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小学期间，尽管我有点儿羞涩，但我拥有很多朋友，而且我很擅长体育运动，因此在学校里很受欢迎。在电子小孩中，我对我们想要制造的东西都很懂，因此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邻里的小孩们组成了一个很紧密的朋友圈，这让我感觉很好。我很享受表现出众的感觉，也很享受他人的赞许。这并不出于什么自负心，而是出于对卓越的追求。
我擅长游泳和橄榄球，甚至在少年棒球联赛中成为全明星球员，其他孩子告诉我，我不仅是最棒的投手，也是最棒的跑垒员和击球员。五年级时我是班里最聪明的学生，至少老师们都这么认为，我还被选为了学生会的副主席。听上去我是不是有点儿自我吹嘘？我知道这的确有点儿自我吹嘘的感觉，但这并非我本意。我对这些都非常骄傲，这些成就一点点地增加了我的自信，它们也都是我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但在六年级时，一切都变了。突然间，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受欢迎，更确切地说，我感到我突然变成了隐形人。同学们不再因为我在数学和科学上的优异表现而对我赞赏有加，这让我非常困惑。身边的同学们情窦初开、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小秘密，而我对这些都非常陌生。我天生的羞涩让我在六年级的时候遇到了社交上的极大障碍。社交上的低谷让我不再那么喜欢上学了。
之后的几年，尤其是七年级和八年级，也相当糟糕。以前我很受欢迎，每天快乐地骑着自行车来来回回，而现在我失去了好人缘儿，感到处处碰壁，常常心情沮丧。我感到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人跟我说过话，即使我在尖子班里学习成绩依旧很好，但我并不感到开心。
正因为此，当时的老师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我想唯一的解释是，那个年纪的孩子开始了自己的社交活动，因此在群体中的位置变得很重要。我从我的孩子以及我教过的孩子身上也发现了这一点。谁是说话最有影响力的人？谁是作决定的人？谁成为领袖人物？这些在青少年的社交生活中至关重要。进入青春期的我是如此羞涩、不善言谈，因此在社交中陷入低谷。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尽管我的科技项目仍然帮我赢得了师长的好评，我却常常感到自己很奇怪。我很难与同龄人打成一片，我对他们说的话感到很陌生，仿佛我无法理解他们的语言。并且，我总是担心会说错话，因此非常畏惧说话。
当时的我在科技和电子学方面已经比同龄人领先很多，但他们不再和我玩在一起，因为某种我不了解的原因，他们也不那么接受我了。当我醉心于电子学项目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出去玩、开派对、喝酒，在化装派对上肆意玩乐。
这一切从六年级开始，时至今日我仍保留着几分当年的羞涩。我的一些朋友能够站起来直接面向一大群人侃侃而谈。他们把这称为闲谈。我怕是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如果我有着三十年的从业经历，或者我从多年的公开演讲经历中也掌握了一些经验，我也可以对着一群人侃侃而谈。我更擅长的是开个玩笑让大家哈哈大笑，或是展示一台电子仪器吸引观众的注意，让他们的视线集中在我身上。
如果你足够了解我的话就会发现，我更喜欢用恶作剧的方式打破沉默。我的恶作剧经验是如此丰富，绝对可以写成一本书！
在初中和高中时，我玩过许多恶作剧。初中时我甚至被抓了好几次。我发现，只要告诉一个人你的恶作剧计划，秘密很快就会扩散，被抓到的概率自然大大上升。高中时我对此很小心，会守好口风不让别人知道我的恶作剧计划。
十二年级的驾驶课上，我搞过一个恶作剧，这个恶作剧并非纯为恶搞，而是能帮助所有上课的同学更好地练习驾驶技术。我做了一个电子警笛，它的声音和真的警笛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我可以自由地控制它。驾驶课的老师给我们放电影，模拟驾驶时的真实场景，我就在暗中把这个电子警笛放在我的座位底下，然后在电影放到一半的时候偷偷拉响了它。我想看看有没有人按下了刹车。我在里面装了许多电池，让它能够连续使用一个月以上，还把它放在了每间教室的电视机上。（教室里的电视机一般放得很高，直接连在了天花板上，所以老师们看不到我的电子警笛。）我从一本书上看到人们很难分清音调高的声音来源于何方，因此通过这个装置，老师们就会觉得是电视机出了毛病。
但十二年级时的一个恶作剧还是让我被抓了。这次出大事了！
我想做一个电子节拍器——就是学钢琴时会使用的那种“嗒、嗒、嗒”响的节拍器。我自己完成了这个节拍器，听着它的嗒嗒声，觉得也挺像炸弹的倒计时响声，于是心生一计。我找来几块电池，剥掉了电池的外包装让它们看上去就像黑色的小金属罐。我把它们绑在一起，用大大的字写上“炸弹危险”。
我想，这一定很有趣。我要把它粘在比尔·沃纳的柜子里，我恰巧知道他的柜子号码。他的柜子与我的隔得很近，我在早晨上课前悄悄地把这个伪装好的电子节拍器放了进去。我发现嗒嗒声听上去非常小，还感到很遗憾：要是没有人听到这个声音，那我整个绝妙的恶作剧岂不是就白做了！当我结束当天的最后一门考试准备离开学校时，我的指导老师找到了我，对我说：“史蒂夫，副校长想见你，请你去他的办公室。”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征兆。但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还在想是不是我在最近参加的数学竞赛中得奖了，所以副校长要见我。我还不知道我已经惹麻烦了。
