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没有预料到它的到来：愤怒、厌恶、道德的愤慨。从一开始起，《风尘女郎》就让一些人感到不悦了，有时候还好像要中风的样子。毫无疑问，在批量发行的风月杂志中，《风尘女郎》是受责骂最多的一份，很多出版人欲先除之而后快的当然也是我。有个人如此愤怒，竟开枪打中了我。这是个压抑过甚的国家，特别是中产阶级。我的读者分两种：社会低层和受过高等教育者。问题出在中间，就是广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才是真正讨厌我的人。我冒犯了他们的中产阶级感情，也蹂躏了他们在两性关系中的美学观点。大部分工人阶级都喜欢《风尘女郎》中那种不带感情色彩的人体，而不太喜欢《花花公子》中那种带有欺骗性的、理想化的女人。我让他们心想事成。我常说，我宁愿让十位卡车司机看《风尘女郎》而不愿让一位大学教授研究《风尘女郎》，因为那才是我在追求的市场。可是，我也捕捉住了另一类型的人。当我有能力进行第一次读者统计时，我发现，《风尘女郎》在受过高级教育的读者中，比《花花公子》所占百分比还大些。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那些拥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人——他们对传统的道德观念不太在意。几年以前，当我在哈佛讲演时，一位教授告诉我说，《风尘女郎》让他想起说些风骚话的古典著作。他和其他一些搞学术的人都对人们对我这份杂志的看法深感兴趣。我也一样，我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我们这种文化。
当我今天坐在这里考虑我自己的根基时，我可以看到，我这山里人对任何自命不凡或者虚情假意的东西产生的厌恶，是如何引起了自己的愤怒，又是如何引导我通向成功的。《风尘女郎》之所以大获成功，是因为我愿意绕过一些竞争者在性问题上的虚伪，并迎合了讲求真实的人们在性欲上的幻想。我责骂过忽视普通民众需求的一些机构和人物：政府、富人、组织严密的宗教团体。在《风尘女郎》的书页里，我讽刺和嘲笑了任何非法行使并滥用职权的机构。我斗胆描述了人们真实的性幻想，这不符合某些人的是非概念。当我向出版业跨出最初谨小慎微的几步时，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切会发生。我只是在依照自己的直觉行事。这些直觉使我来到了这间办公室。
《单身生活》是一份不起眼的出版物，我最早是在凤凰城的海立特俱乐部门口注意到的，当时我往西边来查看一家摇摆舞俱乐部，它激发了我对出版业的兴趣。《单身生活》是当地的一家娱乐报纸，主要登载夜总会和演剧院的消息，还有一些有关健康、爱情、性生活、婚姻和一些怪人的内容。我喜欢它直言不讳的风格，还有坦诚布公的语调。在我看来，如果在戴依登城专营类似的小报可能会有销路，也是对我酒吧生意和售货机生意的补充。离开凤凰城之前，我决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径直开往报纸顶头上标明的地址。《单身生活》编辑部不像在假日酒店里开设的那些集团公司总部办公室，它的办公地点非常狭窄，而且没有守门人，没有那种彬彬有礼，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牛狗一样顽固的秘书。我一路直挺挺地走进编辑部，自我介绍了一番。出版人的名字是杰里·伊文森。我说，我是来自戴依登的夜总会老板，并从口袋里抽出一打钞票，说：“我喜欢你们办的报纸，我要求订阅贵报。”
伊文森绽出一脸幸福的微笑，就好像我是一位天使。他刚刚与一位助手谈过，要在全国分销《单身生活》，话音未落，我就来了。这是他第一位可能的合作者——不请自来——装满一口袋钱站在他的面前，我看上去一定就像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馅饼。他开始向我兜售起来，说戴依登的专营权尚有空缺，他靠在他的椅背上等待我的答复。“我想接过来！”我不假思索地说。我抓起伊文森桌上的电话，拨通戴依登，让他们电汇5000美元作为部分定金。当然，我对出版业一窍不通，因此伊文森同意帮助我处理后勤事宜。在我离开之前，我们已经订好一份计划，即我们把草稿寄来凤凰城，伊文森的编辑人员对之加以编辑，把它与其他文章混合在一起，然后把最后的胶片寄回给我——通过航空邮件——直接制版印刷。我回到戴依登后，安排将这份小报交付辛辛纳提印刷。
