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了，天气更加寒冷，我后悔穿的衣服太单薄了。听说不能带太多的东西，我只背了个旅行包，里面有一把电动剃须刀、一包烟，还有好多家人的照片。后来进了军营才发现，电动剃须刀不让用，我只能在小卖店买一次性的剃须刀。那包烟一进军营就被没收，我还在心里喊了声“永别了，最后一包万宝路”，我以为自己从此就戒烟了呢。衣服只带了一件衬衫和自认为可以压缩的羽绒服，因为我听说军营里的柜子很小，一件军大衣就占满了，厚衣服就得扔掉。
书我倒是带了几本，基本都是中文书，虽然我知道应该抓紧提高英语，但心想反正主动也好、被动也罢，我的英文都会好起来的。反倒是中文，今后可能就不太有机会再讲再听了，那就看看用汉字写的书吧，至少在情感上有一种满足。
远处有两束灯光渐渐明亮起来，这就是来接我们的大巴，从风雪中渐渐开近，嗤的一声停在我们面前，车门打开，跳下一个士官：“把你们的报到通知给我，快点！”
他说话的语气很严肃，同时有一种很怪异的娘娘腔，走路的时候臀部一扭一扭，我就是再没经验也能看得出他“举止不俗”。
我按他指定的位子坐下，车上已经坐满了前来报到的新兵，没人说话，看起来都像我一样呆头呆脑、不知所措。我是被冻得有点犯傻，这些呆瓜是为什么？这不像美国孩子的风格啊。
“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的新兵训练已经开始……从上这辆车的那一刻起，你们的屁股就属于我的了……明白吗？”
他在车上来回踱着步，臀部还是扭来扭去。他个子不高，有点胖，在白人里也算是很白的了。他走得越来越快，臀部也扭得越来越快，边走边用手拨弄着每个椅背。我被他绕得晕头转向，更被他走到车头突然转身的动作差点逗乐了。他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有几句话我还是听懂了，总之就是说我们都是他案板上的肉，跑不了了。在说着“我们的屁股属于他”的同时，他一个急转身，伸出酷似莲花指的手势指着车上的人，那句“明白吗”活像个大丫头撒泼。我想这哥们儿太神了，简直是一大活宝。美国人说话的时候喜欢把屁股带上，经常屁股这屁股那，我屁股怎样怎样，他屁股怎样怎样，类似北京糙老爷们儿常把妈咪挂嘴边儿，这我早已听得很习惯了，但这家伙说得很认真，好像不是在开玩笑，我心想，我的屁股千万别属于他，他还是另找别人吧。
“我让你们说话你们才能说话，让你们坐着就坐着，让你们放屁就开始放屁，让你们思考才思考，不同意的现在就可以把你的屁股带回家！”
这位皮肤白皙的同志哥的开场白着实让我大吃一惊，这也算是打招呼吗？我们千里迢迢赶过来容易吗？怎么连句问候都没有啊？吓唬谁呢！我看到莫妮卡在偷笑。我却面无表情，装作没听见，但心里凉了一半。回想起征兵处那几张笑容可掬、毕恭毕敬的脸，再看看眼前这张严苛又扭曲的脸，我明白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
Great Lakes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北部，成立于1911年，是美国海军最早的新兵训练营，每年训练超过4万名海军新兵。每个新兵都要接受8—9周的训练。
我缩头缩脑地随着“鸡群”走进了营地的大门，一种一入宫门深似海的感觉从心底油然而生，跨进这个门，我就不是原来的我了。
当然，发生改变的绝不仅仅是我自己。现在上千个年轻人挤在这个大堂里，在一起熬夜的过程中初次体会到“军人”的含义。大堂的正前方，坐着一些士官、士官长、军官。一个军官讲完话，又吩咐其他士官开始发表格和铅笔。我们要填一堆表格，要等候发名牌和正式签约，这所有的程序我事先一无所知，我不禁问自己，难道在考场的时候我向上帝发的誓还不算数吗？以为宣誓了就一切OK的我似乎有点天真，忘记了在司法系统极其完善的美国，肯定是要以法律文件和签字为准。
于是我又被问了一大堆问题：有什么病史（好多专业名词连听都没听过），是否梦游（我只有说过梦话），是不是同性恋，有没有犯罪记录，婚史几次，有没有暴力倾向，参加过什么义务军，有没有被开除的经历……有的问题只需回答Yes or No，但有的则需要详细解释。比如要求把读过的所有学校都填出来，于是我从“北京某某小学”写起，还得把中文名字翻译成英文——估计谁看这个表格都会头晕，但这是他的事情——谁让他出这么多问题，还让我头晕呢！
让人高兴的是，他们还问了我的银行账号，应该是发工资用的吧，这倒不赖，马上就要半个月发一次工资啦。