当我坐在副校长办公室里的沙发上等着他的到来时，几个警察走了进来，手上拿着一只盒子，盒子外面还拖着一截电线。我惊呆了，他们居然叫来了拆弹警察！他们把我带进了一间房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听着，你的同伙把一切都招了。”我以为是杰里——唯一知道我这个恶作剧计划的朋友——告诉了警察。许多年后我才发现我搞错了。是比尔·沃纳，我放节拍器的柜子的主人，告诉了他们。警察们在发现了这个“炸弹”后，把他从一门期末考试的考场里叫了出来。沃纳看了一眼这个设计，说道：“噢，我认识这些零件。一定是沃兹做的。”我那时候和比尔·沃纳等电子小孩们一起在隔壁泰勒先生家的院子里帮忙干活儿，泰勒先生会把一些电子零件送给我们作为报酬，而我恰好用这些零部件来做这个“炸弹”。我的秘密就是这样泄露的。
我当时以为警察们说的是杰里，我之前和杰里有过约定，绝对不把恶作剧告诉别人，所以我还想抵赖一阵子。但当时我已经意识到我惹了大麻烦了。最终我不得不面对校长、副校长、指导老师、教务长和两个警官。校长布吕德先生告诉我，是英语老师斯托特米尔先生最先听到了柜子里传来滴答声。布吕德先生还告诉我，他自己是怎么打开柜子，紧紧抓住那个“炸弹”，一路飞奔到橄榄球场把“炸弹”扔下的！
我听了之后不禁笑出了声，尽管我极力想忍住不笑，但没能成功，只好装作咳嗽想掩饰过去。我在这个节拍器上加了个转换电阻，每当有人打开柜子门时，它的滴答声就会突然变快。所以听了校长先生的所作所为，我忍不住大笑起来——我怎么能不笑呢？
当然，此时此刻发笑对解决我的麻烦一点儿帮助都没有。几个大人讨论了一会儿该如何处置我，最终决定让我到少年犯管教所待上一晚。是的，你没听错，少年犯管教所！不过只是一晚而已。
几个星期前学校里出过一起炸弹事件，因此校长对我非常生气。虽然我的恶作剧并不是真的炸弹，只是一个节拍器而已，但我仍然需要去少管所待上一天。我也好好利用了在里面的时间。我想，人们通常怎么说来着，监狱里的罪犯会做些什么呢？他们会彼此传授犯罪技巧。所以我也一定要不虚此行。我教少管所里那些惹是生非被送进来的不良少年们拆掉天花板上风扇的电线。我跟他们说：“把这些电线缠在囚室门上的铁闩上，把看守喊来。他碰到铁闩时就会被电到！”我在里面玩得很开心，那些人对我也非常不错。当然，当个书呆子反而成了最酷的事，这可不是一朝一夕就换来的。
很久以后，我参加了一个很棒的俱乐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在那里，书呆子被认为是很酷的人。我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立苹果公司之前加入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我很喜爱这个团体，从1975年在戈登·弗伦奇（Gordon French）位于门罗公园的车库里举行的第一次集会起，我一次不落地参加了所有的集会，直到1977年我与史蒂夫·乔布斯共同创立了苹果公司。俱乐部里的人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梦想——让人人都买得起、用得起电脑。当时俱乐部的核心议题是一种名为阿尔泰（Altair）的自行组装的仪器（如果花上一大笔钱进行硬件扩充，可以把阿尔泰变为真正的电脑）以及阿尔泰能够实现的各种功能。在俱乐部的活动中，还有至少一小时的自由讨论时间，任何人有任何话想说，都可以举手站起来发言，这段时间被称为“随机存取时间”。
我有许多话想说，但我就是无法举手发言。我仅仅是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听其他人高谈阔论，讨论计算机行业里的新技术潮流。我静静地坐在后排的椅子上，很少发言，就像初中的时候一样。
最后，我终于有机会站起来发言，将自己做出来的两台计算机展示给大家看（其中一台正是后来Apple I电脑的雏形）。他们看到了这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成果，突然间就和我有得聊了。
从小学开始到成立苹果公司，乃至日后的岁月里，我总是借助自己那些巧妙的设计与别人更好地沟通。这种沟通方式对我来说更自然、更有效。我想，对于所有人来说，社交都是一种内在的需求。而对我来说，展示精巧的电子仪器，或是设计一些巧妙的恶作剧，使我与他人沟通变得简单许多。
也许正是六年级之后那几年里让我挫败不已的羞涩感督促我更起劲儿地搜寻电子学杂志。通过它们，我无须与别人交谈就可以获得电子学知识。我害羞到了什么地步呢？这么说吧，我甚至不敢到图书馆去问管理员《计算机》一书放在哪里。因为我太害羞，无法以惯常的方式学习，我更多的是自学，最终学到了世界上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知识。
我的处境在高中时又有了很大的变化。我遇上了一位很好的电子学老师麦卡勒姆（McCollum）先生，他对我影响巨大。
麦卡勒姆先生是个特别的人。他在当老师之前曾在军队服过役，这意味着他知道好多笑话，甚至一些荤段子。因此，他很容易就和学生们打成一片。我想你应该要了解，那时候选修电子学课程的大部分学生都是成绩不好的人，电子学更像是一门职业类的课程。班上像我这样在其他课程中成绩优异的学生寥寥无几。我是个数学奇才，在初中毕业那年获得了数学竞赛的冠军，在高中的几年里也常在数学竞赛中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