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我们永远的主题（一）
在温哥华短暂逗留一个星期，沐浴着和煦阳光，看着住处旁边学校空场上年龄大小不等的孩子们追跑打闹，旁边的一个家长感叹北美的儿童学习压力远小过中国，以“玩”为主，却也能“寓教于乐”。我不禁想写几句我们童年的“玩”。
现在三十多到四十出头的家长们聊天，常常会羡慕地说这一代的孩子们条件怎么怎么好……一个个“小皇帝”和三十多年前经历自己童年的大人们相比有着太多值得羡慕的地方，但我始终觉得有一样，起码是这一样，今天的孩子们真是没有可能再享受了，那就是我们那年代的——“玩”。玩是孩子的天性和永远的主题。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孩子比，玩对于今天拉着“拉杆箱”上学的孩子们来说，天性、主题，都谈不上了，玩之于他们，成了一种或多或少被加以遏止的业余的活动。但阻挠他们享受应有的快乐的家长们，却一定还留有当年疯玩的幸福记忆。不知道这是成全了孩子，还是害了孩子，应该说，实在是无奈吧。
孩子是“玩”的主体，也铸造和主宰了“玩”的文化。今天住进现代住宅小区、高档公寓，人际关系冷漠的人们每每回忆起“大院文化”、“胡同文化”之类，往往其主体和情结都是和“玩”的记忆息息相关的。我童年和成群孩子满院“灰”跑的“玩”的记忆，至今都挥之不去。那时候，计划生育的国策尚未出台，独生子女人家不是没有，但少得可怜，生两个也算少的，有三四个孩子的家庭很平常。回望六七十年代，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是：孩子多、孩子们亲近。如我童年住的机关大院，邻里之间因为父母基本都在一个单位，非常熟悉，孩子之间的亲近自不用提，每天除了回家吃饭睡觉，基本上都“混”在一起，可以“群”论，现在形容起来就是“乌泱乌泱”的。玩儿骑马打仗、攻城、踢盒电报、拽包、官兵捉贼等等，动辄满院满楼道的孩子冲锋陷阵。经常整群的孩子模拟军事游戏，俗称“玩儿打仗”，照着军棋封官，两个阵营从司令到班长封完了，还能剩下成片只能当兵的孩子，若加上为数众多的女官兵，场面可谓“壮观”。有时还为谁当“好人”和谁当“坏人”争个面红耳赤。记得我们那年代接触最早的一部国外历史大片《斯特凡大公》，讲述欧洲中世纪的战争场面，其中的“棒子队”让男孩子们倾倒，于是电影的场面立刻变成了“粉丝”们的模拟，很多家里的拖布棍忽然不见了，刹那间变成了孩子们的兵器。像这样被模拟在“玩”里的电影还有《勇敢的米哈伊》，以及后来的《姿三四郎》、《霍元甲》、《陈真》等等。
和今天比，当年孩子的学习压力可以忽略不计。寒暑假不必说，真是“玩”字当头，假期作业也留，也有学习小组，返校一两次，但多属于象征性的。再好的学生，也难免把作业留到最后几天突击。家长和学校都不去大张旗鼓地督促。课外的辅导班、提高班、奥数之类闻所未闻。平时孩子背着书包上课，下了课书包一扔就开玩，除了夏季，天不黑不回家。到了夏季更是天黑了还要再玩一阵子：下午放学玩到大人下班，一个个被“捉拿”回家，晚上草草吃完饭又呼朋唤友地出去了，而且夜幕下的嬉戏，孩子们更加喜欢。
说到把玩兴正酣的孩子们“捉拿”回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今天已经晋级当了爷爷、奶奶的家长们很多人还记得那时一个经常出现的情景：天擦黑的时候，大约在同一时间段，家长们开始从各家的窗口、阳台探身扯着嗓子呼叫孩子们的小名，呼唤在外边疯玩的孩子回家吃饭，有的老大老二老三轮番叫，男声、女声，低音、高音，老的、少的……混杂一起，如同交响乐或大合唱一般！ 墩儿！刘骞！那力群！杨京海！郭崇！王小兵……此起彼伏，如今这种声音在住宅小区、花园洋房里已经根本听不到了。很多过来人感叹当年邻里关系的亲密已经不复存在，其实这种关系的确立，与孩子们感情之深，孩子们之间的扎堆玩耍、串来串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如今这大合唱已经销声匿迹近30年了，可在我的记忆里它的魅力却胜过今天的很多流行歌曲，不只因为它和那个年代孩子们的“玩”相关，更因为它记载了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一代人的淳朴和童真，亲情和友情。
