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三个儿子，一个都没活下来。房子被烧毁，孩子被烧死。她坐在地上逢人就哭诉，哭诉自己的不幸。等她终于站起身来，又不知道该去哪儿，该去找谁？
我们全家都进了森林：爸爸、哥哥们和我。没有任何人鼓动我们，更没有人强迫，我们是自己要参加游击队的。只有妈妈和一头牛留在村里……
——埃琳娜·费多洛夫娜·克瓦列夫斯卡雅
（游击队员）
我根本就没有多想……我有自己的专业，那是前线需要的。我丝毫也没有犹豫和动摇。其实我没怎么见到谁在这个时候还想安坐家中等待什么。我只记得一位年轻女子，她是我们家邻居……她对我坦诚地说：“我很热爱生活，我喜欢打扮，我不想死掉。”我见过的其他人都不是这样子，也许他们是不想说出来，是掩饰自己。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您……
我记得我临行前把自己房间的花搬出来，请邻居照看：“请帮我浇浇花吧，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可是等到我回来时，已经是四年以后了……
留在家里的小女孩们都羡慕我们上前线，可成年女人们都哭了。和我一起走的姑娘当中只有一个站着没有哭，其他全都哭了。可是后来她也禁不住泪水如潮，一次一次用手帕擦眼睛。她说大家都在哭，不哭不合适。难道我们真的明白了什么是战争？我们那时太年轻了……现在我还经常半夜吓醒，梦见我还在战斗……梦见飞机在空中，是我的飞机，飞得很高……突然又下来……我知道是我被打下来了，只有人生的最后几分钟了……可怕极了，直到醒过来，直到这个噩梦散去。老年人都怕死，年轻人就知道笑。年轻人不相信死！我当时也不相信我有一天会死去……
——安娜·谢苗诺夫娜·杜波罗维纳·库诺娃
（近卫军上尉，飞行员）
从医学院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家里有个生病的父亲。战争就在这时候爆发了。我记得战争是在早上……而我得知这个可怕消息是在上午……树上的露水还没干呢，人们就在说战争来了！直到上了前线之后，我都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我好像突然发现草丛和树木上的露珠那么晶莹剔透，那么清澈明亮。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发生的事情有着那么鲜明的反差。那一天阳光明媚，鲜花盛开，遍地都是我最喜爱的矢车菊，在草地上星星点点，时隐时现……
我记得我们都藏身在小麦田中，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德国鬼子的自动冲锋枪嗒嗒嗒地扫射，然后就是一片沉寂。只听到麦浪摇动的哗哗声。又是一阵德国冲锋枪的嗒嗒嗒……我就想：以后还能听到麦浪的声音吗？那是多么惬意的声音……
——玛丽亚·阿法纳西耶夫娜·加拉楚克
（助理军医）
我和妈妈一起被疏散到后方，到了萨拉托夫……我在那里三个月就学会了机床车工，我们每天十二个小时站在机器旁，忍饥挨饿。我每天只有一个念头：要去上前线。前线总会有些食物吧，总会有面包干和加了糖的茶吧？应该还有黄油吧？我不记得这是听谁说的了，也许是在火车站上听那些伤员说的吧。能从饥饿中活下来的，很显然，都是共青团员。我和女友一起去兵役委员会，没有承认我们已经在工厂工作，否则是不会要我们的。就这样我们当上了兵。
我们被派到梁赞步兵学校，那里是专门培训机枪班长的。重机枪很沉，都得自己拖着走，我们就像马匹一样。夜间要站岗，留意捕捉每一种声音，就像猞猁一样，每个沙沙的响动都要密切小心……在战争时期，就像俗话所说，我们一半是人一半是兽。真是如此……没有独到的本事就活不下来。如果你只是个人类，那就无法安然无恙，脑袋随时搬家！在战争中为了自保，必须要学会某些本事……必须要找回人类还没有完成进化时的那些本事……我不是很有学问，只是个简单的会计，但我知道这一点。
我打到了华沙……大家都像是散兵游勇了。用我们的话说，步兵是战争中的无产阶级。我们简直就是爬行前进……不要再多问我了……我真不喜欢战争书籍，不喜欢看英雄书籍……实际上我们都疾病缠身，咳嗽不断，睡眠不够，肮脏不堪，衣衫褴褛。饿肚子更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胜利了！
——柳鲍芙·伊万诺夫娜·柳布契克
（排长，冲锋枪手）
我知道爸爸阵亡了……哥哥也牺牲了。死或不死，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最可怜的是我的妈妈，她本来是个大美人，一瞬间却变成一个老太婆，被命运折磨得不成人形，因为没有父亲她就活不下去。
“你为什么还要去打仗？”她问我。
“我要为爸爸报仇。”
“如果爸爸看到你背上了枪，他也不会好受的。”
从小就是爸爸给我编辫子，扎蝴蝶结。他自己就比妈妈还喜欢穿漂亮衣服。
