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会像这样一边交代着事项，一边看一眼“卡地亚”手表，然后打开“芬迪”桶形包，从里面拿出“香奈尔”化妆盒，以及一管“香奈尔”口红。我也会有几十种颜色的口红，供我在看望病人，吃午饭，吃晚餐，参加鸡尾酒会，出席黑领结晚会，看芭蕾听歌剧或交响乐或室内乐，进入摇滚吧、爵士吧，去海滨浴场，去逛商店，去参加葬礼、婚礼，去孩子们的生日晚会，总之每个口红颜色都绝对符合场合，都和背景协调相宜。
她跟护士说：“我当然情愿自己留下来陪我父亲。不过我明天晚上的宴会无法取消，因为是州长竞选的募捐宴会，我又是这位州长候选人的私人至交。”
假如四十多年前，刘先生先一步占领我母亲，那么现在这个有双目空一切的眼睛的女人便是我。一个州长的密友该有这样一双眼睛，浓妆之后将对人对事更加视而不见。任何人都别想让她从那份自我专注中分心，她那绝无针对性、绝不个人化的微笑擦着情感的边沿错过去。那是一份抽象的热络，制造着抽象的情境。这情境中的她是大泼墨、大写意的，因而高雅美丽，可望不可及。我会以她那只戴抽象手镯的手捏着细极长极的香槟酒杯，跟晚会上所有女人一样目空一切，矜持地或动或静，让又细又尖的高跟鞋举着身体，犹如高脚杯托起一盏盏香槟酒。我也会像这类场合最得体的美丽女子一样，把跟人的交往维持到最浅，把谈话内容维持到最淡，绝不拿任何一个真实的笑脸当真。我这样款款走过一个米莉那样的老贵妇：你好吗？她回答：还好，只是我的母亲上半年去世了。我回她说：那就好，那就好，见到你真好……
我突然打了个寒噤。我母亲和刘先生一个失之交臂，我便错过了做这个简妮弗或加西卡。
我发现她现在在跟我说话了。她谈的问题非常深奥，因为是有关美国的混账遗产法。她说她父亲没听她劝告，没如何如何，结果导致了怎样怎样的后果。我只懂得后果是她可能会少个几百万。如果我父亲不及时攻下我母亲，刘先生就会在我母亲体内造出这么个简妮弗（加西卡），她眼也不眨地提前谈着父亲的身后财产，用一串串鸟兽语言的法律词汇。我也会像她一样，把生死置之度外，冷静超然地谈钱。这样谈，钱便不再是个好东西，而只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这样的客观，可以使人在钱面前不再两面三刀：心里爱它爱得作痛，嘴里却要讲它坏话；私下里同它亲得不能再亲，人前却要忸怩，却要反感，却要说：“不就是钱吗？！”
简妮弗（加西卡）不必这样。她不必作态，佯装，她就这样坦荡、大方地谈着由父亲死亡而给她造成的一次财富增长。原来对钱做许多姿态的人，对钱厌恶、不屑的人都是没有钱的。对钱满不在乎的人，钱之于他们恰恰是性命攸关。
这个对钱落落大方的女人差一点就是我。
我对简妮弗（加西卡）说：“我可以留下来守候刘先生。”
她说：“那太好了。我付你每小时十五元。”
我说：“好的。”
她从皮包里取出一个小本，写下她的电话卡密码，交给我，让我每小时给她打个电话。她突然想起什么，目光平直地看着我。
她说：“你很需要钱，是吗？”
“是的。”
“听我爸爸说，你的男朋友是个外交官。”
“未婚夫。我们订婚了。”
“那可得恭喜你。”
她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笑得又甜又暖。但我想她的心里纹丝不动。
“你得原谅我的直率，美国外交官工资可不怎么样。政府的公务人员都没钱；外交官比邮差、军人的薪水可能稍高一点。”
“噢，好在我找的不是邮差。”我说。
“更幸运你没找个艺术瘪三！”她在我肩上一拍。
我说：“可不。”
她哈哈哈地乐起来。
我也跟着乐。不乐挺伤和气的。
她的面孔又公事公办了。她说：“我先给你三天的工钱——七十二小时，我全算你工时。你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
