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自传通常以作者父母的故事作为开篇：他们是谁？他们在你出生和长大以前以何为生？但我却并不知道爸爸以何为生。从我记事以来，这仿佛就是个天大的秘密，我的哥哥、姐姐和我都与这个秘密一起长大。在家中，我们甚至不能谈论或问及他的工作，连谈话都是严格受限的。
我知道爸爸是工程师，也知道他在洛克希德公司（Lockhead）参与过导弹项目。关于他的工作，他仅仅透露了这些信息。后来回想起来，我发觉那时正处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冷战正处于白热化，航天计划不仅是热点更是绝密，这大概也是爸爸对此绝口不提的原因吧。一直以来父亲只字不提他的职业，也不提他每天都做些什么。直到他去世，他也未曾给我们一丁点儿暗示。
我还记得，在1960年我10岁时，我终于理解了父亲为什么会这样做。有一次，他跟我们解释为什么在法庭宣誓后不可以再说谎，说道：“我是一个守信的人。”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我现在回想过去，能从零碎的记忆中拼凑出一些点滴。我曾见过一些火箭的照片，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火箭十分相似，我还见过一些与潜水艇发射的北极星导弹有关的材料。但这也是我能勾勒出的所有线索了。爸爸对他的工作总是三缄其口，我也无法了解得更多。
我写这些，是想表明我爸爸对诚信特别重视。他把最高的诚信和道德水平作为人生信仰。这是他教给我的最重要的东西，他总是告诉我，在法庭宣誓后撒谎掩饰罪行比杀人放火这样的恶行更为罪恶。这对我影响深远，直到今天，我也从不撒谎。即使是再小的事情我也绝不撒谎，除非你算上恶作剧。但我认为恶作剧并不算谎言，它们是娱乐、是搞笑，尽管两者的区别有时稍显微妙，但仍有质的区别。
爸爸还是我电子学的启蒙老师。噢，我能在日后的工程师生涯中取得如此多的成就，与他的耐心教导是分不开的。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甚至在我四岁前，爸爸就把我领入了电子学的世界，向我描述、解释与电子有关的种种事情。那时，他还没有开始在洛克希德公司的秘密工作，而是在洛杉矶地区的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s）工作。在我最早的记忆中，他会在周末带我去他的工作车间，向我展示几个电子元器件，然后把它们放在桌上让我自己玩耍。我仍清楚地记得他站着摆弄各种电子元器件的情景。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焊接，只记得他把一个元器件连接到一台“小电视机”上。我现在知道了那台“小电视机”是示波器。他告诉我他试图完成某个任务，让显示屏上出现一条平稳的线（当时的图像是一个波形），以向他的老板证明他的设计成功了。
当时年幼的我坐在那里，脑袋里想的是：哇！我老爸的世界太酷了！在我看来，能创造工具的人，能把不同的元件连接起来、让它们互相配合实现某种功能的人，一定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
当时的我还太小，无从决定自己以后是不是要当一名工程师。想当工程师的念头是在几年后才萌发的。在还没接触科幻世界和发明家的故事之前，小小的我就被带入了爸爸的技术世界，已经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了技术的重要性和魅力。这算是我后来职业选择的最初渊源吧。
几年后——我六岁或七岁时，我记得爸爸在他的公司里演示另一台仪器。当时有一大帮人在场，不仅有他的同事，我们全家也都来了，还有许多其他工程师的家人围在那儿。我想他当时展示的是一台钻孔机。
尽管我还是个小孩，爸爸却让我负责控制钻孔机的开关。他告诉我，一定要在正确的时间打开开关，不能早也不能迟。
我当时特别紧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爸爸说的“正确的时间”，脑袋里不停地在想：是现在吗？是现在吗？我应该现在去把开关打开吗？是现在吗？我爸爸正和他同事的家人说话谈天，他们都是来看爸爸演示这台钻孔机的。突然间，我感到“正确的时间”来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强烈地感到了这一点。于是我跑了上去，干脆利落地把开关打开了。
我听见了一阵笑声，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我才意识到我把开关开早了。现在我回想起这件事，意识到这可能是我性格内向羞涩的源起，你大概也明白这种感受，当面对一群人时，心里总会因为害怕出错而七上八下。
或许，这也可以算是我的第一个恶作剧，但这百分之百是无意的！
我爸爸也教给我不少有用的知识，让我早早地迈进了工程学的大门。这些知识的传授总是从我问问题开始，而且，我总有问不完的问题。
因为我爸爸是个工程师，所以家里总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东西。当时家里到处摆放着电阻，自然而然地我会问：“这是什么？”“电阻是什么？”爸爸总是耐心地为我解答，而他的答案非常棒，让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能够完全理解。他善于沟通，是一等一的好老师。
他不会自上而下解释什么是电阻，而是会回到最开始，从电子、中子和质子讲起。他告诉我这些粒子都是些什么，物质又是如何由这些简单的粒子构成的。我记得，我们花了几周的时间讨论不同类型的原子，我渐渐明白了电子如何在各种物质中“流动”——恰似存在电线一般。最后，爸爸告诉我电阻是如何工作的，他没有讲任何计算（哪有二年级小学生懂得跟电阻有关的计算的？），而是用常识性的演示图和口头解释让我明白了电阻的工作原理。你可以看到，我爸爸是怎样对年幼的我进行电子学启蒙教育的。对于工程师来说，明白电阻的工作原理是必备的常识，而我在四年级的时候就完全掌握了这一点。