我们还收到一张通知单，列出了军队的行为准则，它是这样写的：
“军队生活绝不同于民间生活，有它特殊的法律、规则和习惯，还有一些个人生活习惯受到限制。有些行为在普通社群不允许，军队也不允许；有些行为普通社群允许，军队可能不允许。军队要求军人拥有更高的道德水准，因为这点会影响军队的作战素质。军人要做好在任何时间赶赴世界任何地方的准备。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不论在基地内还是基地外，军人都必须严格遵守军队的条款，直到退役。军人在触犯条例的情况下，可能会被强行开除，比如严重的不轨行为、严重的暴力倾向、强奸、性骚扰、同性恋、吸毒和酗酒，身体超重也不行。军人不能与同性结婚。需要哺乳的妇女必须离开军营，因为她们不能随时去任何地方执行任务……”
我大笔一挥，签上名字，表示愿意遵守。
另一份文件肯定不是针对所有人，这是一份反间谍的协议：
“因为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你会成为他们的情报部门的目标。你得到这份通知是因为你自己列出的亲属和朋友目前还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生活。很不幸，因为有的国家会想办法盗取美国军队的情报，有些政府可能要挟你的家人和朋友，或者给予他们好处来换取信息，还有的政府会更简单地直接利用金钱和友情诱惑你。希望你永远不会碰到这样的外国机构，想方设法从你这里得到任何情报。但是如果你遇到了这种事，或者你认为自己可能被他们接触，美国海军认为，你有责任把这件事向你的上级汇报。”
对这份文件，我除了签字，好像也很难再干别的什么事。
当时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每个人前面都摆着一张小课桌和纸笔，就像考试一样。整个房间里只听见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因为军队规定士兵之间不许互相交流，不能公开问询，如果有问题只能问负责人。困了怎么办？站起来！如果挡着别人的路了，就到后面去站一会儿，再回来继续填表。有的人先填完了表格，只能干等着。虽然有空调，但房间还是越来越热，很多人把衣服脱下来，只能堆在地上。
我用目光在人群中搜寻着一起坐车过来的女兵莫妮卡。莫妮卡是墨西哥裔，来美国6年多了。她的父母当年偷渡来的美国，后来拿到绿卡就把她申请了过来。她的父亲给一家中餐馆打工，在厨房里做油锅，也许是油锅味道闻多了，或许是她老爸常往家里“顺”炸鸡翅，她说她对中国人有种很特殊的感情，对我格外亲切。加上我们又是一起从亚特兰大过来的，我们自然成为了好朋友。
刚才去换衣服、剃头时我们就被分开了。开始时她坐得离我不远，好像也在看我。她的头发也剪了吧，好像发型变了，显得更清纯了。我胡噜了一下自己的光头，冲她做了个鬼脸。其实我这样也不算是光头，只是有点头发茬子贴着头皮，怪扎手的。
我有点兴奋，又有点紧张，紧张的是自己的英文水平一定会招来麻烦，表格上那些法律名词也搞不清楚什么意思。于是我悄悄地问莫妮卡，但是她不会中文，瞪着眼睛看我，也不明白我哪里不懂，最后我干脆把她的表格要过来，看她填的答案来猜测问题是什么意思，我再作答。
夜里10点多，我还没觉得困。在房间里也不觉得冷，只是有点饿，平时在家这会儿该吃消夜了。
“今天会是很长的一天，你们今晚只能睡大约3个小时，不要让我在这里听到呼噜声，实在太困了可以站起来几分钟，不许讲话！”严厉的声音再次响起。
后来的事实证明，军队绝不夸张，说“赐给”你3个小时的睡眠，绝不会延长。那天晚上我们就是将近凌晨两点才能躺到床上去的。
填写“阵亡抚恤金”时，我提起了精神。虽说战争与阵亡似乎是军人的宿命，但我没想到美国军人的抚恤金有这么高。据这里的军官介绍，美国军人的阵亡抚恤金从1908年开始发放，最初只有几百美元，1956年提高到1800—3000美元，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又提高到6000美元，而且免税。另外，军方还支付几千美元的葬礼费用。（据说几年后美国国会有议员提出议案，建议将抚恤金数额提高到10万美元）
但我觉得没有人会想要拿到这笔钱吧。其实与抚恤金相比，美国军方更大的投入是在人身保险上，每个美军士兵有25万美元的人身保险，但我们每个月只需要缴纳16美元的保险费。
在填表时，我问负责人，保险的第一受益人如果是我妈妈，她在中国能否领到钱？负责人是个40多岁的白人女人，闻言做出了惊讶的表情，还很凶地冲我喊：“Why your mother？Of course your wife！”