我曾经在部队里做电话接线员。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指挥官在电话中大嚷大叫：“援兵，我要援兵！我要求补充兵力！”每一天都是这样子……
——乌里扬娜·奧西波夫娜·赫姆泽
（中士，话务员）
我可不是女英雄……我过去是一个美人坯子，从小就受到溺爱……
战争爆发了……我不愿意去死，又那么害怕打枪，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射击。唉，有啥法子呢！我还很怕黑，害怕进入茂密的森林。当然我也害怕野兽啦……嗯……反正我无法想象自己怎么可能和老狼或者野猪相遇。小时候连狗我都害怕呢，因为我很小的时候被一只大牧羊犬咬过，从此我就怕狗了。唉，有啥法子呢！我就是这样子啦……可是在游击队里我学会了一切：我学会了用步枪、手枪和机枪射击。如果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表演给你看，记得可牢了。我甚至还学会了除了刀铲之外没有任何武器时怎样和人搏斗。我也不再害怕黑暗与野兽了……不过见到蛇还是要绕着走，我一直不能习惯蛇。一到深夜，在树林中常常有野狼嗥叫。我们坐在自己的掩蔽洞里，一无所有。只有外面的恶狼和身体的饥饿。我们栖身的掩蔽洞非常小，也就是个猫耳洞。森林就是我们的家，游击队的家。唉，有啥法子呢！战争结束后我就一直害怕森林了……我现在从不进入森林……
整个战争中我都在想，要是能够坐在家里依偎在妈妈身边该多好。我有个漂亮的妈妈，非常美丽的妈妈。唉，有啥法子呢！我自己又不可能决定……身不由己……我们被告知……德国占领了城市，我知道自己是犹太人。战前我们所有民族都和睦相处：俄罗斯人、鞑靼人、德国人、犹太人……不分你我。唉，有啥法子呢！我以前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犹太佬”这个词，因为我只是和父亲母亲还有书籍住在一起。战争开始后，我们变得跟麻风病人似的，到处都被人驱赶，人人都对我们避之不及。甚至我们过去的一些朋友也不再打招呼，他们的孩子也不敢同我们打招呼。有些邻居还对我们说：“交出你们所有的东西吧，反正你们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在战争之前我们与他们还都是好朋友啊，每天叫着沃洛佳叔叔啦、安娜阿姨啦……忽然间全都变了！
妈妈被他们射杀了……就是在我们不得不搬到犹太人隔离区去的前几天。城市无处不在地张贴着禁令：犹太人不允许在人行道上走，不允许去理发店，不允许在商店里买东西……还不许笑、不许唱歌……唉，有啥法子呢！妈妈还没有习惯这些禁令，她还总是四处逛街。大概她不相信这些是真的……也许她是去了商店？人们非常粗鲁地对待她，她还报以微笑。妈妈是个绝色美女……在战争之前她是爱乐乐团的歌唱家，人人都喜爱她。唉，有啥法子呢！我觉得，如果她不是那么漂亮的话，或者她一直跟我或爸爸在一起的话……我想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有个陌生人在深夜把我们带去看她，她已经死了，身上的大衣和靴子已经不见了。这真是一场噩梦，那个可怕的夜晚！太恐怖了！妈妈的外套和靴子都被人抢走了，还抢走了她的金戒指，那是爸爸给她的结婚礼物……
在隔离区里我们是没有自己的住房的，只能挤在别人房子的阁楼上。爸爸有一把小提琴，那是我们家战前最贵重的物品，爸爸想卖掉它。我当时扁桃体发炎很厉害，躺在床上发高烧无法说话。爸爸想要买一些东西给我吃，他怕我会死掉。没有妈妈我真的要死了……听不到妈妈说话，没有妈妈的怀抱。我是个从小受到宠爱娇生惯养的女孩……就这样，我在床上躺了三天等爸爸回来，后来有认识的人传话来说，爸爸也被打死了……他们说，就是因为那把小提琴……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么贵重，只记得爸爸离开的时候说：“太好了，也许能换来一罐蜂蜜和一块黄油呢。”唉，有啥法子呢！我没有了母亲……又失去了父亲……
我出去寻找爸爸……就算他死了，我还是想找到他，我要和他在一起。我那时是金色头发，不是黑色，头发和眉毛都是金黄色，在城里谁都不敢接触我。我去到市场……见到了爸爸的一个朋友，他已经搬到农村住了，和他父母一起。他和我爸爸一样也是个音乐家，我叫他沃洛佳叔叔。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把我藏在一辆盖着帆布的货车上。车上又是猪在拱又是鸡在叫，开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唉，有啥法子呢！一直开到晚上。我睡过去，又醒过来……
就这样，我投奔了游击队……
——安娜·约瑟佛夫娜·斯特鲁米林娜
（游击队员）