2007年7月2日AC029温哥华至北京机上
1976年冬，和姑父、姑姑等几家在毛大庆常玩儿打仗的人定湖公园游戏指尖出差回家的飞机上，一个年轻的母亲坐在身边，专心地用作废的报告纸叠着各种我儿时熟悉且热爱的“纸工”。她时而快速地叠着，时而因为一时想不起来步骤而沉思不已。纸船、飞机、仙鹤、鸭子、金鱼、链条……年轻母亲那灵动翻飞的手指令我如醉如痴！她告诉我要熟悉一下回家去教女儿。好幸福的女儿，我心里暗想。倒不是这玩具有多贵重，母亲传递给孩子的那份存在于游戏里的智慧、俭朴背后灵动的乐趣，才是现在越来越稀有珍贵的。
那位年轻母亲叠的纸工里有一种在我们小时候十分流行，不论男女都会玩，记得叫“翻东南西北”。先用纸叠一个五六厘米见方的四方锥形状的玩意儿，手指可以插在里面掌控打开四方锥的四个四分之一的部分，锥体四部分的里面的各个面上分别写上“东南西北”。里边再写上些戏弄人的话，诸如“你比猪漂亮”“踢你一脚”“给我鞠个躬”之类。这种游戏谁叠的谁要去拉生意，逮住一哥们儿，劈头盖脸地问过去，要南还是北？被问的常会胡乱来个二选一看看究竟。那翻的人再问，要多少下？被问者接着胡乱说，16下。于是两张小嘴开始数数，四方锥在手指的操纵下跟着翻16下。结果可想而知，故弄玄虚半天没什么好结果……受捉弄的人自然是不服，坚持要求再玩下去。要东还要西？ 我要西。多少下？58下，于是踌躇满志、煞有介事地又数到58 ，嗬！“你比猪漂亮”。被戏弄的人下不了台，争着抢着要他全翻出来看一下，里面都写了些啥？瞪着眼珠子看完了，竟没一句好话！接着当然是一场打闹！也可以两个人各拿一个一起玩，比较公平些。不过，当然也有好坏掺杂的，这种简单冒险的快乐游戏传了不知多少年。
用手指来玩的比赛游戏还有诸如“翻绳子”。大人和小孩子、小孩子和小孩子都可以一起玩。许多旁观的人常常会看得目瞪口呆，普通的一根玻璃丝（彩色塑料绳）居然可以玩出那么多花样。什么“翻江倒海”、“釜底抽薪”、“孔雀开屏”、“丹凤朝阳”、“飞机”、“风车”……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像我这类向来手脚笨拙的人真想一头撞晕过去。说实在的，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一根普通的绳子在10根手指间怎么能组合出这么多花样，而且到底最多能弄出多少种。那些塑料胶线都是地摊上买的，用大尺子量，1分钱两尺。有些很复杂的图案，用一根胶线不够，得找上两个伙伴，把几根拼接在一起，手腕、手肘密密麻麻地缠一团。在图案之上又加了一层图案，线之间还可以再用线打结，缠在手中常让人找不到出路，这时大家只能干瞪眼，坐在椅子上呆愣着。有时大家闲得慌了，就绞尽脑汁想出些新鲜的玩法，比如两个人凑在一起，看谁翻的花样多。旁边的人一听就来劲了，蹶着屁股兴冲冲地帮忙记着数，十根手指数不过来，就拿别人的指头一起数。最后手指和眼睛都忙不过来，大家乐得直喘气儿。但赌的两个人谁也不肯停下来，都憋着一口气，非得赛到底，眼睛都是直的，两手却还在精灵般地抖动。这是当时大家常玩的游戏，经常还没弄清楚上课铃就响了，玩的人还缠着一手绳子不愿意退去。
