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班”，每年都有人留级
我在入伍的第二周，正式开始在“快班”上课。教室在离我们宿舍很远的一栋小楼里，要走十几分钟的路，女生班就走在我们前面。看见莫妮卡就在里面，我心想要是能和她在一起上课就好了。这次是打散了重新组合，男女生不再分开，而是混编成四个级，每个级一个班，按英文水平的不同程度及是否美国公民，还有高中是否在美国上学来划分。所有拿绿卡、高中不是在美国的人分到了最低的一个班级，补充美国历史等基础知识。我名正言顺地被分在这个班。莫妮卡分在最高的一班，我和她差距明显。
她的那个班没有语言方面的训练，我们则要做很多这方面的练习，据美国海军的说法是，我们这些老外之所以没掌握好英语，是因为不懂得怎么学习，只要掌握了技巧，谁都能学好英文。所以海军打算教我们很多方法，最后还要快班的老师和我们的教官同时证明这个人合格了，才能毕业。不过我听说快班的老师也没那么严格，因为我们这些“补习生”只跟着他几周就结束上课了。
前几天我和莫妮卡只在饭堂和医院偶尔见过几面，在训练营根本就没机会说话，这回在学校里碰到，两人都特别高兴。她抓着我叽叽喳喳地不停地在说她们班里的事，说那个女教官怎么怎么凶。我喜欢听她讲话，虽然有时候听不懂，但显然她并不在乎，我也很少插嘴，直愣愣地盯着她的浅棕色的大眼睛，笑时露出的一口白牙。我就这么听着，偶尔笑一下，直到上课时间到，我不得不回到自己的班里。
“下课我来看你啊。”她冲我丢下这句话，像烟一样消失了。
不是我对莫妮卡情有独钟，而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她的清新质朴确实能给我一点精神上的慰藉。不只是我，很多人都喜欢和她说话，我反倒因为腼腆而没怎么过多地搭讪。相比莫妮卡，有的女兵却是非常粗犷，一点女人味也没有。一个黑人大妞，就爱说我很烦的一句口头语，“shut up（闭嘴）”，每天都要说好多次。有一次把我惹急了，我喊回去，“Don't tell me shut up！You first shut up！（别让我闭嘴！你先闭嘴！）”她马上就开始看人下菜碟，用“You fucking Chinese（讨厌的中国人）”来骂我，我气急了，差一点就用类似“黑鬼”之类的话回击了，但还是忍住了——她有种族歧视，不代表我也有。
在快班，跟我谈得来的还有一个墨西哥女孩，后来听说因为扛不住艰苦的训练，她离开军营了。还有一个香港的男孩，英语要比我好一些。最亲切的还是一个上海女孩，个子娇小，说话温柔，据说后来分到基地当了护士，对她来说，这是不错的工作。因为我实在无法想象，如果她像我一样承受那些魔鬼训练，会变成什么样子。
不知道海军有没有“淘汰率”的说法，反正我听说新兵营里每年都有人留级，有的是老墨（墨西哥人），更多的是一些素质不高的人。为什么海军会把素质不高的人招到军营来？可能有时候也存在为了完成征兵任务而“大帮哄”的现象吧，但这些人最后都会被新兵营刷掉，所以我们这8—9周的训练并不只是训练，也是一种考试，要选出最合适的人。
如果你生病了，或者因为犯错误蹲了7天禁闭，而你的班级已经升上去了，那你只能留级，跟新来的大兵从头做起。如果你是伤人或者自残，那对不起，只能离开军营。
还有一些人挺“背”的，家里出现重大事故，老婆或者孩子出了意外，心理医生一考核，得出一个结论“你崩溃了”或者“有崩溃的可能”，你就不能当军人了。
其实“留级”已经是一种最大的惩罚，因为留在这里极其不自由，排队吃饭、戒烟戒酒、不能回家见亲人……这不就是蹲监狱嘛。
我们的班长本度拉就是留级了四五届。无论长相还是作风，他都颇像个“黑社会老大”，说话办事都很痞气，走路趾高气扬，一见到我们就宣布：“我是老大，因为我在这里的时间最长。”他那副什么都懂、“少跟我来这套”的样子，让老师也没辙，最后这块难啃的骨头反而变成了“老师助理”。但老师又怎会知道，他没事就教我们应该怎么对付教官、怎么偷懒呢。
当然，他教不了我们怎样快速毕业，因为他自己就留级了一年，“我留级都是因为关禁闭，一年里蹲过三四次禁闭，我扛啊扛啊，总是快到毕业时又关禁闭了，太背了！”听他的解释，好像还挺冤枉。
直到我毕业，这个老兄还没毕业呢，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如果这本书是他写，那么我相信大部分的章节都是“蹲禁闭的日子、留级的日子、在新兵营的日子”，整个一部忏悔录。