几个星期内，《单身生活》在俄亥俄运转得不错。可是，我买下专营权的两个月后，伊文森的凤凰城总部因为预扣税未付而被关闭。这真让我束手无策了。没有总部的支持，我就只能全靠自己办这份报纸了。我短暂的学艺阶段很快告一段落。我匆匆忙忙地召集了自己小小的编辑部，买进了伊文森原来的一个编辑，快速进行报业发展。我们缺少经验，但用工作热情弥补上了。我当时27岁，不相信我会失败。我一直在俱乐部、酒吧、饭店和旅馆里免费发放《单身生活》，让人们顺手抄起来读一读，我已经开始吸引到一些广告客户了。在我看来，扩大发行量和增大收入，并使其建立在我已经建立起来的基础上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让《单身生活》投入大街，与主流杂志一起销售。
这样一来，我没有退缩回去，也没有因为得自己办报而烦心，我挺身而出，买了96台分币售报机，在戴依登城扩大《单身生活》发行量。接到售货机的儿天以后，我就着手申请在全戴依登城销售这份报纸的许可证。我感到万分惊奇的是，这竟引起了一阵狂怒。戴依登城的政治机构特别保守，他们认为《单身生活》是对全城的污染。他们坚持认为，这份报纸的出现将有损社区的道德风尚，并增高犯罪率。当时我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儿年内，我一直会遇到与此相同的虚假道德观和政治牛屎。我最终拿到许可证了，可那是在进行了许多争论之后才得到的。有人最后记起来，第一修正法案也适合我的情况。可是，压力持续存在，既有来自权力机关的，也有来自捣乱者的，他们经常损坏自动售报机，有时候还把它们偷走。
《单身生活》办了约两年多时间，总想让它活下来，可从没有赚到什么利润。当我的售货机生意终于肚皮朝上时，我决定卖掉它。我这时候处于低谷，财力和情感双方面都是如此。我需要把从俱乐部里搞过来支持售货机业务的钱还回去，还想离开戴依登，因此决定卖掉《单身生活》，开价7．5万美元，但没有人对此感兴趣。找了几个星期的买主后，终于把它卖给了印这份报纸的印报厂厂长的儿子，我得到了4000美元。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我已经不太在乎了，我只想早点出去。《单身生活》没帮我赚到一分钱，但它让我初步尝到了办报的滋味。
美国售货机公司在财务上的惨败和最终倒闭，加上《单身生活》最终贱卖，极大地限制了我的活动能力，只能让我集中精力把风尘女郎俱乐部的业务推向成功。售货机生意在现金和时间上的压力消除后，对俱乐部方面的压力就减轻了许多。我仍然负债在身，可如今这份债务看上去是个固定的数目，完全有可能对付得过来。因此，我着手俱乐部业务的促销，以全新的精力偿还债务。俱乐部促销业务的核心是会员制，作为这个促销方案的一部分，我决定向会员分送当月简报。1972年3月，我向会员寄出了第一期简报，报端上写着：“风尘女郎简报”。这是一份无伤大雅的黑白印刷品、单开四版，有少量关于摇摆舞女的文章和一些特色故事。这算不得什么，可这是个开端。4月份的一期看上去虽不太理想，然而这份简报受到好评。我接到客户好多电话，都要求继续办下去，并要求扩版。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5月份的那一期，我把它扩充为8版，并将名字缩减为“风尘女郎”。两个月后，又扩到了16页，双色印刷。1973年2月，我把它扩充成24版，8月份扩充到32版。这份简报已经扩充成一本小型杂志。
在1973年的早期，似乎看上去我有可能恢复财力了。会员俱乐部在不断发展，简报做得也不错。有一阵子，事情看上去——我现在已经完全从不再生效的售货机业务连带责任中超脱出来了——我有可能从俱乐部中获取利润了。我早就停止服用安非它命了，也不再喝那么多酒。好多年来，我的头脑第一次清醒起来，未来看上去又是一片明媚的阳光了。我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以解决我的现金头寸问题，重新回到轨道上来。可接着，发生了一件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1973年中期，阿拉伯石油禁运开始了，有如末日来临的人们开始预测，发达国家好景不再了。各处的生意人一夜之间陡生戒备，捂紧了自己的钱袋子。几个月后，全国处于经济衰退。风尘女郎俱乐部全靠出门的生意人旅行开支和可选择的费用开销。我的营业额一落千丈，因为公司大幅紧缩了旅行开支，不再发放交际费用。我通向元气恢复的道路，现在看起来变成了一条通向地狱的高速公路。我不仅没能偿还债务，反而借出更多的贷款。由于情况不断恶化，我的现金流动已经干得滴嗒响了，而到期催款单、费用帐单和税单却洪水般汹涌而来。我的乐观变成了恐慌，慌不择路，四处奔波。可一切努力似乎无济于事。