当我对其他的未知事物充满好奇时，爸爸总在一旁耐心作答。例如：光是怎么来的，灯泡是怎么工作的？我想了解这一点，我的同龄人中没有谁知道这一点——或许好些成年人也不明白。爸爸耐心地解释给我听：光的组成成分是什么，电子如何通过灯丝并使灯丝发光。我想知道灯丝为什么会放光，爸爸于是告诉我灯泡最早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他从爱迪生讲起，讲了爱迪生如何不断探索并找到了使灯丝发亮的奥秘。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爱迪生发现要使金属丝发光，必须制造出真空，否则非真空中的氧气会让金属丝很快燃烧起来。小小的灯泡中即存在着这样的真空，当越来越多的电子通过金属丝时，金属丝的温度也上升到发光点，从而发出光来。
通过金属丝的电子越多，即电流越大时，金属丝越亮。真酷！当我理解发光的奥秘时，我只有七八岁。掌握了这一奥秘让我觉得自己与身边的小孩们都不同。我开始为我了解了某些不为人所知的秘密而感到骄傲。
说到这里我必须提一下，我爸爸从来没有把他对我的电子学教育当作一件多大的事。是的，他教给了我不少东西，但他从来没有为此大惊小怪，而是一贯淡然处之。六年级时，我的数学知识与科学知识在同龄人中遥遥领先。我参加了智商测试，发现我的智商超过了200。尽管如此，爸爸也从来没有刻意引导我去多学些高深的知识。我家当时住在埃德蒙顿大街，爸爸总是随身带着一块小黑板。每当我问问题时，他就会把小黑板拿出来，一边画着示意图，一边解答我的疑问。有一次，他跟我说，从晶体管的一端输入正电压，从另一端输出的会是负电压。如此而来，晶体管的内部一定存在着某种转换器，即某种逻辑门。他还会亲自给我演示如何用那些叫作“二极管”和“电阻”的元器件来构造“与门”和“或门”，以及，这两个逻辑门之间需要用晶体管相连，晶体管的作用在于放大信号并且将一个逻辑门的输出导入另一个逻辑门作为输入。
即便到了今天，这仍是每一台电子设备的基本工作原理。
爸爸花费了大量时间，向我展示这些小东西的工作原理。的确，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东西，尽管仙童半导体公司和德州仪器公司仅在十年前才首次发明了晶体管。
当时，大多数人对晶体管是什么一无所知，真空管已经是很领先的技术了，而我爸爸却能教给我关于晶体管的知识。他的技术水平事实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也许正是他的绝密工作给予了他接触这些尖端技术的机会，我也因此而受益，早早地了解了那个时代的尖端技术。
爸爸的教育方式不是让我生硬地去背什么构成了逻辑门，而是让我自然而然地了解电子是如何流动以完成特定逻辑门的功能。要想真正地理解和掌握知识，光读书肯定是不够的。
爸爸教给我的这些知识、这些方法帮助我不断激发自己的潜能，去完成我后来的计算机设计。
爸爸教给我许多重要的东西，我最想跟你分享的是在我看来他教给我的最重要的一课——他训练我如何做一名工程师。这对我的一生影响深远，甚至比爸爸的诚信观对我的影响还深。这里说的“工程师”指的是真正的工程师，或者说是工程师中的工程师。我清楚地记得爸爸坚定地告诉我，工程师是世界上最高尚、最重要的职业，作为一名工程师，你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新的仪器，让人们活得更幸福，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他告诉我，工程师的工作能改变世界，能改变许多人的生活。
时至今日，我仍然坚信工程师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之一。我相信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一直致力于人类工程水平的不断精进。当每一项工程技术上的新发明问世时，总会有诸如此类的争辩：这项技术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原子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爸爸的观点是，技术推动了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所有的新技术都是好的。符合人们需要的新装置、新仪器都是正当的，它们应该被发明和制造出来，而不应被政府或其他组织干涉。在我十岁甚至更小的时候，我就认同了这一观点。我的内心一直坚信技术进步是好的。
人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但我对自己的观点毫不怀疑。我相信技术推动了社会进步。一直都是这样。
在20世纪50年代，北加利福尼亚地区在电子产业的地图上还是个不发达的地区，不像今天硅谷在科技产业地图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在我的家乡，所有拥有电视机和收音机的家庭必须自己手动更换这些电器里坏掉的真空管。杂货店里都摆放着巨大的真空管测试仪，每个家庭的大人和小孩们都知道如何使用这些仪器。当电视机出现故障时，我们就打开电视机的外壳，将里面的所有真空管拿到杂货店，一一插入测试仪里。测试仪上有一个仪表能够显示所插入的真空管是好是坏。杂货店里可以买到新的真空管，所以在测试完之后我们就买回新的来取代坏掉的，再把所有的真空管一一装回电视机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