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作里奇·詹克莱（Rich Zenkere）的男生被选为家园高中1968届毕业生里的班级小丑。他是个逗趣的家伙，在许多课堂上都与我坐同桌。那时候许多课的座位是按姓氏字母顺序排的，而我的姓氏沃兹尼亚克（Wozniak）恰好与他的姓氏詹克莱（Zenkere）挨在一起。我和里奇还有另一个常常坐在一起的同学斯科特·桑普森（Scott Sampson）决定，我们仨要一起研究一下上什么大学。
我们想去加州理工学院看看。我们计划先飞到加州的波莫纳，斯克里普斯研究所、波莫纳学院和加州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都在那里。
紧接着我们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我们也应该去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博尔德分校看看。里奇的爸爸就是在那里上的大学。
我非常兴奋。从小到大我还没有去过加州以外的地方。我们在圣何塞机场搭乘一架波音707飞机飞到了丹佛，那时候圣何塞机场只有区区两个登机门。我们从丹佛开车到了博尔德，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时才到达了目的地。大家筋疲力尽，直接倒在宾馆的床上睡着了。第二天我们起床打开电视的时候，得知前一天晚上下了大雪，地上的积雪可能有一英尺半厚。我们拉开窗帘，发现外面果真有厚厚的积雪。大家都非常兴奋！
我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雪。我住的地方一年也许会下几次雪，但绝对不会在地面上形成积雪，更不可能让我们捏雪球玩了。我们都冲了出去，开始打雪仗。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冒险。
因为某些奇怪的原因，我们是在感恩节的那个周末来到博尔德的。我猜他们会在节日里也安排校园参观，但事实上并没有。所以我们那几天就在空空荡荡的校园里晃悠。走着走着，我们就来到了工程楼，遇到了一位工程专业的大学生。他带着我们走进大厅，向我们介绍了工程学的院系设置。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工程装置，还告诉我们在科罗拉多大学这里都在进行着哪些工程项目。
博尔德的大雪让我爱上了这个地方。那些红砖楼在雪中显得惊人的美丽，与壮阔的熨斗山交相辉映。这是一所位于荒无人烟处的大学——它离最近的城市也有一英里的距离。
我深深地为这里的美丽所震撼。在雪中的校园里漫步感觉真好！这场大雪让我决定了要来这里上学。它的入学门槛与我的成绩和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分数相比并不高——我在SAT的数学和理科测试中都得到了满分800分，只有化学一科得了770分。尽管如此，我仍想来这里上学。这场大雪让我作出了这个决定。
问题在于，爸爸认为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学费太贵了。它针对来自科罗拉多州以外的学生收取的费用仅次于新英格兰地区的某些州立大学。
最后我们总算达成了一个协议。爸爸同意我去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念书，前提是我在第二年回到离家近的迪安扎社区学院就读，第三年再转学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里的学费要便宜得多。爸爸妈妈也逼着我申请了伯克利，我在截止日期前的最后一天才草草递交了我的申请材料。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录取了我，爸爸妈妈在开学前的暑假帮我缴清了第一年包括注册费和学费在内的所有费用。但爸爸仍在不停地劝我去迪安扎，这所学校离家近得多，学费也便宜。如果我同意去迪安扎的话，他还可以帮我买辆车。
所以我就到迪安扎完成了注册，发现所有化学、物理和微积分的课程都已经满了。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这样一个高中时的数学和理科尖子、未来的工程师，居然无法去上这三门对工程师来说最重要的课程！
