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的大战结束后，压迫在江北红军四周的各路军队如潮水般的退守到了主要大城市及交通线上，部队的行军不再需要像往日那样昼伏夜出轮番排除人员侦察警戒和戒备了。
但为了避免意外，独立旅还是分乘几百条小船集结起来沿微山湖以南的水路向南行去，夏季的大洪水也使得着一千几百里的南归路途中的近半可以走水路。一连除了一百三十多名伤员，包括张文在内有较完整战斗力官兵也都多多少少有些弹片或摔伤之类的轻伤挂彩。但张文却并不打算发扬风格玩“轻伤不下火线，轻伤不下一线”那套。因为他觉得不但每一个战士的生命是重要的，可恢复的战斗力同样重要。从实用角度的意义上：一个战士的伤情如果感染或转化成不可恢复的伤残，那可能比牺牲给自己及他人带来的代价更大。做为独立旅传奇般凯旋而归的英雄模范，独立旅也给了一连在行军路途中完全的照顾，如行在中央并没有负担轮流外围警戒或执行任务的职责等。
夏季这场二十世纪中国可排前三与1954年、1998年并论的全流域性大洪水给部队的南归带来一定程度的方便，却给数省的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国民党一方面为了应付剿共战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因为宋子文等利益集团在行政院以法律过程为名义的阻挠，直到大规模的灾害爆发两个月后的8月份才讨价还价般的把蒋提出的八千万元救灾方案削减到六千万元后才开始实行，这还是包括了大量的民间捐款之后的结果，不完全是政府的救灾出资。而在这之前，至少有十几万人直接死于洪水---还不包括这之后的饥荒及疫病。
38年黄河决口后，当年的日本人都在黄泛区做了些宣传性面子性的工作。身为江北红军独立旅的官兵当然也不可能对过往的一切熟视无睹。部队没有六千万元借款筹款也没有四十五万吨进口来的美麦。全军出发的时候只带了可供部队行军一周的随身口粮及可供一万人大约两个月一个战役周期所用的十几万元战费，全部做为送给难民做逃荒盘缠的救济物资发了下去，即便如此也是杯水车薪。
结果，部队发现在如今这世道最有效的救灾办法，还真就是农民起义般的“吃大户”。很多架空小说里对农民起义持否定的看法，说什么“每到一地就如蝗虫一样破坏一地的生产”可张文却知道人并不是蝗虫，每到一地不可能像畜生一样对农田乱踩乱踏蓄意破坏，农业社会中的生产资料的抗损能力也远非依赖体系的工业社会那么脆弱，就算是少了些人力，可在这几千年来人多地少的中国，什么样的极端情况下才会出现田不够人种的情况？依张文来看，要不是明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恐怕饿死的人要更多，经济被破坏的将更严重。
并非古代农民军而是全副武装的独立旅威逼下，连续二十多个堡垒乡的硬骨头被啃了下来。千年来的经验使得这些以乡绅大户及富农为主堡垒乡和土围对自然灾害并非没有准备，土围即可以抵御一般性质人为的安全隐患，也可以抵御诸如水灾之类的自然灾害，还可以储备大量粮食。这些大户的粮食储备量因为土地兼并程度还未达到明末那种可供几万骑兵或十几万农民军主力进行大规模机动战的水准，往往一个百来户几百人口的土围仅有可供几百人三年左右的钱粮。即便如此，独立旅也通过打这些堡垒户土围庄筹集了近万吨粮食及近百万元的款子用于救灾，这期间的主要零星战斗由一连以外战斗力并不像一连这么变态的友军进行伤亡在十人以下却可以忽略不计。
经历过严重伤亡不久的一连也没有闲着，张文与郭富还有刘涛等很多人纷发讲解着防疫病以及如何卫生用水的宣传材料。
一连偶尔也发现不少零散的似是农户自己的运粮小船。张文觉得颇为不解，来到一位干瘦的中年身边：“这是县城里在组织运粮自救么？”
中年看到并不了解的大兵也不敢不老实回答：“不，这是向城里交公粮。听说民国承前明的规矩，绝收九成税减八成，绝收七成税减五成，还不能缓交。”
“那大灾租债什么规矩？”
“按剩下的减两三成交，也有的不减。有人说了，他们城里人也是人，也要吃饭。”
一连的战士们见了很多想起了往事，悲愤不已。攻击侦察排的班长张小垒说道：“告诉我们你是哪个乡的，是本县的么？这粮你不用交了，我们负责去找他们解决！”
“哎呦，这位小哥---这可使不得。那样的话我在乡里就没法再待了，要是逃荒后回不了原籍而是流浪到他处扎根，受的盘剥恐怕更重.”
张文的心思与大多数战士不同，他对此并没有那么激动也不觉得难以理解。这是中国古代以来畸形的、为少数人服务的城镇化和工商业化所造成的必然问题。很多人反思古代重农抑商的政策，鼓吹什么“资本主义萌芽”，但在张文来看：这还不如城镇化率和工商化率比例大大降低的满清时代。至少人家清朝还知道西北用兵几年内免粮、绝收免粮，也有条件做到这些。至于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和近现代化？中国剥削阶级的劣根性天然使其很难完成这种转变，必然要走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
“这都是蒋介石造的孽。”王指导员叹道。
“介石是字不是名，名本为中正，我们称其为蒋介石乃是如老朋友般的尊称。从战友到乡亲，蒋及国民党欠我们血债无数，我们教育干部战士也常用诉苦反思的办法。但是我个人却认为：社会本身的问题、整个旧上层阶级本身的问题、整个旧的经济政治制度的问题不应由政府及党派背负全责。他怕它站在大多数民众的对立面，是少数人的维护者。他只是中国内外旧势力及错误路线的一个代表而已。我们要真正打倒的，不仅仅是这个政权本身，还包括旧秩序在人们思想文化上的烙印。”
一连的连排干起初还并不知张文所云，但从江淮灾区到进入大别山根据地边界后的所见所闻，却使人略有反思。在国统区，即便是年少乞丐和年少贫农这些本该是成分最好阶级的眼神中也多了一丝愚昧、狡诈、保守、不纯的目光。而在还没有完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依靠阶级斗争等其他手段最大限度的遏止了社会竞争的根据地，至少年轻人的目光是纯净而充满希望的。联想起在冷战后期的港台乃至某时的大陆即便在畅销小说里都已不多好人的时代，同日本摄影家秋山亮二镜像中八十年代的中国少儿，使张文更加看透了历史的迷雾，坚定了对所从事事业正义性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