那次阅兵……我们游击队员和红军部队一起列队受阅，但是阅兵之后我们被通知要上缴武器，回去重建城市。我们很纳闷儿：怎么回事啊？战争还在进行，仅有一个白俄罗斯刚刚得到解放，我们怎么能交出枪支？！我们每个人都想把仗打下去。于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们那儿所有的姑娘都来了……我向他们表示：我是护士，请把我派上前线。兵役委员会的同志许诺说：“好吧，我们一定考虑您的要求，等需要您的时候，我们马上通知您。您先去工作吧。”
我等啊等……可他们根本没来找我。于是我又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一连跑了好多次。最后，他们对我说了实话，护士已经太多了，不再要护士了，不过明斯克市正需要人清理废墟……
您要问，我们那儿的姑娘们都是些怎样的人？我们游击队有个叫切尔诺娃的，已经怀孕了，还把地雷夹在腰里，紧靠着胎儿噗噗跳的心脏。通过这件事您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了。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又何必说？我们从小就受这种教育：祖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祖国。我还有一位女友，她带着女儿走遍全城，在小姑娘的裙子里，好几层传单裹在身上。女儿举起小手，央求妈妈说：“妈妈，我太热了……妈妈，我难受……”这时大街上布满了德寇和伪警。德国人还可能瞒过去，要想蒙骗伪警就太难了。他们也是俄国人，他们了解你的生活，能看透你的内心，猜到你的心思。
就连孩子们也参加了游击队……是我们把他们带到队伍上的，但他们毕竟是孩子。如何保护他们的安全呢？我们就决定把孩子们撤出前线，可是他们还是从儿童收容所跑回前线来。他们在路上、在火车上被截住，但还是一次次逃出来，再次跑上前线。
恐怕要过上几百年才会弄清楚这段历史：这是怎样的战争？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怎样造出来的？您可以设想，一个孕妇怀揣着地雷……而她还在等着自己的孩子降生……她热爱生活，她想活下去……她当然心里也害怕。可她还是那样做……她那样做不是为了斯大林，而是为了自己的后代，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她不愿意跪着生存，不想向敌人屈服……也许我们当时都太盲目了，我甚至也不否认当时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也不明白，但我们的盲目和纯洁是共存的。我们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由两个生命组成的。您应当明白这些……
——薇拉·谢尔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
（游击队护士）
夏天开始了……我正好从医学院毕业，获得了文凭。就在这个时候战争爆发了！我立刻被召到兵役委员会，得到的命令是：“给您两个钟头时间，收拾一下，我们就送您上前线。”我急忙回去整理行装，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一只小手提箱里。
您打仗随身带的是什么？
糖果。
什么？
满满一皮箱糖果。我从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农村工作时，给发了安家费，一有了钱，我便用它们统统买了巧克力糖，整整装了一皮箱。我知道在战争中我是不需要现金的。在皮箱的最上面，我摆放了一张医学院同班同学的合影，上头全是女孩子。就这样，我又赶到兵役委员会报到。兵役委员问我说：“您想我们派您到哪儿去呢？”我反问他：“我的女伴要去哪儿？”——我和她是一起毕业分配到列宁格勒州来的，她在邻村工作，离我十五公里远。兵役委员听了我的话笑了：“她恰恰也是这样说的。”于是，他拎起我的皮箱，要送我上一辆卡车再去火车站：“箱子里是什么，这么重？”“是糖果，一箱子都是。”他不说话了，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我看出他心情很不自在，甚至有些难为情。这是一个中年男子……他知道要把我送到哪儿去……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季霍米洛娃
（助理军医）
我的命运是在一瞬间决定的……
兵役委员会贴出了一份公告：“需要司机。”我就是从司机训练班出来的，学了六个月开车……我本来是个教师（战前我读过中等师范），但根本无人问津，战场上谁需要教书的？需要的是军人。我们训练班里有很多姑娘，组建了整整一个汽车营。
有一天外出训练……我一想起这事就不由自主地要流泪。那是在春天，我们打完靶返回营房。我在野外采了一束紫罗兰花，很少的几朵。我采来后，把紫罗兰绑在枪刺上，就这样一路走了回来。
