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事件一幕幕接踵而至：1886年巴士底狱纪念日，巴黎民众在朗香高喊他们支持将军，不要总统；在将军竞选获胜后，巴黎的群众不断叫喊着要他向爱丽舍宫进军；报纸对他表现得百依百顺，先是罗什福尔的《不妥协者报》，后来是维伊奥的《宇宙报》，再后来，其他一些报纸众口一词，都变成了将军及其运动的宣传页，在还没有出来证实一下已经说过什么之前，便盼望着听听“他们在街上正说些什么”；献给“我们勇敢的将军布朗热”、“啊！复仇将军”和“希望将军”的赞美诗迅速增加，这些歌既表达了群众的感情，也控制了他们的感情；各种玩具、机械工具，甚至——竟然偶像化到这种地步——烧酒，都拿这位受爱戴的领袖的名字来命名，简言之，这是布朗热主义短暂而强烈的支配期，它几乎就要以一次新的雾月十八日而大获全胜。对这些事情无须再做细节上的描述，它们不过是勒庞这本书中的一页。（当勒庞提到那个无名将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上万人，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为他的事业牺牲性命”时，字里行间便隐藏着这些事件。）
布朗热故事余下的部分也包含在这本书里，只是被伪装成了一些概括性的语言。特别恰当的记录是群体——尤其是巴黎，不过外省也一样——爱恨无常所造成的迅速变化的左右摇摆：布朗热今天还受到崇拜，明天便成了嫌犯。勒庞在布朗热的迅速崛起中，也许找到了他用于全书的一条公理，即就名望的起源而论，取得成功就是最大的成功，正像他从布朗热的突然垮台中也看到另一条相关的公理一样，虽然他没有把它明说出来，这就是，就名望危险的衰落而言，失败就是最大的失败。当法国精明的政治家（主要是指老牌政客、法国内务部部长孔斯坦，但并不限于他一人）不断算计这位大众英雄的诸多弱点时，他便很快失势，一如他很快得势一样。布朗热慑于叛国罪的审判，和他多年的可爱情妇玛格丽特·德·邦曼逃离法国。他先去布鲁塞尔，在很快被驱逐出境后，又去了伦敦，然后是泽西，最后又回到布鲁塞尔。他在流放中依然抱着天真的乐观主义，在布鲁塞尔发表了一些没人看的宣言，最后他终于认识到，法国各政治群体想必又落入了狡猾的政客手中，不再把他当作决定他们命运的人了。政治失败的打击，再加上1891年他的玛格丽特因结核病去世，使布朗热在两个月里哀痛不已，终于也让自己躺进了安葬着她的伊克塞勒墓地。
勒庞和他的同代人一起看到了这一切，但是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同，他对自己的所见做了思考。在这出戏的中间，他看到巴黎轻浮的民众迅速忘记了他们的马背英雄。在布朗热逃离法国不久后的1889年6月，万国博览会开幕。在众多赏心悦目的事情中，埃菲尔铁塔独占鳌头，它那伸向天空300米的钢铁身躯，宣告了一个世纪的到来，在这个世纪里，钢铁城市将取代石头城市。在思考群众的轻信和多变时，勒庞想必从他们对那个末路英雄的报复性攻击中看到了证据，说明他们“为自己曾向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权威低头哈腰而进行报复”（见本书第2卷第3章第3节）。
勒庞留心地看着这一切，并以概括的方式把它们写进了自己的《乌合之众》一书。即使布朗热插曲不能为他的社会心理学磨房提供足够的谷物，当时的历史也很容易供给他充足的原料。在布朗热主义消失后不久，便上演了雷赛布——一个能移动山岳、凿穿地峡的人——戏剧的最后一幕。他在苏伊士大获成功很久以后，却栽在因丑闻而引起的巴拿马运河的失败上。在年届88岁时，他自豪地佩带着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却发现自己被判了5年徒刑。对于这件事，勒庞难以做到喜怒不形于色，也无法保持学术上的超然品格。于是我们在此书的一些地方，看到他愤愤不平地分析了民众如何攻击这位“历史上最了不起的英雄之一”。
这一系列事件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被充分理解其含义的法国人至今还称为“大事件”的那件事，它也许加速了此书的写作进度，对此我们并不清楚。就在勒庞写这本书的同一年，出现了对德雷福斯上尉的起诉，他迅速受到秘密审判并被定为叛国罪，然后剥夺军衔，被判在魔岛上终身服刑。他是第一个获准进入总参谋部的犹太人，而且是个阿尔萨斯人。主要是受到惊恐万状摇摇欲坠、虽有政治头脑却又愚蠢透顶的总参谋部当局的挑动，另一方面也受着它的操纵，法国群众的行为后来达到了顶点，并且造成了许多次要后果，其中之一便是给勒庞的书提供了新的依据。然而，1894年对这个非我族类的审判、定罪、撤职，足以把群众不负责任的轻信态度传遍全国，其严重程度使得纵然最不关心政治的法国人（但愿这不是个自相矛盾的称呼）也不会不予注意，更不用说像勒庞这样的观察家了。
也许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为何说勒庞这本书是一部以阅读法国大革命事件为基础的群体行为的社会心理学著作，只是出于习惯，却并不完全准确。这种流行的解释只有部分的正确性。不错，在勒庞用来阐明自己这个或那个观点的五十多个具体历史事件中，有20个左右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岁月，还有几个谈到了拿破仑。不过剩下的事件仍占一半左右，它们不但都发生在法国，而且都是勒庞目睹的事件。进一步说，所以提到大革命，也是因为勒庞本人那个时代的事件起着一部分作用。就像许多其他法国人一样，勒庞受着这场大革命的纠缠，但是在他的著作中还有无数个暗示表明，他对自己身边的群体行为所做的观察，提醒他去注意大革命中的一些相关事件。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往往是因为他看到了19世纪法国的群体生活而对历史的回顾。简言之，他经常是在评价大革命时代群体行为的伪装下，对第三共和国的群体行为进行分析。