“你刚才听见我跟护士谈守护人的价钱了吧？”
“听见了。”
“我们谈的三十块一小时是有过训练，也有证书的。”
“噢。”
“我刚才出的价有谈判余地。你可以提出你的价钱。”
她可真坦诚，真大方，一点儿不羞涩。
我说：“那就二十五块一小时。”
“二十。怎么样？”
“行。”
她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说：“成交。”
她取出一个大钱夹，里面有一个支票本。她开支票的手势很漂亮，把支票从本子上扯下来的动作更漂亮。以这漂亮的动作，这帅劲，她买房子置地，买设计家的窗帘、家具，买她那匹价值五万元的马。讨价还价的乐趣不在于省下几千或几万块钱，而在于她占了上风，成了一局游戏的赢家。她的讨价还价还是她愚弄人、打趣人、抬举人的一种方式，或是她的调侃或调情。她可以在讨价还价中嗔怒、娇憨、发嗲，她可以噘嘴或仰面大笑。你若不给足她空间时间让她把所有的回合完成，那你就没伺候她把一项游戏玩尽兴。
她企图挑逗我伺候她玩游戏，我却老实巴交的怎么都行。穷到我这地步，也就没什么回合跟她玩了。我也被她谈遗产时的实事求是态度所感染，居然不感到钱是个丑字眼。穷成我这样，大概也能出来一种大气，能诚实地承认穷，诚恳地表达对于钱的兴趣，就是穷者的尊严。能够正面表示对于钱的进取心，是向文明迈出的一步。我为自己迈出的这一步感激简妮弗（加西卡）。
我说：“谢谢你，简妮弗。”
她说：“不用谢。不过我的名字不是简妮弗。我叫玛伦达。不过没关系，千万别跟我道歉。”她笑起来。
“对不起。”
“你看你看，我叫你别道歉！记住，你非常棒，用不着说‘对不起’。”
“谢谢。”
“你‘谢谢’也说得太多。”
“好的。”
玛伦达拥抱了我。我们都属于乳房不大的女人，所以拥抱起来显得特别紧密。
我送她到走廊上，我想我是喜欢她的。假如四十多年前我爸爸没有突然出现，打乱了我母亲和刘先生的计划，这个撕下支票就扬长而去的漂亮女人便是我。我看着她的背影，心想，真那样的话我没什么意见。
她转身对我招招手。
我也招招手。手里捏着她给我的支票，所以我脱口说道：“谢谢！”
“你看——又是‘谢谢’！”
我右脚支出去，成了松垮垮的“稍息”。我这姿势在玛伦达眼里是谦卑的，是形体的苦笑，有点像《茶馆》里王掌柜的“稍息”。
我想我这么个穷光蛋，又是在异国做穷光蛋，“谢谢”与“对不起”就是我的信用卡和支票簿，可以容我且混一阵呢。
我揣着上千元钱回到芝加哥，第一件事便是去珠宝行赎我的钻戒。
我对老板笑了笑说：“还认识我吧？”
老板也笑了笑说：“当然。”
我说：“我想赎回我的戒指。”
老板从腰里拖出一根镣铐般的粗链子，上面至少有五十把钥匙。他看也不看就从那堆钥匙里拈出一把，打开一个柜台的门，取出一枚贼亮的玩意儿。它被套在一根白丝绒的模拟手指上，贵重得我都不敢认。
老板伸出两根小泥肠手指头，拈起上面金色的小价码签说：“三千两百元。”
我说：“啊？！三千两百元？你只给了我七百块，就从我手上买走啦！”我瞪着这张笑眯眯的脸。它看上去并不像这样吃人不吐骨头。
“如果我当时是六百块从你手里买来，我这时候还得请你付三千三百。”
“怎么可以这样？！”我天昏地暗地看着十多天前还属于我的东西。
老板脖子一缩，两手朝两边一摊，黑瞳仁全翻上去，表示他清白公道，毫不愧对上帝。
“我也得吃饭啊。”他说。
“你是得吃饭，可你也不能顿顿吃龙虾吧？”
他更加笑眯眯了：“那是我的胃口问题。”
“噢，一共才十多天，你就赚了两千五？”
“价钱好商量。我可以给你圣诞节前的折扣。这样好不好？我们来个漂亮数字，三千元整。大过节的，那点零头也算我一份圣诞小礼物。听上去怎么样？”
“听上去很残忍。”
“你如果有现钞的话，我不收你税。”他的小泥肠食指在小计算器小九九一番，把得数亮给我：“你看，这是税钱，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圣诞礼，这一来就不小啦。”