后来我琢磨，这个“兵油子”是在变相地逃避入伍，逃避成为真正的军人。你看他犯的那些错误，不是抽烟就是骚扰兄妹班的女兵，总之就是无法毕业，海军却不把他撵出军营，双方不知道谁更耗得起。反正美国军队的新兵营一定要把人训练合格，不能把不合格的人送到军队去。
我们班教英语课的是个步履蹒跚的老头，很明显地看出来他一条腿有严重的疾病，这是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和越战的老兵，幽默风趣，上课爱讲故事，说笑话。他很清楚我们的水平，说的话还算浅显易懂。
我环顾左右，几乎清一色的黄皮肤、黑头发，少数几个黑黑的家伙，特别显眼。我没有看到那种熟悉的、带着明显中国特征的人，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感觉有点紧张，又有点庆幸，我认为自己的独立存在是一种考验，听不懂的时候就不能依赖别人给我翻译了。我尽量竖起耳朵听，甚至两只眼睛也变成了耳朵，眯得比其他同学更小。我不信四只“耳朵”会够用，所以每个发梢都变成了耳朵，一根根直立着，不放过任何听得懂的和听不懂的声音。我甚至不敢笑，怕笑声会影响到这些“耳朵”接收信号的质量。
我对老头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把他难倒了，我甚至后悔提出那个问题。我想收回，但已经晚了。
“你是问我为什么美国人很少提起朝鲜战争吗？”
他摸了摸那条不听使唤的腿。我突然觉得这个问题很残忍。这时所有的同学都下课出去了，教室里变得静悄悄的。我拿起白板擦，把白板上的黑字擦掉，他感激地看看我。
“其实我也不知道，好像越是没人提也就越是没人说起了。”
老头儿，你在回避问题，因为你们打输了，提起来觉得丢脸。我心里想。
“我看到很多关于越战的电影，却很少看到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我想是不是我不了解，其实有很多？我很喜欢看电影的。”
“越战使美国人学到了很多教训，对美国近代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毁掉了麦克阿瑟将军。”
“看来你不太想提这个。不过，我去过麦克阿瑟的家乡维吉尼亚，有一个很小的麦克阿瑟将军纪念馆，在他出生的地方。”
“哦？这我倒没想到。我以为没有多少人还会想起他。”说完他举了举手中的咖啡杯，“我得去加点咖啡了。”然后慢慢走出教室。
看着他的背影，我想起1995年自己开车游历美国东部的情景。那是我偶然看到的一座纪念馆，一栋白色方形的建筑物，读了门前的说明才知道，鼎鼎大名的麦克阿瑟就是在那里出生的。纪念馆门可罗雀，异常的宁静。那是5月，鸟语花香的日子，我的印象中那里很美，整个城市很干净，绿草如荫，没有凄凉的感觉。
而后我又和不同的美国人聊起过朝鲜战争。有的人的回忆很痛苦，说那是“人间地狱”，冒着炮火，踩着战友的尸体，仍然往上冲的朝鲜人，着实把美国人吓坏了，后来甚至有些山头，是老美主动拱手相让的。有的人认为美国选择了主动遗忘，是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拥有当时最强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的美军，与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志愿军打仗，就如同大人和小孩打架，即使赢了，也是胜之不武，何况，美国还没赢。三八线的划分，将永远提醒他们，这段耻辱的记忆。
有没有人敢装病号？
1999年的1月，我还在快班煎熬着。时间肯定过得很快，因为无暇去想。从最初的计算日子到后来的放弃计算，我渐渐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节奏。没有烟，没有酒，没有女人，没有电视，大抵监狱的日子也是这样的。我像一只适应能力强的老鼠，满足于这种得过且过的状态。现在每天太阳从东方升起，我都会快快乐乐地去上课。待了一段日子后，我发现军营的生活不算太坏，只是寒冷的天气和永远穿不暖的制服给我带来些小小的麻烦。入伍后的第三个星期，我突然病倒了。原因是天冷，风大，晚上宿舍的窗户总是封闭着，中央空调成了病菌传播最好的媒介，将某张嘴里呼吸出来的恶臭传送到每个张开嘴的倒霉蛋的肺里。我那超常大的扁桃体自然很快中招。早上起来，头痛难忍，喉咙肿痛，口水难以下咽。我坚持了一天，不得不在第二天一早向组织提出看病的要求。教官痛快地签完字，班里的卫生员带着我去卫生所。
