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下课时间是十点半。所有的同学都说要去学校隔壁的酒吧喝啤酒。我像每次一样，先是借故有事，再是托辞不舒服，但末了都一样：跟着他们走进了带男性头油气味的这家酒吧。我要是硬不来，面子上会挂不住，这等于告诉全体同学我多么穷。如此之穷，他们也帮不上忙，你要他们怎么办。穷到这地步，就不合群了，这点我相当明白。因此我还是来了，却不喝啤酒，只要了一块钱的玉米花和一杯白水。这个班曾在学期刚开始时有过一个男同学，叫汉斯，一头浅色头发近乎雪白。他羞怯文静，从来不换衬衫。一次他向一个女同学借了六块钱吃晚餐，从此再没回到教室来上课。大家认为他穷得过火也自尊得过火。直到今天，一提汉斯，同学们还会哈哈地笑，为了赤贫和清高，汉斯把自己给放逐了。而我明白，汉斯若不放逐自己，这个集体也早将他逐了出去。那么穷谁受得了？那么穷不是对所有人都是个颇大的嘲讽吗？
因而我对我的贫穷守口如瓶。
进入地铁站已近午夜。尽管啤酒会上谈的话题都很高雅，我对自己仍十分恼恨。我难道高雅得起？是什么让我跟着他们在酒吧里高谈阔论？是虚荣。可我虚荣得起吗？
地铁车厢里只有三个人。我迅速在两个旅伴中做了选择，走到那个梳马尾辫、穿一身黑的亚洲男子身边坐下来。第三个人在我上车时朝我堆出一个很大的笑容，这不是什么好事。在深夜十一点四十五分，我选择一身黑衣的亚洲男子做我的旅伴，并不是认为他完全没有危险，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亚洲男子眼神遥远，看着漆黑的窗外。他眨眼眨得极慢，细长的手指在椅子上的敲击却颇激烈。我从书包里翻出巨大的笔记本和书，发现他敲击的手指停止了，却不是休息的停止，似乎是被我这边的忙碌打断了，那些手指不耐烦地僵滞住，等着我忙完，它们好继续刚才的敲击。
顺着那些细长的手指，我眼睛看上去，看见一层淡得难以捕捉的笑意，就在他苍白的皮肤下。当那笑意慢慢泛上他面孔的表层，向他的颧骨和眼角，甚至耳根聚集时，你仍旧不能确定那是个笑，只是个笑的许诺。这个时候他眨了一下眼，似乎想打发掉那个令他发笑的荒唐念头。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这罕见的宁静中存在着危险，内向的危险及他自身的危险。
我翻出书包里的字典，迅速查出在课堂上记下的两个生词。我查字典一贯有这种按捺不住的急切响动。这响动在别人听来大概十分乱心。他湖面般宁静的侧影动弹起来，向我转过脸，浓黑的眉毛微微拧起。
我惊讶地发现，他苍白的五官十分俊秀，窄长的鼻梁下，一副严酷的嘴唇，再往下，是略向前翘的下巴。我发现自己看他看得很细，连他右眼下面一颗很小的痣也看见了。看着看着，我笑了一下。我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三更半夜对着一张陌生的男人面孔色迷迷地笑一下，算是什么意思？
他马上还我一个笑。他笑起来露出一口女孩子似的又小又齐的白牙齿。
我想，可以了。我马上合上字典，拿起笔，刚刚查过的两个生词忘得十分干净。我朝着笔记本眨巴着眼，咬着圆珠笔屁股。在课堂上我最腻味别人咬笔屁股。除了我之外，几乎全班的人都会这一招。而这时我竟也犯这毛病，似乎要给这年轻的陌生男人看看：你看看我有我的要紧事得做；我做得这么专注，根本顾不上你的存在。我感到他的视线落到了我的笔记本上。我不愿他看见纸面上的空白，便从嘴上抽下笔。现在他的目光又聚焦在我的笔尖上了。而笔尖仅点下一个黑点，随着车厢的晃动，黑点渐渐肿大。一分钟过去，两分钟过去。我终于承认我并不打算写什么，我这套动作是虚拟的，充满表演性的。我在表演给一个陌生的亚洲男子看，看我思考起来多么有模有样，看我有副姣好的思考姿态。这个发现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我的心竟这样不老实！
忽然，我听见一个声音说：“你做不出功课吗？”
我抬起头，见他正看着我。
我笑笑，赶紧在纸上“唰唰唰”写下一行字：亲爱的安德烈……我头也不抬地说：“不，我在写信。”紧急中写下这样一行字是什么意思？安德烈和我从来是不通信的。
我们的对话就这样撂下来。五分钟后，我说：“你的中文说得很好。”
他说：“你的也说得很好。”
我笑起来。这笑声是我十年前的。我一面笑着，心里便想：停止，可以啦！
又是五分钟过去了，他继续问我：“你怎么知道我平常是不讲中文的？”
我说：“不知道。我一看你，就知道你平常不讲中文。”