还有一个手上技术活儿，就是“抓拐”。拐，分猪拐和羊拐，是猪蹄和羊蹄上的一块骨头。一般是四个一副，拐上都涂有颜色。每个拐有几大部位：鼓、坑、针。辅助工具是沙包或乒乓球。玩的时候是一人一拨，找一块水泥地（家里的桌子上也可以玩），先拿拐当色子，扔出一把，看谁的针多，即先玩。玩法是把包抛起，包在抛向空中的刹那间，用夹、捏、抓等手段活动拐的各个部位，在包落地前用手接住。这算一个回合。包如落地，即下台。各部位如何活动，是有次序的，不能乱，最后一个动作是将四个拐一把抓齐，再把包接住。如果都不出现掉包的情况，输赢的标准是谁能在较少的回合里完成活动拐的所有次序。抓拐的技巧性很强，手的动作要快而稳且灵活。眼睛要盯着抛起来的包，靠手的触觉判断拐的部位。这种游戏最适于女孩，男孩也有不少玩的，但多半儿玩不过女孩。技术水平另说，女孩子人人都得有几副，带在身上，随时掏出来玩，即使一个人，也能自己玩。猪拐比羊拐大，羊拐比猪拐秀气，且比猪拐难得，因而“含金量”高。今天，谁家要能有留下来的拐，一定可以成为收藏品了。
女儿从学校回来，手工课上学了些简单的剪纸，唤起我不少回忆。剪纸这项技艺如今似乎快要失传了。记得小时候外婆告诉我，在古代，剪纸常被用于宗教仪式，人们把纸剪成形态各异的物象，在死者葬礼上焚烧或随其一同下葬。在50~70年代，它是女孩子们最拿手的游戏之一，我那时常佩服一张张彩色的电光纸在女孩子们手里对折，对折，再对折，然后用小小的剪子在上面仔细、自如地剪出各种花样来。牡丹，菊花，燕子，蝴蝶，花鸟鱼虫，一个个跃然而出，把男孩子们唬得一愣一愣的。那会儿，剪纸是游戏里美丽的代表，女孩子也因了这手艺，举手投足间多了几分平日里少有的温柔。南方的女孩子不用剪子直接剪纸，而是用刻刀刻。所以南方不叫剪纸，而叫刻纸。用一张彩色电光纸，彩面朝下，底下垫着剪纸，面上用铅笔刷刷地涂，垫在底下的剪纸轮廓立时黑白分明地显现出来，然后用大人刮胡子的刀片把白的部分刻掉，留下来的就是跟原剪纸一样的剪纸了。
“玩”是孩子的天性，也应该是孩子的权利，更应该是孩子的生活主题。只不过今天的孩子没赶上好时候，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那拨孩子比，“玩”的权利、主题，都谈不上了，剩下的上网、PSP 和各种眼花缭乱的益智玩具都缺少了当年孩子对“玩”的自主深刻理解和淳朴内涵。今天阻挠他们享受应有的快乐的家长和老师们，却一定还留有当年疯玩的幸福记忆吧。
2008年11月30日珠海到北京飞机上
1952年，毛大庆的母亲（中）和他的二姨（左）与三姨（右）摄于北京东单苏州胡同八宝楼10号和土城有关的日子（一）前天下午，凯德置地成功举办了今年最后一个，也是最大一个公益活动“品元节”的开幕仪式。最让我感动的倒并不是这个活动本身，而是当我和张继刚导演、史学家朱耀庭教授和画家崔自默畅谈元大都公园所蕴含的特有的北京情结时，大家流露出的对这个有800年建都历史、跨越海淀至朝阳、绵延9公里、典藏元明清三朝历史的北京第一文物园林的无比尊重和眷顾。我听着大师们侃侃而谈，思绪一下子回到了30多年前我在这一古老遗址边长大的年月，小月河、蓟门烟树和土城墙的小树林里曾留下了多少童年的欢笑和纯真。于是，“童梦京华”要好好写写它。先来说说土城上我们和虫子们游戏的夏天，北京的孩子，自然要从粘蜻蜓说起。
和虫子们的游戏：粘蜻蜓和做琥珀
随着黄梅天的结束，一年中的盛夏来到了。现在绝大多数人都很讨厌高温酷暑，而在我们年少时，对夏天并不那么反感，甚至还有些喜欢。这不仅仅因为那时的夏天不像现在这样热，更因为到了夏天，我们可以不用读书，可以在长长的暑期里自由自在地玩耍。其中，在土城上粘蜻蜓、逮各种昆虫是我们最喜爱的游戏。
粘蜻蜓的主要工具是竹竿。那时夏天家里都挂蚊帐，家家都有成捆的竹竿，或戳在墙角，或搁在床底下或放在阳台上。粘蜻蜓用的器械，就是这种竹竿。竹竿上头，绑上一根冰棍棍儿、扫街的长笤帚苗或长短相仿的较细的木棍，在竹竿头上抹上胶。当然，先得熬胶。胶的原料是皮筋或自行车内胎，用剪子剪碎，把铁皮的玻璃罐头瓶盖翻过来，将碎皮筋置于其上，再用火烧，名曰熬胶。黏度如何，火候相当关键。胶熬好后，盛在中药丸盒子之类的携带方便的容器中。至此，准备活动停当，然后直奔土城上的小树林。粘蜻蜓最好是三人一起出动，一人负责操作，一人负责拿着盛胶的盒子，一人负责拿蜻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