第一次来到营地的医院，我才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建筑物都像我们宿舍那么老旧。这所医院有着大大的落地玻璃，还有宽敞又明亮的大厅，医生穿着漂亮潇洒的军官服穿梭其中，使医院呈现出不同于一般民间医院的英武之气。我突然想，如果能当个军医，每天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也不错啊。
不过，病人就没那么可爱了，只听得门诊排队处咳嗽声一片，看来流感蔓延得挺严重。但在排队的时候，我发现有些人并不真像生病，和别人有说有笑，挺欢实的啊。我开始怀疑，真的有这么多人生病吗？美国大兵的身体应该不至于这么差，这么容易病倒吧？再说了，以我在美国生活这些年的经历来看，很多老美都是天生的演员，演什么像什么，所以不能排除有人为了能休息一下而装病号？毕竟，这个季节的气候很差，等到春暖花开再假装感冒发烧，难度就更高了……
我发着烧，糊里糊涂地等了足足两个小时，才轮到医生的诊治。也许真的是装病的人太多了，医生先是看了我一眼，目光中没有丝毫的同情，直到量完体温，他的声音才柔和起来。
“急性扁桃体炎，高烧39度8，你确实病了，小伙子。给你开一天卧床休息，两天列席训练，3天后来复查。这已经是最大限度的病假了，因为确实有一些素质不高的人为了逃避训练，跑到这里来弄假条。”哦，原来如此。我配合地点了点头，心里其实暗骂：都是某些人闹的，搞得我们这种真生病的人也不能消停地养病。
尽管发现我是真病号之后，医生的态度明显好转，但他还是吝啬地只让我卧床一天，第二天就要“列席训练”，意思是别人训练，我在旁边站着看。只要我还能站着，就休想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
我冲着这位少尉军医说了声谢谢。仔细看了一下我的病假证明，“医生建议”那一栏，他在“不做剧烈运动”“不做俯卧撑”“不做蹦跳练习”“不体罚”“不排队就餐”等几项前打了对钩。我拿着证明，取完药，摇摇晃晃地向教学楼走去。
我们平时都是列队去上课，这次我有机会一个人享受走在营地大街上的特权。我头上戴着毛线防雪帽，像特种兵的面具，翻下来可以遮住嘴和鼻子，只露出两只眼睛。脖子缩在衣领里，迎着风雪，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平时十几分钟的路程，用了我半个多小时。
“这是我的病假证明，我发烧了，法兰克先生。”我声音很小，晃晃悠悠地站在老师的旁边，好像随时要倒下的样子。班上的同学都停下来看着我。
“不用看你的证明了，士兵，你肯定病了，快回去休息。”老头站起来推着我向外走。
“下次不用给我拿假条来，先休息，跟你们班长说一声就行了。我知道你们的规定，那也得看情况。”他带上门后小声地对我说。
“我可不想还有下次。”我笑着跟他说，那笑的样子一定像哭。
“是，是，当然，我也不希望你再生病。”他拍拍我的肩膀，“小心点，好好过。”说完他进了教室。
我突然心血来潮，转过身走到莫妮卡的教室，从窗户外匆匆地扫了一眼。她正低着头，没看见我，我反而没那么紧张了，就又多看了一眼，在心里说了声再见，然后心满意足地走开了。
生病竟然成了一种享受。我躺在床上，享受卫生员送来的病号特餐，味道其实还可以，我没有什么胃口，甚至觉得难以下咽，但这些并不重要，我享受的是被人照顾的感觉。虽然只有一天，还是在身体很不舒服的情况下度过的，但我充分享受了那份宁静。当所有人在外面列队、跑步、喊口号的时候，我可以在空旷的宿舍里昏昏入睡，或者胡思乱想，那种感觉真奇妙。
这次生病，让我意识到自己又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战胜自己。
为什么美国海军这么牛？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快班里，军队从来不会发给我们什么教科书，只有很简单的小册子，有时候干脆就是打印出来的几张纸，今天两张明天三张的，最多再加上几页参考资料，而且所有这些东西下课时都会回收，更不会留什么作业。为什么？据我的观察，军队不想让任何东西影响到军人的训练。如果有人下课后回到营地，还嚷着要写作业、逃避训练，那该怎么办？所以我们总是两手空空地进出教室。
但脑袋可不会“空”着。我们几乎每堂课都有随堂小考，虽说题目不难，都是刚刚讲过的知识，但只要不认真听，一样过不了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