这太可怕了。我打电话给化学课的任课老师，他告诉我去听一下第一节课，说不定还有机会能选上这门课。尽管如此，我仍隐隐地感到我的未来就此希望破灭了，在我眼前破灭了。我感到我的学业很有可能从一开始就被毁了。所以我当即改变了主意，决定去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看看是否还能进入那里学习。
那里已经开学了，但是通过几个电话我搞定了入学的事情。我手上有飞机的航班时刻表，其他的一切也都准备好了。我买了机票，第二天就从圣何塞机场飞到了科罗拉多，恰好赶上开学的第三天。
我踏入校园之时正值科罗拉多美丽的九月初。金黄的树叶斑斑驳驳，我深感自己是多么幸运。
我的室友名叫迈克。我踏入宿舍的第一眼就发现他已经在墙上贴了至少二十张从《花花公子》杂志上撕下来的插页图片。哇，他与我非常不同！但我想迈克是个不错的小伙儿，我很喜欢听他讲自己的故事，讲他从前是军队里调皮捣蛋的小孩，在德国上过的高中，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经历。我知道他在性方面非常超前。他会告诉我有时候晚上他想独自待着，而我也知道为什么。我会说，噢，好吧。我会带上我的录音机和我的那堆卷轴磁带——西蒙和加芬克尔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乐队组合——跑到里奇·詹克莱的宿舍去，很晚才回来。有一天深夜，我正在宿舍睡觉，迈克带了个摩门教的女孩回来。他可真了不起啊！
与此同时，我还在宿舍里结交了其他的朋友。我会去看橄榄球比赛，我们学校的吉祥物是头名叫“拉尔菲”的水牛（这个软绵绵的名字简直就是我们的耻辱！），在比赛前，几个学生会打扮成牛仔与它赛跑。拉尔菲是一头真正的水牛。我还记得里奇·詹克莱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们，二十年前科罗拉多大学的主要对手空军学院的学生绑架了它，当空军学院的球员来参赛时他们把它煮熟吃掉了。
我当时信以为真，但你永远也不知道里奇说的是真是假。他为人有点儿轻浮，总是挂着笑，对最严肃的事情也随便开玩笑。他还有点儿不诚实。我们俩曾一起在女生宿舍里洗盘子赚钱，他因为伪造工时卡这样的原因被开除了。
里奇有两个室友，兰迪和巴德，我常常在他们宿舍里和他们仨一起玩红心大战和桥牌。兰迪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出生于一个天主教家庭，从小信教——因此吸引了我的注意。他的室友常常为此取笑他，好像因为信教他就变哑了一般。但我会花很长时间跟他讨论他的信仰。我从未接受过任何宗教信念，所以对他告诉我的天主教的教义，例如容忍和宽恕等等都感到非常新奇。我们变成了很熟的朋友。怎么说呢，我们一帮人会打牌打到很晚，我还记得当时我会想：这是我从小到大最好的一年。第一次，我对我的生活有了全部的自主权——我自己决定吃什么、穿什么、上几门课、上哪些课。
我还遇到了各种各样有趣的人。桥牌开始变成我生活的重要部分。期末考试期间我们开始玩起了桥牌，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我们四个菜鸟并不懂多少规则，全凭直觉就玩了起来。正经的桥牌玩家面前会放着规则和各种积分表，而我们却什么都没有。我们自己琢磨出如何叫牌，什么牌可以出而什么牌不可以出。在我看来，桥牌比别的牌类游戏都复杂得多。
大多纸牌游戏玩得都是把戏，一个玩家出一张牌，其他玩家选择跟牌或者不跟，一轮过后谁最大谁就赢了。这就是把戏。在红心大战中，你希望避免某些特定的牌。例如，你赢的每张红心都会为你加分，而你希望分数越低越好。在黑桃游戏（Spades）中，首先有一轮叫牌，赌的是你和你的对家——在四人局里坐在你对面的玩家是你的搭档，又称“对家”——能赢得多少轮。如果你赌的是5，而且的确赢得了这么多轮，你就可得到50分。但万一你太过乐观，赢的轮数比你赌的数目要少，你将会失去很多分。这一游戏中，黑桃最大。
但桥牌比这些游戏都精妙得多。在你和对家各自整牌、互相信息不通的情况下，你不仅要估算出你和你的对家能赢多少，还需要估算出你们是靠什么花色牌赢的。
桥牌富于智谋，是进攻与防守的完美结合。你只能看到你手上的牌，去估算别人的牌，精心计算着策略并通过叫牌来向对家传递信息。打牌时你得同时想到好几层才行。我们开始打牌时基本什么都不懂。正因为我们都是菜鸟，实力旗鼓相当，我们玩得很开心。
有趣的是，我们自以为玩得不错，却根本无法与真正的桥牌玩家较量。几年后，我进入惠普工作，曾想加入公寓楼里的桥牌俱乐部，却发现根本不是好些女邻居们的对手。我那时对规则糊里糊涂，因此常让我的搭档遭殃。
如今，我已是桥牌高手，但这是得益于我多年来一直在学习报纸的桥牌专栏，直到把所有规则铭记于心。