“我九岁来美国的。”
“从哪里来的？”
“印尼。你呢？”
“从北京。”
他的手指又敲击起来，手腕上有条细长的伤疤。他之所以危险，我似乎找到了根据。他已经又转回脸去看窗外，但我很快发现他始终在玻璃的投影里观察我，正如我对他干的是同样的事。
他问：“你住哪里？”
“艾文斯顿。你呢？”
“那你完蛋了，下不了车了。”他平稳地看着我，手指敲得更激烈了。
“你什么意思？”
“你没注意？你乘错车了。艾文斯顿在你背后。”他说。
这时车停在一个站台上，我一看，他是正确的，我的确乘的是相反方向的车。这是向南走的车，终点是芝加哥有名的贫民区。那里的夜晚游荡着许多孤独的人，凭空骂着大街或一声不响地狂怒，偶尔过路的人反而要夹着尾巴，忍气吞声，而正是人们对他们的躲避惹出他们的满心仇恨。那区域维系着芝加哥的坏名声和阴惨凶恶的面目。
“真倒霉透了！”我嘟哝着向车门口奔去。车门却已关上，比我印象中关闭得更果断、更迅速。我心想这可是活该，遇上一个稍对胃口的亚洲男人，东南西北都乱套了。我转过身，车厢里的第三位旅客又抓紧时间对我笑了一下：这副笑容由东倒西歪的牙齿和乱七八糟的皱纹组成。我赶紧避开他，去看那黑衣男子。他刚才也跟着我站起身，但没有离开座位，见我这时毫无出路地又回来投奔他，他笑笑，轻蔑和哄慰都有了。
他说：“用不着那么害怕。”
我说：“你当然不怕。”我心想，人家弄不好会怕你。
“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不怕了。”他见我趔趄着，伸出手及时扶我一把。或许是我先伸出手去找他的手。
“告诉你，我也坐错车了。”他见我眼睛猛地一瞪，又说，“真的，我住罗杰斯公园，也坐反方向了。”
罗杰斯公园离我住的地方有四五站，那一带聚集着不少穿一身黑的人。那里有家咖啡馆在我的同学们中享有盛名，他们时常去那里朗诵在别处绝对没人懂得的诗或小说。我只去听过一次他们的诗朗诵，见到的男人全梳辫子，女人一律剃大兵头。
“你什么时候发现乘错车的？”我问道。
“比你早五秒钟。”他神色一本正经。
“可是为什么你反应得比我慢？你的反应至少比我晚十秒钟。”
“嗨，你在用FBI的语言跟我说话。”他的轻蔑加深了，哄慰消失了。
最初他容貌中那种独特的情调，由黯淡的忧郁和消极组成的情调此刻都不见了。我发现他其实非常主动，机敏，或许在不屑于看我的时候已经把我看透，把我对他的猎奇，甚至一点儿着迷都看得一清二楚。很可能是他在猎捕我，而我却一直以为是我主控了猎手的位置。
“你不信吗？”他拍拍他身边的位置，“来，坐下，我说给你听……”
不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紧挨着他坐下来，车的每一个不规则的晃动，都能使我的腿碰到他的腿。腿与腿之间虽有两层牛仔裤的厚实作为最后界限，但那触碰有种赤裸的敏感，使我觉得越来越危险。
“我发现乘错了车，不过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末班车了。”他对我说着，眼睛却在说别的，在发问，“使我和你乘错车的原因是不是同一个呢？就是马上下车，也赶不上往北边走的末班车了。因为我知道那趟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十二点整，你看看现在几点？”他把手腕伸到我面前，手表的长短针指到十二点一刻。
他看着我，要我看他多么死心塌地。他要我学他，索性踏实下来，把剩下的歧途好好走完。
“那我们怎么办？”我说。
“我们？”他咬文嚼字，又用英文强调一遍，“我们？”他的强调不是用音量，而是用发音的细致以及唇齿动作过程的大大放慢来体现的。他的一点儿暗示和挑逗，我马上接受过来。一个年轻女人，在异国异地的午夜同一个不知底细的年轻男人一同误入歧途，什么样的后果、什么样的意外等在前面，这简直是个未知数。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全部精神都调动起来。
“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吗？”我用像猎物般乞怜的目光看着他。
他耸耸肩，说：“我不在乎。我常常错过末班车。”
“那我呢？”我其实已不怎么恐惧，可我不能不装得恐惧。我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是在装蒜。难道我不是在十四岁时就独自在深夜站过若干班岗？十八岁的我，难道不是独自押车，车上满载着年轻士兵的尸体？我说：“能帮我想想办法吗？”我对这个萍水相逢的人信任得过分了。因为信任便是压力，再邪恶的动物在信任的压力之下，多半不会乘人之危。我的故作弱小、故作轻信使这个黑衣男子绝不敢占我便宜。
