样的生活。虽然做为一个军阀他对于赤色势力有相比日本等白色帝国主义国家更深的警惕，但他相信建国后自己的影响力再被消除和打压，也是个庞大的存在，可以大展拳脚的地方还很多。
“中华苏维埃的情况我不了解，但是苏联的情况我可是了解的。那里只有一个太阳，这和平改编之后真的有我们的地位么？”不少人对此还是顾虑重重。
“条件是谈出来的，局面要靠我们创造。我们的战斗力虽然相比他们的野战主力相差悬殊，全部堪战的二三十万主力部队不一定顶的上他们一个主力军甚至一个精战团，但至少现在他们的党员乃至军队都很有限，又面临比较大的外战威胁。暂时还是要靠我们管理这华北和东北的地面。相关事宜这份文件上有，政治委员做为顾问团只到团一级。负责军纪和兵源选拔，以我们为主，行政机构也是这样。社会主义改造和军队统一改造么，提出的时间是十五年，是十五年后我们可以选择去国外或者在国内担任类似教育、交通、水利、外贸这些非强力及重工业部门的部长。”张学良的心腹黎天才向众人解释道。
这些条件远远比云南的龙云、乃至西安的19路军在更早也更为关键的时候起义并接受彻底改编的待遇优厚的多。也不是历史上的傅作义所获得的条件能够并论的，这确实同此时远比1949年更为严峻的外战威胁有直接的关系。在斯大林给中华苏维埃的电报中为了避免在过早的时候同日本发生全面的冲突，此时还控制着广大东北乃至华北地区的张学良做为未来两三年内的缓冲是必要的。
在对待香港澳门乃至与英国的关系上，新政权上层内部却有了不小的争论。不少人主张马上解放香港澳门。就像对待西方国家在内地很多地方的殖民据点一样，也有一些人认为现在与英国等西方国家全面摊牌的时间还不成熟。最好是新政权经过两三年的战备之后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彻底解决了日本问题，收复香港和澳门的行动才可以考虑。尤其是橡胶等很多战略资源的转运还是苏联所需的。最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老毛的态度还有莫斯科来的电报决定了对这一问题的最终决定：香港和澳门在短期内暂时不予以武力解放。
然而更为偏远的西藏，在因为某种途径了解到一些情况后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却采取了远比历史上的新中国更为强硬的态度：西藏的政权接收克不容缓，那里的农牧业改造要与内地广大地区从解放到基层相同的时间表进行。
旧西藏的问题被证明是很难用和平与温和的手段解决的。上千年来旧上层和贵族利用宗教严密的从思想和精神上统治了那里的人民。更为主要的是：那里的敌对阶层所占比例不是像汉地的乡绅地主一样百分之一或百分之几的比例，而是百分之大几到百分之十的比例。如果没有一场暴烈而血腥的暴风骤雨对百万藏区进行彻底的洗牌，就像在青甘边界那样，西藏问题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而彻底的解决。
十三世****以来，西藏也如清末时的内地一样进行了一次近现代化的军队改革。从外国引进了少量的机械设备和枪炮弹药，按照近现代军队的军官乃至士兵培训模式建设了一支颇为堪战、至少不比汉地的****或军阀更为逊色的部队。然而正如清末新军成为了满清政权的最重要掘幕人一样，新兴的藏族新军官势力在二十年代也险些掀起一场针对当地宗教势力的反叛和洗牌。这导致即便思想开化如十三世****也不得不重新清理藏军军官层并以传统的旧贵族构架代之。藏军的战斗力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就远不如青马或****正规军了。即便如此，考虑到西藏内部反对的反对阶层乃至外国势力必然的扶植和干扰，进藏的部队也足有两个主力师的兵力，做好了伤亡牺牲几千人进行严酷战斗的准备。
外蒙做为二十年代初就在苏联的影响下和苏联一同宣布独立的地区，虽然如今依然在中华民国的版图范围内。但即便是中共内部的民族派也意识到在此时的情况下就在社会主义内部制造摩擦是极为不智的，斯大林也明白这一点。即便对于在二七年曾经翻脸过的中华民国政权也没有在抗战时期利用中国对苏联的依赖签定什么明确的外蒙独立条约。只是到了苏联携二战胜利之威与美英划分好势力范围初步解除欧战威胁的情况下才明确了外蒙的地位。
1934年4月阳春时节，随着连续几个月的进军，全国除西藏台湾等个别地方外已经基本解放。中华苏维埃应于何处最终建都摆上了议题和台面。除北平外，有人主张南京、有人主张西安、还有人主张武汉做为最终首都。
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选择似乎是比较显而易见的：北平的周边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大都是最为巩固的解放区和根据地，这就是选择立都北平的最重要原因。然而在最终获得胜利的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革命的核心地区仅仅是以大别山及西北地区，最多加上赣南、胶东等一些曾经沦陷过的根据地。并不存在大面积且长期巩固的解放区。这个优势似乎就没有了，倾向于南京和武汉甚至西安的人也不少。
“我主张我们还是应该最终定都北平，并改名为北京。当然，西安可以做为我们临时的陪都。在短期内，西北交通线的建设是极为重要的”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也是农村土地革命创立者之一的毛泽东在思索了很久并听取了很多专家顾问的意见和资料之后最后说道：
“或许有人反感明清北洋以来北平的一些旧王朝的封建陈腐气息，但如果我们本着遵从中国传统而事实求是的原则呢？以北平为中心周边五百公里的范围内都是以人口密集交通纵横的平原为核心的地方。民众也因为长期以来的历史统治更为良善易治，之间的沟通没有太大的方言语言障碍，便于各种政策的落实，这就是北京相比其他地区的王气所在。另一方面，现在已经有一些情报资料表明：从地理和资源的角度来说：北京是中国工业与农业剩余资源的重心，这对于中央政权的巩固是必要的。至于我们要建立的一个新政权是要真的搞联省自治乃至自由派那一套还是一个党中央更有权威的集权政体，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比西方晚觉悟了几百年、差距那么大、不谈我们共产主义的最终理想。哪怕仅仅是从民族需求而言，俄国人的路也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我们的老对手蒋介石，乃至外国的凯末尔这些资产阶级不也是对此有部分的认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