我尴尬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也因此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美国人的家庭观，即一旦有了配偶，他/她就是最神圣最值得保护的，尤其是在有孩子的情况下。因此我将妻子填写为第一受益人。
“把表格仔细看清楚了再填，填好后等我叫名字，拿着你的ID卡到前面来……如果有人想退出，这是最后一次机会……签完字领完你的军人卡，再想退出就……”
“就什么？他说？”后面的话我没有听清，或者说没有听懂，我赶紧问莫妮卡。
“就按逃兵论处！”她小声向我重复了两遍。我终于明白了。
我正在琢磨教官刚才说的话，他再次发话了：“最后一次机会，想回家的现在就举手！”
那种阵势很容易让人动摇，但我想大多数人应该和我想的一样：来都来了，还不试试？中国人不是说“既来之，则安之”嘛；况且已经跟亲朋好友吹过牛了，在他们自豪和期待的眼神中踏上了征程，现在就退出也太逊了吧。可我有种预感，可怕的日子很快就要来临，那时想走也走不了了。
在静默中，我真的看见了有人举手，然后被带走了。但绝大部分人动都没有动，在我们之前来的人也听到同样的话了吧，而且后来一定有人后悔当时没大胆地站起来喊一声：“我他妈的不干了，送老子回家！”
我只希望这个程序早点结束，钻进温暖的被窝美美地睡上一觉，管他明天是下鹅毛还是下刀子。冷点就冷点，苦点就苦点吧，他们总不能打人吧，总得让人睡觉让人吃饭吧。我又不是犯人，更不是俘虏，他们可得讲人权！
午夜12点，终于叫到我的名字，我分在127班，莫妮卡分到了126班，和我们是“兄妹班”。她们班全是女兵，我们班里都是壮丁，大家都从补习英语开始。
我觉得老美很有意思，只不过是英语补习班，却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Fast division（快班）”，在这里，所有母语不是英语的人都要做3周的词汇量练习加1周的阅读训练，有的甚至达到5周（母语是英语的人只需要3周）。换句话说，我们这些“老外”要比那些正牌儿军在这里多待至少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心想，这还叫快班？这不是成心挤兑人吗？
来到127班的宿舍，已经是午夜1点多了。一个年老的教官讲了15分钟欢迎词和警告语，接着，一个年轻的教官阴阳怪气地告诉我们早上5点必须起床，还有一大堆的程序要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完成，不知还有多少表格等着我们填，多少预防针等着我们去打。我决定先不想这些，关灯令一下，钻进上铺就睡。66个人的班里，有一半的人在1分钟之内打起呼噜，而我在1分半钟的时间进入了梦乡。在梦中，我好像听见各种语言的梦话，有西班牙语、菲律宾语、越南语、韩语，其间混杂着英语，我则用中文使劲儿地叫：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啊？可我怎么使劲也叫不出声来。
每个人都有一张目标卡
入伍第一天，先办理军人证件和身份牌（俗称“狗牌”），再到量衣间量身材，领制服。大部分军装是分大、中、小号的，但夏天和冬天的礼服，都是根据每个人的身材定制的。我领到的第一件大衣上绣着Luo X，是我的姓“罗”和名字的第一个字“雪”的字母（我的英文名Roman，只有熟人才会叫），还有我在美国的社会安全号码的后四位，以及“127”——我的班号。
然后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做尿样化验（查看是否使用毒品）、洗牙和必要的牙科手术，注射各种疫苗，所有你能想到的疫苗都打一遍，那几天我感觉把我这一辈子的针都打完了！到后来，胳膊上都没地方下针眼了。我当时就发誓，以后生病尽量不打针！
该配眼镜的还得去配眼镜。我不用配眼镜，幸亏我视力好，因为那种指定专用的眼镜看起来像给弱智儿童戴的。
理发的那一天也很逗，当时没有人敢提什么要求，但出来以后大家就开始尽情地互相取笑，因为有的人脑袋上头发少了一块儿，就像中国人常说的“被狗啃”；有的人本来是留着长发，跟摇滚歌星似的，出来一下子就傻眼了。总之大家都觉得自己被判刑了，好日子真的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