我看也不看就出了门。他还在我后面叫唤：“你回来！咱们可以再好好商量！”
我心想，我要再回来的话一定要弄只黑袜子套在脸上，弄支枪端在手里，吆喝着你把那五十把钥匙挨个使一遍，我得把五十个柜子全清理干净。
我只好戴着假钻石去见安德烈了。他给我的圣诞礼物竟是一大帮人：他的父母，他的祖母、继祖父，两个高中好友，三个大学友好，以及劳拉，都被他邀请到芝加哥来给我一个圣诞大团聚。
我来到密歇根大道上的“联合大陆”酒店，见劳拉和安德烈正坐在大堂的吧里，桌上放了两杯黑马提尼。劳拉问我要不要也来一杯黑马提尼，因为这个酒店除了它的著名室内游泳场之外，就是它著名的黑马提尼了。我说我反正一窍不通，还是来点吃的比较实惠。
劳拉马上说：“喏，你看这个怎么样？生菠菜拌松子，要不来一客‘卡威亚’？”
我说：“什么是‘卡威亚’？”
安德烈告诉我“卡威亚”是俄国鱼子。
我说：“有炸薯条吗？”
劳拉说：“你管那叫食品？”
安德烈对我说：“你别理她，做自己胃口的主。劳拉糟蹋自己的钱不眨眼，糟蹋别人的钱更不眨眼。不过她确实是糟蹋钱糟蹋出一肚子吃喝玩乐的学问。这个酒店的黑马提尼真的很棒。要不你尝尝我的？”
我在他杯子里喝了一口，没喝懂什么，但我说：“没错，很棒。”
不一会儿，劳拉面前上了一小盘橙色透明的鱼子和切成小块的黑面包。东西摆设得极像珠宝行。
安德烈根据劳拉的推荐，要的也是这里的名牌：菠菜拌松子。菠菜一共十几片，贵重得不像泥里长出来的。安德烈给了我两片菠菜叶和五六颗松子，劳拉用她的刀尖挑了一小撮鱼子，放在我堆了一大堆薯条的盘子边上。我唯一吃得懂的还是炸薯条。他们这样提拔我的口味品格，是真糟蹋钱。
劳拉说：“知道我为什么情愿到这里来过圣诞节吗？”
我说：“犹太人不过圣诞。”
安德烈说：“那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你跟父母闹翻了。”
劳拉说：“你怎么知道的？！”
安德烈说：“你告诉我的。”
劳拉的脸转向我：“不可能吧——我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安德烈说：“要不就是你去年告诉我的。”他对我说：“假如劳拉问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家过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你就回答她：跟父母闹翻了。我认识她这么多年，从来没听她讲过任何人坏话，除了她父母。”
劳拉两道黑眉毛立刻拱成“麦当劳”符号。她说：“我什么时候讲过他们坏话？我讲的全是实话。他们要我租一千四的公寓，说每月补贴我一千二。现在我把它租下来了，跟他们说：当时说我只出零头的，你们做父母的不能这么坑人——租房契约签了，钱呢？！他们还特有理，说：‘当时我们不知道你会提升，工资涨了一万多。’你看，父母应该在孩子有成就的时候给奖励才是父母啊，我晋升了，他们不加钱反而连原来答应的都不算数了。我现在给他们打电话，要是我母亲接的，我就说：‘请问大卫·艾德乐在家吗？’我母亲说：‘劳拉看上帝份上别逼疯我！’我说：‘就是你们这样的人要对犹太人许多坏名声负责。’”
劳拉往一小块黑面包上抹鱼子酱，手势优美。她抿紧嘴巴咀嚼，五官仍在继续刚才的愤怒陈述，瞪眼挑眉，嘴角下撇。她的肢体语言更丰富，缩肩扭头，意思是说：有这样的父母，你们也会疯。
侍应生送来账单。劳拉很快算出我们三人每人该摊多少。安德烈付了我和他俩人的，劳拉拿出两张二十元钞票，说：“找我十六块五。”
安德烈和我都开始翻钱包，凑出十四块。
劳拉说：“还欠我两块五。”
安德烈笑嘻嘻地说：“你点的东西最贵。”
劳拉也笑嘻嘻地说：“谁让你点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