大学时，我在一个让我很是喜欢的项目上投入了心血。我把它命名为“电视干扰机”（TV Jammer）。
电视干扰机的灵感来源于我的老朋友艾伦·鲍姆的父亲埃尔默在夏天做的一个小装置。鲍姆先生是位工程师，他在图纸上设计出了一个小电路，包括了一个晶体管、几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器，以及一卷线圈，它能输出电视频率范围的信号。我当时就想：如果它像晶体管收音机一样可以调谐该多好啊！晶体管收音机的调谐非常简单，只需要使用调谐按钮即可。受此启发，我做了几个类似的小装置，它们可以发出电视频率范围内的信号，也可以调谐，当调谐到恰当的频率时就可以干扰电视机的信号。它们真是酷毙了！
大一在科罗拉多的一天，我觉得该启用我的电视干扰机来制造点儿乐趣。我来到电子器材商店Radio Shack，去看看都有哪些晶体管出售。我发现，他们只有一种晶体管可以发射从50兆赫到电视频段的信号。我买下了这个晶体管，还买了几个小型的晶体管收音机，这样我就可以运用它们其中的零件，例如一些特定阻值的电阻、调谐电容以及用于连接调谐按钮的零件。这些装置能扩大调频范围。
我用一些粗电线做了一个线圈，约有三转，某一转上我还连入了一个电容。整个线圈非常小巧，仅跟我的小拇指差不多大。我利落地将其与一节9伏电池相连。你知道电池上的小金属片吗？我把它拆了下来，焊接在与电视干扰机相连的电路上，然后再连入一节9伏电池。这个电视干扰机加上9伏的电池箱后仍非常小巧，我可以把它藏得很好。唯一露在外面的是一段6英寸的电线，它充当了发射天线。我把它藏在袖子里。
朋友宿舍有一台小型黑白电视机，我在那里试了试自己的杰作。我成功干扰了他的电视信号。
我们宿舍楼的主要休息室里有一台大的黑白电视机，人人都围着电视看。我一打开电视干扰机，它就啪的一下漆黑一片了。我想：哇，这玩笑可真是有趣。
一次我给我的天主教朋友兰迪·阿戴尔（Randy Adair）展示了我的电视干扰机，他说：“你该去试试利比大厅地下室的那台彩色电视机。”他说的正是女生宿舍楼里的电视。
我发现，那栋楼的休息室里有许多人正在看电视，男生女生都有。我躲在暗处，打开电视干扰机，希望图像关闭，然而图像只是变模糊了而已。
兰迪坐在前排，我和他事先并没有商量好任何计划。他向电视侧过身去，开始猛击电视。我很默契地让图像立即恢复清晰。这显然让所有人都认为是重击电视起了作用。几分钟后，我故伎重演，再次让图像模糊，兰迪又开始击打，于是我又让它清晰起来。再过几分钟后，我又重复一次，这次我等兰迪击打了好几次后才恢复了电视图像。
因此，所有旁观者都认为：打得越重，效果越好。他们都觉得是电视机里的某个东西松动了，只有敲打一下才可以恢复。这简直跟心理学实验一样。除此之外，我发现，人类比老鼠学得更好，但老鼠学得更快。
在那之后，兰迪不再起身敲打电视，但其他人会这样做。这正是我所希望的结果。有人敲打电视，然后我让它恢复。哈，这仿佛是一群任我摆布的豚鼠。我最希望的莫过于此。接下去的两周内，我每晚都会跑到那里看人们敲打电视。当敲打不起效时，他们就开始调来调去。那时候，电视还是调频的。我在一旁暗暗使用电视干扰机，他们一旦调对，我就让电视恢复正常。
过了一阵，我又换了种玩法。当有人把手放在调谐器上调整图像清晰度时，我就让电视正常工作。但只要他们手一离开，我会让图像又变得模糊。直到他们再次接触调谐器。他们就像是活生生的木偶，我完全可以控制他们。
又过了一阵，他们竟开始怀疑自己所处的位置会影响电视。一次，有三个人试图要修好电视。我就等着好戏上演，看他们如何让图像清晰起来，我还可以玩点儿鬼把戏，让他们以为自己成功了。其中一人将手放于电视屏幕中央，一只脚踏在椅子上。当他的手偶然停于电视中央时，我打开机关让图像恢复。只听他的一个同伴宣布道：“嗨，图像清楚了。”他们慢慢放松。当第一位男生的手离开电视，我又破坏了图像。
站在电视后面负责调谐的男生说：“让我们返回原地不动，也许就会好了。”
前面的男生立即将手放回屏幕中间，我让图像清晰。他试着移开手，我便让图像模糊，再放回去，又变好了。
然后，我注意到他把脚放下来了，我立刻让图像模糊起来。他尝试着把脚收了回来，我就让图像又清晰起来，这让他瞠目结舌。实在太酷了，我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捉弄了他！
他大声对屋内其他学生宣布：“是接地效应。”他懂得这个术语，那他应该是个工程系的学生。即使那个男生的手遮住了屏幕中间的画面，还是有十几个学生就这样看完了《虎胆暗算》（Mission Impossible），要知道，那时的电视屏幕还非常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