有一种赚钱的可能性：把我这份小小的俱乐部内部杂志扩充为一家全国性的出版物。我想通过发放风尘女郎俱乐部专营权的办法募集资金，而一家全国性的杂志必定是很好的广告资源。我开始考虑，有一个市场角落已经存在着，那就是新办一份男士出版物——这个角落还没有人来探索。当我出版《单身生活》时，曾与纽约一家名叫卡布尔新闻的发行公司联络过，我决定再与他们联络，并试试我的想法。总裁全天都没有时间给我，因此我最后只好与执行副总裁，一位名叫保尔·亨德肖特的人谈。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见到他，我把自己印的双色小杂志递给他看。我知道它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得再厚些，并以全彩印刷——我也这样说了。可是，亨德肖特很难掩盖他对这份杂志发展前景的悲观看法，他告诉我应该回去全力办好俱乐部。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人在我身后推门进来，亨德肖特说，“这是龙·凡腾。他出版得有《画廊》，相当于工人阶级的《绅士》杂志。为什么不跟他谈谈呢？他可以把里面的行情告诉你。”
凡腾是位极友好的人，我们闲谈了几分钟，发现我们就住在相隔不远的旅馆里。他说，当天稍晚些时候会给我打电话。我回到房间后，他的确打来了电话，当天晚上我们就在纽约的希尔顿饭店酒吧里碰了面。我得知凡腾的财务遇到了麻烦，难怪他这么客气。他提出，与其费力把我自己的杂志扩充为一家全国性杂志，倒不如买走一部分《画廊》。他的杂志发行量约为100万。他提出，他可以用10％的利润来交换我5万美元的贷款及股票。我出让10％的“美国微型俱乐部（我的控股公司）”给他，并得到《画廊》10％的股票。我每月已经在投入5000美元用于印刷和向会员发行《风尘女郎》。这听上去算不得是太大的风险。我同意了，并在我回俄亥俄以前拟好了细节。《风尘女郎》简报的最后一期，“美国微型俱乐部正式出版物”，定于1973年10月问世。
我的小杂志于1973年11月1日与《画廊》杂志正式融合在一起了，我也成为其共同出版人。这期杂志的编者按称此为“风尘女郎俱乐部新的正式出版物。”我付出分5次支付的第一笔1万美元，立即就开始了运作。我和凡腾在小小的合作紧急煞车前共合作出版了3期。卡布尔新闻即这间杂志的发行商认为，他们投入的钱已经太多了，难以按期收回，系决定执行合同的选择条款，从而取消了该杂志的赎取权。这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我刚刚折了一大笔钱，这次又栽在这里了。卡布尔新闻对我没有信心，认为我不过是个小暴发户，并把凡腾这位资深人士扔在一边了。我现在更深地陷入了债务，而凡腾也失了业。
不久以后，即1974年5月，凡腾打电话给我，提出了一个建议。他想从头开始办一份男士杂志，并通过康乃狄格州德比市的一间名叫卡比托分销公司的小公司发行。我对此有兴趣，尽管我几乎已经身无分文了，我还是提出为此事业投资。我所具备的就是现金流动，我可以用它们来慢慢还债——我至此全部的一生一直都在干这件事——也可以用它们来投入风险，以图一次还清债务，彻底复元。这个选择不难作出。对出版全国性杂志一点主意都没有，但这并不能使我慌张。我从来都不怕冒险，我这年纪和所处的位置，使我胆敢凭一股冲动就做出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我的朋友们认为，我哪怕只是想一想这件事都是发了疯，他们的悲观正好使这件事更有趣。这样一来，我怀着世界水平的天真想法和我一向很管用的直觉，约定了与卡比托分销公司的会面时间。凡腾提供此事的可信度，我提供资金。
会见卡比托公司之前，我决定进行某些研究。我自己以前从来没有读过男士杂志。因此，我到报摊，买来好几本《花花公子》带回家去，开始研究起来。吸起我注意的第一个东西就是编者按。这些东西与你在主流杂志中看到的东西没有什么差别。这些文章狗屁不值，是那些图片打开销路的。可是，在筛选评定图片时，我又觉得少了些什么东西。我感觉到，如果有人出版一种杂志正好能满足那些平凡人的要求，一种全新市场就可以打开了。
卡比托分销公司的确算不得这个行当中的巨头，它处理的都是些《乡村音乐集》、《热门话题》和其他几本漫画书之类的东西，可他们有很强的进取心，急于找一家能畅销的杂志。卡比托在《画廊》肚皮朝上时曾与凡腾联络过，并鼓励他另起炉灶，再做一种新出版物。凡腾说他没有钱，但他认识一个有钱的人——就是我。凡腾和我一起到了德比市，并受到卡比托的总裁龙·斯哥特的迎接。我对斯哥特说，我已经准备好投资搞一家全国性的男士杂志。他说：“好极了！凡腾说过，这本杂志就叫《快乐》。”“我倒喜欢这杂志名叫《风尘女郎》。”我回答说。斯哥特不太喜欢这名字。他觉得这名字包含有一种不好的意思在里面，然后说：“我说，这名字听上去就好像某人正在勾引别的人。”我们就此争论了一会儿，斯哥特坚持把这个杂志叫作《快乐》，我坚持使用《风尘女郎》。最后，我站起身来，望着桌子对面的他说：“如果取名《风尘女郎》，我出钱。如果叫《快乐》，再见！”他投降了，连说“好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