他笑笑：“你这么害怕？”他认真起来，打算为我独当一面了。“下车你跟着我就是了，”他说，“其实我们这样的穷光蛋，还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没什么可失去的。”
他连续用着“我们”。穷光蛋识辨穷光蛋总有好眼力。这大概是为什么我一上车就看上了他，迅速在他那儿找到了认同感的原因。
车这时向前踉跄了一下，又向后来个趔趄，不动了。喇叭里传出口齿不清的声音：“终点站到了……别忘了检查您的随身物品——提包、帽子。晚安，诸位。”
我忽然问道：“喂，你叫什么名字？”
“里昂。”他定定地看着我。
似乎必然有场悲惨的失散，至少得有个名字去开始广漠的苦寻。
然后我告诉了他我的姓名。
他看着我：“你没有英文名字吗？”
我说：“没有。”
他说：“谢天谢地。”他声音很低，面孔也转开了去。完全是他自言自语，不留神嘟囔出来的声音。
车门帷幕般地、带着一丝老奸巨猾迟缓地在我们面前打开。他先我一步迈进寒夜。我紧随他身后，竖起衣领，手缩进袖管。他对寒冷似乎很麻木，领口的纽扣都不系。他走到一排公用电话前面，其中百分之七十的电话都被拆掉了，他语气平淡地向我解释：“那些毒品贩子一般就在这个时刻，在这些电话上办公，因此警察把电话拆了。”他边说边伸手去上衣口袋摸索，然后又去摸裤子口袋。我赶紧递上一枚二角五分的硬币，托在掌心，捧给他。他却弓下腰，从旧牛仔靴的鞋帮里摸出一小卷钞票，里面裹着几枚硬币。他像是完全没看见我动作中的讨好。我要他明白我彻底落在他手里，我是自找的要同他沦落天涯，他可得好好待我。
车站被灰色的灯光照得通亮。一切都带着冰冷的清晰。所有墙上、柱子上、椅子上狂舞的涂鸦都在这冰冷透彻的能见度中显得格外生猛。悬在候车长椅上方的电取暖器尚未关闭，在银灰色空间聚起一蓬蓬橙黄色的光晕。在两张长椅上，暖洋洋地躺着两个流浪者。他们的姿态和神情是夏威夷海滨浴场式的，大概是他们俩拧开了所有取暖器。他们要抓紧时间在警察把他们驱入到寒冷之前豪华地暖和一回。
电话在一分钟之后才通。对方显然不高兴在这样的寒夜中被打扰。里昂连央带求地威胁，最终总算达成协议。他对电话大声说：“你要敢晚过半小时我踢你的腚！”挂上电话他转脸对我说：“好了，他们马上来接我们。”
“他们是谁？”我问。
“跟我们一样的艺术瘪三。”似乎他看出我想顶撞他，“谁是艺术瘪三？！”他说，“恐怕你只把我看成瘪三，拿掉前面的修饰词——‘艺术’。我说得对不对？”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这瘪三前面也冠有‘艺术’两个字？”
“我看见你笔记本上有一页写着：塞万提斯时代的骑侠小说的影响。”
“你怎么看见的？！”
“从玻璃窗里看见的。”他看出我做好一切准备，似要驳斥他“并非存心”的辩解。他马上来一句：“我就是故意看的，我从来不会无意间看见什么；只要我无意识，我什么也看不见。”
“你倒蛮诚实的。”我向他慢慢点着头，笑得老谋深算。
“一流骗子必须是超级的诚实。我的朋友都这样，一会儿你就看见了。”
“你是画画的？”
“他们俩是画画的，就是要开车来接我们的两个朋友。一个是我过去的女朋友，另外那个是她眼下的男朋友。她的男朋友是我的至交，从画画改行，搞装置艺术。懂什么是装置艺术吗？”他见我摇头，又说：“知道马歇尔·杜尚吗？”
我觉得我可不能这么土，对什么都摇头，便含糊地“嗯”了一声。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把我的无知一眼看到底。他说：“马歇尔·杜尚是装置派大师，观念艺术的首创人之一。我的朋友就想哪天变成马歇尔·杜尚。我打击他，想变成马歇尔·杜尚就已经不可能成马歇尔·杜尚了。”
我们并肩走出站口。他见我冷得缩作一团，脖子都消失了，便将一条胳膊搂过来，让我的右肩贴着他瘦骨嶙峋的左胸。虽然这样没给我添多少热度，但却是个令人暖和的意念。抑或说，是种非物质的暖和。
我想他一定比我年轻。我偷偷看一眼他毛茸茸的鬓角。
“你不是画画的？”我问。他的气味远淡，似乎很久很久以前，他有段很短暂的抽烟或抽大麻的历史。
“你为什么认为是艺术瘪三就一定要去画画？”他说，“我是弄音乐的。”
“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