如我们所知，在阅读勒庞时，往往会觉得他本人经历过法国大革命，他的希望不幸被第二帝国所出卖，又因第三共和国而彻底破灭。当然不是这样。他只活了90岁，这本使他扬名四方的书问世于他55岁那年。但是他在自己那个时代对法国群体行为的观察，已足以为他的社会心理学奠定基础。勒庞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也许他会对圣保罗大教堂唱诗班入口处那句纪念雷恩的铭文重新加以解释，向他的同代人说：“诸位如果需要我这些想法的证明，看看你们周围吧！”
事情就是这样，过去时代的历史事件，既不是勒庞的群体行为理论的唯一来源，也不是其主要的经验证据。人们所以能够得出这样的看法，至少是因为他对于把历史用于学术研究的目的，表现出一种十分矛盾的态度。在这本书里，他发现对于作为当时复杂事件和人类社会行为结果之真实记录的史学，或更确切地说是历史记载，他可以不予理会。在这一点上，虽然无据可查，但是按照他所宣布的原则，他持的是“历史全是一派胡言”的观点，（据说）这句话后来由亨利·福特说出而广为人知。如果福特确实说过这句妙语，他也只是简单一提，而且是出于无知，而勒庞却说得很多，并且不像是出于无知。怀着这样的心情，勒庞相信“只能把史学著作当作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根据的记述，并且混杂着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虚掷光阴”（见第1卷第2章第2节）。为了得出这种虚无主义的判断，勒庞首先认为历史记载难逃两种噩运：第一，这是因为记录历史真相的证据并不存在或已散佚；第二，对碰巧可以利用的文献进行有倾向性的选择，他认为这是史学家不可避免的事情。
后来他又换了一种心情，这种心情显然延续了很长时间，使他花费精力写了好几本所谓历史著作。他发现，不大量征引历史，根本无法谈论群体行为（或人类任何其他类型的行为）。1912年，当勒庞发表《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et la psychologie des révolution）一书时，他只是改变了自己的做法，却没有改变看法，即写出真实的历史是一种荒谬的要求。
就像同矛盾心理作斗争的大多数人一样，勒庞也提出了一种妥协的理论。这使他既可以和历史生活在一起，又能够否认与它同居的事实。这个合理化的理论迷人而简单：不错，“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我们拥有一句真实的记录吗”？但是勒庞又说，这些人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出什么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见第1卷第2章第2节）
对于这种好像在真正的历史与作为有效神话的历史之间取得妥协的做法，我们可以提出质疑，但是，对于勒庞在这种看待历史的矛盾心情中摇摆于两种对立倾向之间的困境，我们却必须给予同情。他触及了一个后来得到更严格更令人信服的阐述的观点：在决定人们的历史地位上起着更大作用的，不是他们的“真实”面目，而是后人对他们的认识和感受。在这两者之间，在真实性（在创作者本人看来也许完美无缺）与表象之间，不必完全吻合，虽然有时能够吻合。在同自己这种对待历史的复杂感情的搏斗中，勒庞使自己接近于一个可以称为“托马斯定理”（这个名称来自已故的20世纪美国社会学大师托马斯）的观点：“假如人们把条件定义为真，则根据其结果它们即为真。”他接近于得出一个后来人们才知道的见解，即人的“公开形象”以及该形象在影响接受它的“群体”方面所起的作用。勒庞对自己看待历史的矛盾态度极力要想出一个究竟，这使他几乎——虽然稍欠火候——得出一种正确的见解：作为神话的历史在形成后来作为社会现实的历史上发挥作用。
勒庞虽然展现出他的全部智力（这一点不容忽视），比较而言他还是没能取得对那些学者的胜利，他们以人尽皆知的含糊其辞的最终分析为据，否认历史为发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致性因素提供了基本材料。勒庞像他的许多同代人一样，可悲的是，也像他的许多后来者一样，认为历史是一种表象，而历史文献所记录的是一些独一无二的事件。如果严格地说就是如此，如果历史材料不能为用一种让人觉得似是而非的很不明确的语言，探寻人类行为发展及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发展中的相同因素提供充分的基础，那么勒庞确实是在浪费他本人和我们的时间。对于这种粗糙的错误观点，也只有那些享受着不劳而获的先人遗产的人才能瞧不起它：这不过是事后的聪明。（就在《乌合之众》出版6年后，杰出的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仍在解释为何历史只能得出特殊的描述，它们不同于能够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发现的相同因素。只是到了后来，才有人否认在研究普遍规律的或概括性的学科与研究独特或称单独的现象的学科之间所做的错误划分。例如，柏拉图的观点：“‘历史绝不会重复’与相应的历史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主要的方面——‘总是重复’，是同样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